1. 在全文中，鲁迅对范爱农的情感态度是有所改变的。初识范爱农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当留学生们得知徐锡麟被杀，大部分革命份子很愤慨，其中包括鲁迅，他主张发电报。但范爱农在此刻，作为徐锡麟的学生，表现的与其他人大相径庭，出奇的冷静，让鲁迅感到意外并气愤，他幼稚的认为身为学生的范爱农应该对老师之死极度悲哀，而实际上说出“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让人听着有些冷的话。实际上，范爱农已经看清了,其实这些革命者发电报之类的行为根本无济于事。后来在故乡鲁迅邂逅了范爱农，两人可怜的境况使他们相互嘲笑并感到悲哀。此时，鲁迅渐渐有些同情范爱农，因为自己近乎与他沦落到一个境界。报馆案事件中，虽然没有涉及到范爱农，但这时的鲁迅已变为范爱农的影子，在对待青年革命者过激的行为上显得成熟起来。范爱农，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无法在黑暗社会中立足，他的内心的悲哀的。这就导致他的死。鲁迅对于他的死感到惋惜，他其实希望有更多像范爱农似的革命者能够认清当时的社会而不是进行口头革命，一味的投入热情。
2.初读文章范爱农给人的印象离奇，而且很可恶。他与别人格格不入。但仔细分析文章，可以发现范爱农有强烈的欲望改变旧中国，可他的希望一次次破灭，导致最后的绝望。在这种情势下，范爱农到底是怎么死的已不再重要，因为在当时浑浑噩噩的国度里，范爱农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满现实、不屈不挠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心志和性格的范爱农们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范爱农的悲剧就不是孤立、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具有典型社会意义了。因为，在范爱农身上鲁迅先生看到了那一代处于彷徨、苦海中的知识分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