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珍对《音鉴》兼列南北两系官话语音及声调系统的用意非常坚定。
《音鉴》全书共六卷，其中五卷为导论性内容，主要介绍音系构成及其学习方法，内中也包含探讨南北方音差异的部分，分别见于“北音入声论”（卷四，条 25，1b-17a）和“南北方音论”（卷四，条 26，17a-18b）两部分（题为“问”），而所有经其分辨的南北变体均收入《音鉴》音系，它们是：
（1）北音入派平、上、去三声。
（2）南音 jiāng 江、gāng崗两母不分。
（3）南音 shāng -sāng商桑、cháng -cáng長藏、zhān- zāng章臧六母不分。
（4）北音 ciāng -qiāng 槍羌、ziāng -jiāng 將姜、siān- xiāng ェ香六母不分。②
第一个差异反映了北系官话方言入声派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的情况。
李汝珍对该问题的阐释是以回应提问“前言北无入声，其义可得闻乎？”的形式出现的，他指出：北音中，“入聲如七qī、發fā之類， 皆以陰平呼之；十 shí、斛 hú之類，皆以陽平呼之；鐵 tiě、筆 bǐ之類，皆以上聲呼之；若 ruò、木 mù之類，皆以去聲呼之。”在其完整的语音系统中，所有这些字都有一个基于南音的入声音：“七 /tsʻiʔ/、發 /faʔ/、十 /ʂəʔ/、斛 /xuʔ/、鐵 /tʻiɛʔ/、筆 /piʔ/、若 /ʐuaʔ/、木/muʔ/。”③

此外，李汝珍还随文收录了一份翔实的入声字表，并逐一为每个字标注了北音的时音反切，若有同音字，一并加注。
例如，他将 shū“叔”的非入声北音标注为 shū，“霜 諸 切 /ʂuaŋ1*+tʂu1=ʂu1/④， 音 shū書”， 而在其反映南音入声的正式系统中，则标为 /ʂuʔ/（水沃切/ʂuei3+uʔ=ʂuʔ/）。
又如，dá“達”在正式系统中为/taʔ/（等辣切 /təŋ3+laʔ=taʔ/），这里则标注为 dá，“等牙切 /təŋ3+ia2=ta2/”（未注同音字）。
李汝珍非常满意自己对入声的周密处理，认为所列字表“較之周德清所論北音，略加詳備焉”。⑤
* 编者注：本应为上标数字，因排版问题无法显示，特此说明。下同。
① 李汝珍生平资料有限，详见杨亦鸣（1992：6—11）、徐子方（2000）及 Hummel（1943-1944：514-515）。
② 为方便说明，本文对于前面可带舌尖前音 z、c、s 声母的舌面前高元音 i[i] 和 ü[y] 采用了一种稍经修改过的拼音形式（后文偶见），鉴 于此种情况下，i读如英文中的“ee”，而非常规拼音zi、ci和si中的舌尖前高元音。因此，当i为舌面前高主要元音时，我们将标注如： ziee、ciee和 siee，而当 i 为介音时，则不标注。
③ 李汝珍音系转写参考了李新魁（1983：393—394），增补入声标记。加双斜线（如/x/）表示其为宽式记音，严式记音加方括号（如 [x]）。上标数字标识声调，对应如下：1 为阴平、2 为阳平、3 为上声、4 为去声，入声则标记为喉塞音韵尾 /ʔ/。
④ 我们将反切转写如下：/ 字 1+ 字 2= 被注音节的转写/，其中，被注音节的发音根据以下公式求得：/ 字 1 声母+ 字 2 韵母= 被注音节 的转写 /。
⑤ 周德清（1277—1365）是《中原音韵》的作者，该书为最早的北方官话韵书，成书于1324 年。书中，周德清记入声字，并将其分列 于发音相似的平、上、去声之下，但不注反切。

《音鉴》中如此完备的北音入声字表，清楚地说明了入声虽然在当时的北音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官话中却是真实存在的。
李汝珍显然把入声看作《音鉴》音系的基本要素，并将其纳入了该书卷六的韵图中，而其“北音入声论”仅仅是为了指出为什么说“北音无入声”，并用反切来说明它们真实的北音读法。
这些反切都在其官话音系的框架之内，恰好说明了李汝珍系统的另一点：《音鉴》韵图及基于其上的音节拼读实际上可以兼表南北两系方音，这是一个包含了两系官话重要区别特征的泛方言系统。
如此看来，李汝珍音系的形制也是极其完备的，而李汝珍谈到的另外三个南北差异（见上文），则构成了其泛方言官话系统的其他典型特征，它们和入声一道，成为了 20 世纪早期“老国音”系统的基本组成成分。
相对于南音的“江岗”不分，李氏更着重强调二者的分别，认为是北音系统中不符合传统音韵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指出，jiāng 江，北音为“雞雙切/k>tɕi1+ʂuaŋ1=k>tɕiaŋ1/”①，而南音则或若 gāng“崗”，或若 guāng “光”，但后者符合《广韵》反切“古雙切”，按李氏，当读为“/ku3+ʂuaŋ1=kuaŋ1/”。
因此，他认为，南音读法仅仅是一种方音现象，而并非错误（“方音而然，非誤也”）。
尽管如此，李氏仍以带介音i 的北音形式为准，并将之收入《音鉴》韵图，该形式也为后来的老国音系统所采纳。

李汝珍强调的第三个南北差异，是北音区分舌尖前后音（平翘舌音），即z∶ zh、c∶ ch、s∶sh [ts∶tʂ、tsʻ∶tʂʻ、s∶ʂ]的对立，而南音中，每组两音均合流，仅有z、c、s [ts、tsʻ、s]。
这一差异至今仍存在于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和南方系官话之间。
对于该区分，李氏同样以北音形式为准，后来也纳入了老国音的标准系统之中。

相比之下，李汝珍强调的第四个南北分歧则是一个在北音中比较少见，而南音中却保留更广泛的特征。
即南音中，舌尖前音声母在前高元音前不变，同舌根音或舌面前音声母仍保持对立，也就是所谓的“分尖团”。
引李汝珍文如下：
妻悠切（cīee-yōu-qiè /tsʻi1+iou1= tsʻiou1/），秋也。
親烟切（cīn-yān-qiè /tsʻin1+ian1=tsʻian1/），千也。
而北音或以秋为欺悠（qī-yōu-qiè /kʻ>tɕʻi1+iou1=kʻ>tɕʻiou1/），千为欽烟切 (qīn-yān-qiè / kʻ>tɕʻin1+ian1=kʻ>tɕʻian1/)，是以秋千而为邱牵矣。
又如箭藝切（ziàn -yì-qiè /tsiɛn4+i4=tsi4/），祭也。
擠有切（zǐee-yǒu-qiè /tsi3+iou3=tsiou3/），酒也。而北音或以祭为見藝切（jiàn -yì-qiè /k>tɕiɛn4+i4=k>tɕi4/），酒为幾有切（jǐ-yǒu-qiè/k>tɕi3+iou3=k>tɕiou3/），是以祭酒而为計九矣。
又西妖切（sīee-yāo-qiè /si1+iau1=siau1/），潇也。
星秧切（sīng-yāng-qiè /siŋ1+iaŋ1=siaŋ1/），湘也。
而北音或以潇为希妖切（xī-yāo-qiè /h>ɕi1+iau1=h>ɕiau1/），湘为興秧切（xīng-yāng-qiè /h>ɕiŋ1+iaŋ1=h>ɕiaŋ1/），是以潇湘而为鴞香矣。
此……六母，南音辨之細，而北有數郡，或合為三矣。
分尖团指的是上文中 ziee∶ji、ciee∶qi、siee∶xi （/tsi/∶/tɕi/、/tsʻi/∶/tɕʻi/、/si/∶/ɕi/）每组之间的对立。
各组的第一个声母为尖音，第二个声母为团音。
这一对立尽管在当时的有些北方地区（李汝珍注“数郡”）已经消失了，但在很多北系官话方言中却仍然可见，因此，李氏将其收入了《音鉴》韵图。
20世纪早期，分尖团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而老国音系统也分尖团。
现在，普通话以及大多数汉语方言已经不分尖团了。

现将《音鉴》之泛方言官话系统中兼列的南北混合语音特征总结如下：
（1）南音中包含入声的五声调系统。
（2）北音中包含/i/介音及腭化声母的 jiāng “江”类音节。
（3）北音中区分舌尖前后音声母。
（4）分尖团。
以上可能是清官话通语从明官话继承下来的最显著的特征，其所代表的每项对立，在李汝珍看来，都是非常重要并应该保留的。
因此，他拒绝语音合并以及其他会导致对立消失的任何类型的语音演变。各项对立，无论来自北音还是南音，一律从分不从合。②
此外，其音系并不保留仅见于书面记录的区别特征，无论南北，分辨的差异无一例外都能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得到印证。
可见，《音鉴》音系是一个时音口语的反映，尽管其中混合了各地方音。这种复合特质，不仅非常符合 Weinreich（1954）提出的“通变系统（diasystem）”，同时也十分对应 David Branner（林德威，2006b：210）笔下的“由语言学家，通过方言比较，内部整合，从而建立起来的人造复合体”。
①李汝珍将介音 /i/ 视作由字母或反切上字所表示的声母的一部分。舌根音声母 /k、kʻ、h/ 在李氏音系中可能已经腭化为 /tɕ、tɕʻ、ɕ/，也可能没有，对此，我们用“上标 + >”表示，如：k>。
②毫不意外，李汝珍也不认同n、l合并，他曾评论道：“如南音於良/liaŋ2/、娘/niaŋ2/……等母，亦有不分者”（《李氏音鉴》，“凡例”，2a）。n、l不分至今仍是包括南京、板浦在内的江南官话的普遍特征。
此外，南北两系官话还共有一组特征，该组特征同其他的南方汉语方言相对立，从而将两系官话与非官话方言区别开来。分列如下（字例引自《音鉴》）：
（5）上声含有响音声母 /m、n、l、ʐ/ 的音节，例如：買 /mai3/、暖 /nuon3/、兩 /liaŋ3/、軟 /ʐuon3/。（来自中古音的次浊上声归阴上）
（6）仅平声分阴阳，上、去、入声不分。
（7）塞音、塞擦音声母，阳平读为送气音 /pʻ、tʻ、kʻ、tʂʻ、tsʻ、tɕʻ/，来自入声的北音除外。如，蟲/tʂʻuŋ2/、田 /tʻiɛn2/，而達 /taʔ/，北音则为 /ta2/。（来自中古的全浊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8）含有两个鼻辅音韵尾，即 /n/和 /ŋ/（ng），无m韵尾。（无闭口韵）
（9）人/ʐən2/、热/ʐɛʔ/、軟/ʐuon3/、瓤/ʐaŋ2/ 等字有非鼻音声母，通常为舌尖后擦音 /ʐ/。（中古日母非鼻音化）
（10）問 /uən4/、尾 /uei3/、晚 /uan3/ 等字有非鼻音声母，一般为零声母，而非官话方言声母则为[m]。（中古微母非鼻音化）

整体来看清代官话呈现了以上所有。①
官话方言及南北两系官话通语，应当包含了（5）至（10）的全部特征〔尽管特征（6）可能有部分例外〕。
此外，任何版本的清代官话通语，都可能至少含有特征（1）至（4）中的两三项，虽然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口语方言会包含全部四个特征。
可以说，清官话通语是一个包容方音变体的极富弹性的泛方言多元体，而其中某些主要通行于南方的语音特征，如上文（1）和（4），则是权威官话口语的本质特征②，收入《音鉴》韵图即是明证，尽管作者李汝珍说的是北京方言。
当时的北京方言中可能并不包含这些特征，但是李氏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了，所以便纳入了他的音系之中。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20 世纪早期的老国音系统同样也是一个混合南北方音的多元体，因此，下面我们将把视角转向老国音的背景、起源及特征。
① 这些特征均以不同形式反映在清末的西方官话材料中。Joseph Edkins（艾约瑟，1823—1905）在“官话语音系统”（Systems of Mandarin Pronunciation，1864：7-10）一章中对其进行了总结，指出“在此，所有的这些语音形式，我们均将予以阐释。”（1864：9-10）同样，我们在Absalom Sydenstricker（赛兆祥）《通用官话》（General Mandarin）一文中也有相关发现，该文“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中所有的共同要素，并略去了那些不必要的成分”（1888：366）。David Branner（林德威，2006b：216-217）认为赛氏转写系统可能是最早采用单一复合系统表示两种汉语方言的拼写方法。
② 关于19世纪末期西人对南系官话权威地位的记录情况，参见 Edkins（1864：8-10），他指出官话“或四声，或五声”，而五声南京系统最受推崇，“为人所共知”；另，Sydenstricker（1887：154）在对晚清南系官话的描述中曾明确指出入声的存在以及尖团分立，尽管他并没有用到这两个术语。

4 民国初期老国音的复合系统
在19世纪纷乱动荡的几十年间，由于受到欧洲、日本等地国家语言标准化的影响，中国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人们开始寻求通过提高国民整体识字水平以改良教育的有效方法。甲午战争前后，许多学者开始探索如何能够解决传统汉字书写难的问题，并力图建立一种能将语音和书写合为一体的国家标准语。
在汉语罗马字以及日语假名等各式书写系统的启发下，中国的学者开始着力于发展自己的表音书写体系，于是就有了大家所熟知的“切音字运动”，并随之产生了多种汉语书写系统。①
然而，由于是记录语音的，所以每一种书写系统都是围绕一种方言或者个人所偏好的口语标准来设计的。
最终人们达成共识，认为一个国家的标准表音书写系统不应该仅仅适用于一种汉语方言，而是要建立一套规范的发音体系，以作为可供全体中国人统一使用的国家标准语（DeFrancis，1950：54）。
制定国家标准也成为辛亥革命后新生的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1911年，清政府在倒台前的几个月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国家语言和发音标准了。同年的春夏两季召开过两次省级和中央级别的重大教育会议，会上做出了标准国语的制定要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决定。②
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央决策委员会决定把入声包括进来。尽管会议并未制定出细化方案，但决议却清楚地指明，要建立一套包括南方官话特征在内的混合标准③：
各省分会调查后……其雅正通行之語詞語法音韵，分別采擇，作为标准……审定音声話之标准，各方發音至歧，宜以京音为主，京語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訂正，宜以不廢入声为主，话須正当雅馴，合乎名学，宜以官話为主。

读音统一会决定对传统的四声点法稍作调整来标注声调，传统的方式是：平声调在字的左下角加点标注，上声调在字的左上角标注，去声和入声调分别在字的右上角和右下角标注。
而在国音系统里，则阴平不加点，阳平左下角加点，其他声调和传统的标调方法一致，不做任何改动。
由此，构成了与南系官话一致的五声调系统。
原有的章炳麟注音系统为《切韵》音系的36个声母一一提供了语音标注符号，其中包括官话中业已消失的一些声母，如中古汉语的浊声母等，而它们均不见于新版注音字母中。
尽管如此，新系统仍做出了一定妥协。鉴于江苏、浙江等地方言仍存有浊声母，在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大会通过了一项标注浊音的方法，即在声母切字的右上角加两点（后改为单撇号）。
实际上，由于国音是严格基于官话音系的，因而并没有用到浊音符号，这样声母的数目就从章炳麟原系统的36个减少到24个。
章炳麟注音系统中的反切二拼法不能有效地指示介音，比如拼音中的i、u、ü。正常情况下，反切标注中的介音由第二个字也就是反切下字指示，但在后期出现的部分时音韵书、韵图中，也有把介音归入反切上字的情况，甚至两者皆存。
譬如，李汝珍的《音鉴》中，介音i属于反切上字（即声母），介音u属于反切下字（即韵母），而介音ü则是通过i、u相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Simmons，2016）。
可以看出，这种二拼制的注音体系，无论介音如何标示，都要求系统中必须具有相当数量的含有介音的声母及韵母切字，这样才能覆盖所有包含介音的声韵组合。
因此，为了制定出一套更简化的符号系统，读音统一会的代表们决定采用田廷俊（1906）和刘世恩（1909）早期创制的三拼制语音拼写法。①
这种方法在声母、韵母的标示符号之间另加了一个符号来表示介音。就国音而言，他们选用“ㄧ、ㄨ、ㄩ”三个韵母符号来兼表介音i、u、ü。这样便产生了一套由12个韵母和3个介音兼韵母组成的韵母系统，与章炳麟最初的22个韵母相比，数目大大减少了。
三拼制对应的音韵体系植源于元朝中原官话方言中出现的语音现象（耿振生，1992：62），即后来的四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开口呼。
这种韵头四分法的文本记载最早见于16世纪中期的官话韵书和韵图中，因此，读音统一会对音节的分析以及三拼制拼写方法的采用都进一步反映了注音字母与汉语官话的密切渊源关系。

1913年5月13日，读音统一会最终通过了一项名为“国音推行办法”的指导方案。
新的国音标准是通过民主方式制定的，并且明确以官话方言为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基础方言并非北京话。
最终敲定的国音方案，反映的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活语言，而是一个多元的高度理想化的抽象系统。
由于包含了多种方音元素，这一复合系统又被称为“蓝青官话”， 基于此点，Branner（林德威，2006b：219-221）也将其称为“通变系统”。
然而民主的产生方式表明，这一方案的制定似乎更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而不是深思熟虑。
在其基础上，读音统一会于1918年编写出版了第一本《国音字典》，三年后，也就是1921年，民国教育部又发行了修订本《校改国音字典》。
比较《国音字典》和《音鉴》音系，可以找到相似的混合特征如下：
（1）包含入声的五声调系统，反映南音声调。如：“北”为“ㄅㄜ be”，“肉”为“ㄖㄨ ru”，“佛”为“ㄈㄨ fu”。
（2） jiāng“江”类字按北音标准，包含介音 /i/ 和腭化声母，如：“江”为“ㄐㄧㄤ jiāng”。
（3）含有在南音中丢失但北音还保留的声母舌尖前后音之分。
（4）保留了北音中业已消失的尖团分别。②如：“肩”为“ㄐㄧㄢ jian ”，而“尖”为“ㄗㄧㄢ zian ”；“牽”为“ㄑㄧㄢ qian”，而“千”为“ㄘㄧㄢ cian ”；“掀”为“ㄒㄧㄢ xian ”，而“仙”为“ㄙㄧㄢ sian ”。
① 参见倪海曙（1959：160—166、204—207）、Kaske（2008：411）。
② 值得注意的是，京剧中也保留了尖团分别，而“尖团”一词本身即来自梨园术语（Branner，2006b：220）。
前文提到，南北官话共有一组能将之与非官话方言区别开来的语音特征，同样，国音也有：
（5）上声含有响音声母 /m、n、l、ʐ/ 的音节。
（6）仅平声分阴阳，上、去、入声不分。
（7）塞音、塞擦音声母阳平读为送气音，来自入声的北音除外。
（8）含有两个鼻辅音韵尾，即 /n/ 和 /ŋ/（ng），无m韵尾。
（9）有非鼻音舌尖后擦音声母“ㄖ r”。
（10）有的非鼻音零声母字，非官话方言中声母为[m]。

1913年的国音系统也包括不见于北京方言，但却能在别的官话方言中找到的特征。
除上文所列（1）（入声）、（4）（分尖团）外，还有①：
（1）浊唇齿音声母 v，记作“，比如：“微”和“味”，均为“ㄟ vei”（对比“圍ㄨㄟ wei”）。
（2）舌根鼻音声母 ng[ŋ]，记作，比如：“我”为“ㄛngo”，“偶”为“ㄡngou”，“傲”为“ㄠngao”。
（3）舌面前鼻音声母 gn[ȵ]，记作“广”，比如：“捏”为“广ㄧㄝ gnie”，“擬”为“广一 gni”（对比“你ㄋㄧ ni”）。②
1919年5月，民国教育部决定在原版注音字母的基础上，另增一个符号“ㄜ e”，来区分表示o音的符号“ㄛ”，后收入1921年的修订版《校改国音字典》中（林焘，2010：437—438）。
这种设计是为了保留南方官话中某些入声音节之间存在的区别。③比如，“黑”为“ㄏㄜhe”，区别于“喝ㄏㄛho”（比较南京话中的[xəʔ5] 和 [xoʔ5]）；“北”为“ㄅㄜbe”，区别于“薄ㄅㄛbo”（比较南京话里的 [pəʔ5] 和 [poʔ5]）。④二者的区分也可反映当时北京话中的文读音。
老国音的这些特征在各个官话方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整体上却并不见于任何的单一方言中。⑤
正如注音字母体现的，国音确实是一个形制完备的音韵体系，但民国教育部在所编的《国音字典》中却没有对这些语音进行任何描述和说明。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体系不是建立在某一种方言口语的基础之上，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母语发音人作为学习对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本没有以此音为母语的人。⑥

尽管标准的国音是用注音字母来表示的，但是《国音字典》的标音方式却非常晦涩难懂，它没有按照四声点法标注声调，而是期望使用者凭借一种特殊的四字公式来确定声调：
（1）《切韵》音系的声母
（2）“呼”（字典序言中称为“四等”⑦：开口、齐齿、合口、撮口）
（3）传统调类（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4）《切韵》音系的韵母
使用者需根据（1）和（3）来推断国音声调。
具体方法在书中“凡例”部分做了说明（民国教育部，1921：13—14）。如：
同：ㄊㄨㄥ定合平東
動：ㄉㄨㄥ定合上董
两个字都属定母。就同而言，使用者需推断出定母下的平声，为国音中的阳平（现代汉语第二声）；就“動”而言，使用者需推断出定母下的上声，为国音中的去声（今第四声）。
这种拼音表示法的复杂性严重影响了有效建立国音标准的前景。就连那些被喊来教国音的人都觉得确定字典中字的全部发音信息非常困难，更别提一般的使用者了。
虽然这样设计的最初动机是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提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但是产生的效果却是令人极为失望的。
但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人们最初想要把国音体系变为现实的愿望仍然是非常强烈的。
在《国音字典》刚刚发行以及注音字母初为大众所知的那些年，知识分子和教育界对这种混合标准还是十分热捧的，Kaske曾生动地记录了发生在1918年到1920年间的公众讨论，其中，钱玄同（1887—1939）、吴敬恒、彭清鹏（1883—?）、刘复（字半农，1891—1934）等很多学者都对其表示了赞同⑧，他们均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着这种包含不同口音和地域区别特征的通用语。
可见，尽管用意在于创设一种国音系统，但是人们的理想标准（包括对异质性泛方言系统以及语言地域变体的容纳度）与《音鉴》中所反映的清朝官话共通音在本质上却是很吻合的。正如钱玄同（1918）所言：
現在國中南北東西語言絕異之人相見，彼此而操之“普通話”，其句調聲音略類所謂“官音”—“官音”與“京音”大同小異，似乎以北音為主亦非全無理由；但是既為國定的注音字母，當然不能專拿一個地方的音來作標準。
①Chao（赵元任，1976：101-103）曾提到过国音中含有入声和分尖团，也含有浊唇齿音和舌面前鼻音声母。
②据 Chao（1976：102），具有区别意义的舌面前鼻音声母仅见于当时的杭州。
③在北京和其他北方官话方言中，/e/ 和 /o/ 是同属一个音位的自由变体（Chao，1976：101；Branner，2006b：221），因此，北京标准音确立之后，“ㄛ”本身一个符号就足够了，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得以采用，所以加入是有用的。
④ 南京音采自钱曾怡（2010）。
⑤ DeFrancis（德范克，1950：58）称之为“读音统一会官话派（京音派）的完胜”，确实，定稿的国音体系明显属于广义上的官话；另一方面，Kaske（白莎，2008：413）基于国音系统的高度复合性，指出这个结果并不能够证明北京话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⑥ 留声机录制了两套标准发音，发音人分别为王璞和赵元任。王璞简单地用自己的方言读法，并没有严格遵循国音体系，赵元任在 1922年发布的录音中，则忠实地遵循了这一音系。但即便有录音模仿，也不曾有人成功地学会过国音，参见 Chao（1976：102-103）。
⑦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呼”与《切韵》音系中的“四等”应严格区分开来，二者差异显著，其相似性只是偶然的。
⑧在1917—1919年的《新青年》里有很多相关的讨论，参见 Kaske（2008：450-457）。

修订版的国音放弃了尖团音的分别，并根据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把入声字分别派入其他四声。
齿唇浊音、舌根鼻音“ng”、舌面前鼻音“gn 广”均放弃不用，而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
最后，委员会设定了一套声调符号，取代了四声点法：阴平不标调，阳平标“ˊ”，上声标“ˇ”，去声标“ˋ”（黎锦熙，1934：177）。①
这些改变消除了国音标准浓重的复合性质，使之变成了较为纯粹的北京音。
随着新标准的施行，“一百万以上说北京话的人突然具备了做教师的资格”（Chao，1976：103）。
1932 年，《国音常用字汇》（以下简称“《字汇》”）出版，取代了原有的《国音字典》，至此，“新国音”开始正式推广。
1932年4月28日，吴敬恒在《字汇》“序文”中指出：
指定北平地方為國音之標準；所謂標準，乃取其現代之音系，而非字字必遵其土音；南北習慣，宜有通融，仍加斟酌，俾无窒礙。……且前公布文中已謂“國音字典所注之音，什九以上與北京音不期而暗合”，则今茲所改，其字數抑又無多。②
《字汇》编者们有意地淡化了新国音系统的本质转变，将北京音视为历史上长期通行的标准音，并抬高了它的声望：
國音就是普通所謂“官音”。這種官音本是北平音，……六百年來早已成為全國的標準音了。……惟因那時 [1913] 是取決於多数，對於現代的北平活音不免忽略……③
然而尽管已决定采用北京音作为标准语音的基础，但编者们并没有与旧传统相决裂：
所謂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把北平的一切讀法整個兒搬了過来，就算國音。④

6 拉丁化新文字：复合模式的最后尝试
正当新国音即将完稿推行时，一个强有力的竞争体系也产生了，这就是由几位在苏联的学者创制的罗马拼音书写体系——“拉丁化新文字”。
新文字由瞿秋白、龙果夫（Alexander Dragunov，1900—1955）等人设计，最初是为了给在苏联的中国人提供扫盲的工具，后来，该方案在海参崴地区获得了广泛推行并随之成为中国国内“大众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各地说各种方言的人提供一种易于学习和书写的文字系统。
比起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注音符号的罗马字拼音方案）①，新文字系统被认为更容易学也更容易写，因而得到了鲁迅（1881—1936）、郭沫若（1892—1978）等人的大力支持。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字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广为使用。
然而，拉丁化新文字也是一种复合系统，并不基于任何单一方言，并且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老国音。
瞿秋白（1931）坚持认为一种罗马字拼写系统不应该偏倚任何方言，而应回归传统的复合音系。
因此，尽管拉丁化新文字的基础是北方官话，但这一北方话却是一种“通用的北方话”（周有光，1961：97）。而林焘（2010：461）在总结当时的局面时，则认为“国语罗马字拼写的是标准语，拉丁化新文字拼写的是方言。②
拉丁化新文字的特征包括③：

拉丁化新文字的特征包括③：
（1）不标声调，从而不会和含有入声调的汉语方言发生冲突—允许四声调系统和五声调系统并存。
（2）保留了尖团音之分，比如尖音“焦”为 ziao，“俏”为ciao，“小”为siao，而团音“教”为giao，“敲”为 kiao，“曉”为 xiao。
（3）保留了南系官话中o 和 e 的分别，而这种分别在北京话中是没有的（见前文）。比如“格”为 ge，而“歌”为 go；“客”为 ke ，而“可”为 ko。对比南京话里的“格 [keʔ5]/ 歌 [ko1]、客 [kʻeʔ5]/ 可 [kʻo3]”。④
（4）部分北京üe 韵字，比如“岳”为yo，“覺 ”为gyo，“雀”为cyo；但是注意“月”为ye，“靴”为xye，“雪”为sye。这些不同对应南京话中的一组对立：“岳 [ioʔ5]、覺 [tɕioʔ5]、雀 [tsʻioʔ5]”对“月 [yeʔ5]、靴[ɕye1]、雪 [syeʔ5]”。⑤
（5）部分现代汉语拼音的 uo 韵，新文字作 o。比如“多”为 do，“弱”为 rho，“桌”为 zho；但“國”为 guo，“火”为 xuo，“說”为 shuo。这种区分在南京话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多 [to1]、弱 [ʐoʔ5]、桌[tʂoʔ5]、國 [kueʔ5]、火 [xo3]、說 [ʂoʔ5]”。
（6）北京话eng 韵逢唇音声母，新文字作ung。比 如，“甭” 为bung，“夢”为mung，“風” 为fung。这些字在南方官话里主元音常为圆唇元音，比如扬州话的“夢[moŋ4] 和風 [foŋ1]”。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