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诸事系年考辨
作者：谭晓斌
班固在《匈奴传》中介绍了虚闾权渠单于在位时的情况：
壶衍鞮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是岁，地节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也，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
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
其明年，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
其明年，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是岁，神爵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私通。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者，代父为右贤王，乌维单于耳孙也。（见《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虚闾权渠单于在地节二年（前68年）即位，死于神爵二年（前60年），前后经历了九个年头，所以是“立九年死”。
《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神爵二年九月“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与“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相合。都犁胡次等人抵达长安时，虚闾权渠单于已死。
如果只看后面的部分，那么“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应该都发生在神爵二年。但是，如果从前面的地节二年算下来的话，就会发现“其明年，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中的“其明年”是元康四年（前62年），相差了两年。
有一种观点认为，“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中的“后二岁”当为“后四岁”之误，因此将“二”改作“四”就可以了。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来看，“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必定发生在“五月”之前，因为匈奴每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见《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如果虚闾权渠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直至“罢兵”真的发生在神爵二年并且在这一年的五月之前，就会产生赵充国将军分身乏术的问题。因为据《赵充国传》，汉朝在神爵元年（前61年）派赵充国平定羌人的叛乱，赵充国上屯田奏，汉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让他留下来主持屯田，直到“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宣帝纪》记载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秋，“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语在《充国传》”；神爵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毫无疑问，将“后二岁”改成“后四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看，《赵充国传》：
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
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
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
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
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
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是岁，神爵元年春也。（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由此可知，“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与《匈奴传》中的有关记载相合，但是不在神爵二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地的，因为下文有“元康三年（前63年）”的纪年。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事情究竟发生在哪一年。
从班固的叙述来看，宣帝在得知“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的消息后，对此是非常重视的，他和赵充国讨论了这件事，“后月余”，在得知了“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的消息后，又和赵充国进行了讨论，并且迅速按照其“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的意见采取行动，“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每件事情的间隔都不会特别长，怎么会从“元康三年到神爵元年，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呢？
《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秋，宣帝在给赵充国将军的一封回书中提到“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其意常恐”，其中的“大开”和“小开”是羌人的两个部落，“五年”指的是“元康五年”也就是“神爵元年”。
据《宣帝纪》，朝廷在元康五年三月改元，“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大开羌和小开羌所说的“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无疑是指“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可见宣帝和赵将军的两次问对虽然间隔了“月余”，但是也都发生在“五年”。因此，“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中的“元康三年”是“元康五年”之讹。
班固无疑是看了宣帝和赵充国这两次问对的档案材料，因为发生在改元之前，上面的纪年是“元康五年”，他一时疏忽，直接抄录了，没有改成“神爵元年”，然后在处理“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等材料时，改为“神爵元年”了。
“三”字和“五”字在传抄的过程中是很容易互讹的，后人传抄时看到前面是“元康五年”，后面是“神爵元年”，而“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以为“五”字是“三”字之讹，就改作“三”字了。
其实，在今本《赵充国传》中还有两处是“三”、“五”互讹。
“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中的“往三十余岁”，应作“往五十余岁”；
“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中的“至征和五年”，应作“至征和三年”。
这两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能证明“三”字和“五”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互讹。
毫无疑问，“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和“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都发生在“元康四年”。
由此可见，班固应该在《匈奴传》“即罢兵”和“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之间，加上“后二岁”三字。
虚闾权渠单于并没有立即选择和平，结合《赵充国传》中的信息来看，匈奴人还是羌人发动叛乱的幕后黑手。（2020年5月12日）
作者：谭晓斌
班固在《匈奴传》中介绍了虚闾权渠单于在位时的情况：
壶衍鞮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是岁，地节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也，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
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
其明年，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
其明年，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是岁，神爵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私通。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者，代父为右贤王，乌维单于耳孙也。（见《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虚闾权渠单于在地节二年（前68年）即位，死于神爵二年（前60年），前后经历了九个年头，所以是“立九年死”。
《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神爵二年九月“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与“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相合。都犁胡次等人抵达长安时，虚闾权渠单于已死。
如果只看后面的部分，那么“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应该都发生在神爵二年。但是，如果从前面的地节二年算下来的话，就会发现“其明年，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中的“其明年”是元康四年（前62年），相差了两年。
有一种观点认为，“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中的“后二岁”当为“后四岁”之误，因此将“二”改作“四”就可以了。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来看，“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必定发生在“五月”之前，因为匈奴每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见《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如果虚闾权渠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直至“罢兵”真的发生在神爵二年并且在这一年的五月之前，就会产生赵充国将军分身乏术的问题。因为据《赵充国传》，汉朝在神爵元年（前61年）派赵充国平定羌人的叛乱，赵充国上屯田奏，汉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让他留下来主持屯田，直到“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宣帝纪》记载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秋，“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语在《充国传》”；神爵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毫无疑问，将“后二岁”改成“后四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看，《赵充国传》：
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
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
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
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
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
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是岁，神爵元年春也。（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由此可知，“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与《匈奴传》中的有关记载相合，但是不在神爵二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地的，因为下文有“元康三年（前63年）”的纪年。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事情究竟发生在哪一年。
从班固的叙述来看，宣帝在得知“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的消息后，对此是非常重视的，他和赵充国讨论了这件事，“后月余”，在得知了“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的消息后，又和赵充国进行了讨论，并且迅速按照其“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的意见采取行动，“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每件事情的间隔都不会特别长，怎么会从“元康三年到神爵元年，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呢？
《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秋，宣帝在给赵充国将军的一封回书中提到“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其意常恐”，其中的“大开”和“小开”是羌人的两个部落，“五年”指的是“元康五年”也就是“神爵元年”。
据《宣帝纪》，朝廷在元康五年三月改元，“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大开羌和小开羌所说的“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无疑是指“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可见宣帝和赵将军的两次问对虽然间隔了“月余”，但是也都发生在“五年”。因此，“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中的“元康三年”是“元康五年”之讹。
班固无疑是看了宣帝和赵充国这两次问对的档案材料，因为发生在改元之前，上面的纪年是“元康五年”，他一时疏忽，直接抄录了，没有改成“神爵元年”，然后在处理“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等材料时，改为“神爵元年”了。
“三”字和“五”字在传抄的过程中是很容易互讹的，后人传抄时看到前面是“元康五年”，后面是“神爵元年”，而“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以为“五”字是“三”字之讹，就改作“三”字了。
其实，在今本《赵充国传》中还有两处是“三”、“五”互讹。
“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中的“往三十余岁”，应作“往五十余岁”；
“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中的“至征和五年”，应作“至征和三年”。
这两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能证明“三”字和“五”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互讹。
毫无疑问，“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和“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都发生在“元康四年”。
由此可见，班固应该在《匈奴传》“即罢兵”和“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之间，加上“后二岁”三字。
虚闾权渠单于并没有立即选择和平，结合《赵充国传》中的信息来看，匈奴人还是羌人发动叛乱的幕后黑手。（2020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