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道里研究（六）
作者：谭晓斌
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发兵征讨郅支单于，汉军兵分两路，向康居国境内的郅支城进军，西域都护甘延寿和陈汤由温宿国北上，经乌孙国，进入康居，另一路向西，经大宛国，进入康居，他们的目标是都赖水畔的郅支城。
进军路上的一些道里信息，我们可以在《汉书》中找到。
尉犁：
“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未接”。
都护治所（乌垒城）：
“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龟兹：
“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
“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姑墨：
“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
“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
温宿：
“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
“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乌孙：
“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
“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
尉头：
“王治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
捐毒：
“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领，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
休循：
“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大宛：
“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在陈世良的文章中，姑墨东至都护治所1021里。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有的版本在此处作“二千二十一里”，有的作“一千二十一里”，他取后者。松田寿男也选择了1021里。
虽然由姑墨“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和龟兹“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来看，“二千二十一里”明显有误，但是班固不会将1021里写成“一千二十一里”，他会作“千二十一里”，因此我取前者。
陈世良认为，捐毒至尉头的里程数“千三百十四里”必是“千三百四十里”之倒误。其理由
是班固对诸国王治之间距离的个位数都不标明。但是，《汉书》原文作“千三百一十四里”，倒过来就变成“千三百四十一里”了，仍然有个位数。
乌孙
610
大宛920休循260捐毒1314尉头300温宿270姑墨670龟兹350都护300尉犁
《汉书》中的数据，并非来自同一份资料，因此诸国王治之间的距离出现个位数也是正常的。
去长安去都护去阳关
乌孙89001721
大宛125504031
休循102103121
捐毒98602861
尉头86501411
温宿83502380
姑墨81502021
龟兹7480350
都护 2738
尉犁6750300
我们可以发现去都护治所里数存在错位的现象，例如温宿国的2380里，并且有六个去都护治所里数的个位数是1。
陈世良认为，1是班固添加的符号数字，没有实际意义，从温宿经姑墨、龟兹至乌垒的距离应该是270+670+350+1=1291里，2380里是经过另一条道路得出来的。
赤谷经温宿、姑墨、龟兹至乌垒的距离应为610+270+670+350=1900里
乌垒至长安的距离为7480-350=7130里
赤谷至长安的距离为1900+7130=9030里
8900里是另一条道路，该道的算法是1721-1+7130=8850里，比8900里少50里是行文中取整数而致。这样，由该道走赤谷至乌垒便出现两种距离：1721里和1770里，这两种距离，《汉书》都曾使用过。
1770+610=2380里，表明温宿治乌垒的道路，是由温宿绕道至赤谷城，再由赤谷城经龟兹白山至乌垒，而不是直接由温宿抄近道至乌垒。
按照这个思路，他搞出了许多条道路，进行了许多令人头晕目眩的计算，最后得出温宿、尉头、捐毒、休循四国去都护治所乌垒的里程，要以乌孙赤谷城来计算，说明上述诸国，也即龟兹、姑墨的西北方，当时均处于乌孙势力的范围之内。通过里程揭示政治势力的中心，不可不说是班固的一番深意了。
由于陈世良误以为这些数字都是班固计算出来的，经过一条道路，只能得出一个数字，如果出现了不同的数字，就是经过其他道路得出的，因此当看到姑墨国至长安8150里、温宿国至长安8350里，而姑墨至温宿是270里时，便认为是班固写错了，即使发现了温宿国去都护治所2380里这种奇怪的现象，也认为2380里是由另一条道路计算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汉书西域传记载道里之特殊方法》。
当然，陈世良认为的正好与事实相反。
绝大部分都是班固取自他掌握的资料。
我之前讨论过都护治所乌垒城去长安的里数问题，通过“尉犁”和“龟兹”可以得到两个不同的数字：
6750+300=7050里
7480-350=7130里
从“尉犁”到“龟兹”的数据，应该来自三份资料。
第一份资料显示：尉犁去长安6750里；
第二份资料显示：龟兹去长安7480里；
第三份资料显示：从尉犁西行300里至乌垒城，从乌垒城复西行350里至龟兹。
班固将这几个数字如实写进了《汉书》中，他既不会将龟兹去长安的里数修改为6750+300+350=7400里，也不会将尉犁去长安的里数修改为7480-350-300=6830里，除非在其中某一数字缺失的情况下，他才会通过相关的计算来得出。
因此，不要看到两个数字不一样，就盲目地认为是经过不同的道路计算出来的。
这些数据是不同的人员和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得来的，有差异是正常现象。
再以赤谷城为例，乌孙赤谷城经温宿、姑墨、龟兹、乌垒、尉犁至长安的里数，我们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多个：
610+8350=8960里
610+270+8150=9030里
610+270+670+350+300+6750=8950里
当然，我们还能得出更多。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为何是8900里呢？
因为这个数字是资料里就有的。
资料里有的，班固直接抄录，没有的，他才会通过相关计算得出一个数字。
大宛国的去长安里数12550里，便是班固计算出来的，但是他一不小心算错了。
陈世良认为，休循至长安的距离10210里，肯定是10120里之倒误。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万二百一十里”当作“万一百二十里”，这可能是班固的笔误，也有可能是后人传抄时产生的错讹。
通过休循至长安的距离10120里加上休循至大宛的距离920里，便可得出大宛至长安的距离，但是班固一时疏忽，又加上了大宛至康居卑阗城的距离1510里：
10120+920+1510=12550里
在班固掌握的资料中，没有记载大宛去长安的里数，所以他通过资料中的其他信息，也就是休循去长安的里数和休循至大宛的里数来计算。虽然他多加了大宛至康居的里数，但是这一错误恰好能告诉我们相关里数是如何得来的。
康居：
“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
“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此处的去长安里数“万二千三百里”就是资料中已有的，所以班固直接抄录。同样的道理，去都护治所的里数“五千五百五十里”，也是他从资料中抄录的。
回到去都护治所里数的问题上，2380里显然不属于温宿国，这可能是班固的笔误，也有可能是后人传抄时窜入的，个位数是1的里数也存在着错位的现象，出错的原因不外乎班固大意造成或者后世传抄中产生。
由于班固对这条路线上的国与国之间的里数都有记载，因此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得到正确的答案。
1411里属于温宿，2021里属于乌孙，1721里属于尉头，2861里属于捐毒，3021里属于休循，4031里属于大宛。
反映出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里数，只有尉头至捐毒的距离与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相差较大。
2861-1721=1140里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是1314里，但是他在后面又特意强调了一句“径道马行二日”。
这“径道马行二日”如何理解呢？
尉头和捐毒之间存在一条近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认为这条近道只需“马行二日”，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径道马行二日”指的是可以节约两天的行程，只有这样理解，才是合情合理的。
1314-1140=174里，与“马行二日”相合。
这反映出在班固掌握的资料中，另有一份行程表，上面写着：从温宿北行610里至乌孙，从温宿西行310里至尉头，复西行1140里至捐毒，复西行260里至休循，复西行910里至大宛。
乌孙2021
610
大宛910休循260捐毒1140尉头310温宿都护
4031 3021 2861 1721 1411
班固在资料中只找到了温宿去都护治所的里数是1411里，其余五国的缺失，于是以1411里为基数，根据这份行程表算出了其余五国的相关里数。（2020年6月3日）
作者：谭晓斌
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发兵征讨郅支单于，汉军兵分两路，向康居国境内的郅支城进军，西域都护甘延寿和陈汤由温宿国北上，经乌孙国，进入康居，另一路向西，经大宛国，进入康居，他们的目标是都赖水畔的郅支城。
进军路上的一些道里信息，我们可以在《汉书》中找到。
尉犁：
“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未接”。
都护治所（乌垒城）：
“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龟兹：
“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
“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姑墨：
“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
“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
温宿：
“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
“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乌孙：
“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
“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
尉头：
“王治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
捐毒：
“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领，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
休循：
“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大宛：
“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
“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在陈世良的文章中，姑墨东至都护治所1021里。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有的版本在此处作“二千二十一里”，有的作“一千二十一里”，他取后者。松田寿男也选择了1021里。
虽然由姑墨“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和龟兹“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来看，“二千二十一里”明显有误，但是班固不会将1021里写成“一千二十一里”，他会作“千二十一里”，因此我取前者。
陈世良认为，捐毒至尉头的里程数“千三百十四里”必是“千三百四十里”之倒误。其理由
是班固对诸国王治之间距离的个位数都不标明。但是，《汉书》原文作“千三百一十四里”，倒过来就变成“千三百四十一里”了，仍然有个位数。
乌孙
610
大宛920休循260捐毒1314尉头300温宿270姑墨670龟兹350都护300尉犁
《汉书》中的数据，并非来自同一份资料，因此诸国王治之间的距离出现个位数也是正常的。
去长安去都护去阳关
乌孙89001721
大宛125504031
休循102103121
捐毒98602861
尉头86501411
温宿83502380
姑墨81502021
龟兹7480350
都护 2738
尉犁6750300
我们可以发现去都护治所里数存在错位的现象，例如温宿国的2380里，并且有六个去都护治所里数的个位数是1。
陈世良认为，1是班固添加的符号数字，没有实际意义，从温宿经姑墨、龟兹至乌垒的距离应该是270+670+350+1=1291里，2380里是经过另一条道路得出来的。
赤谷经温宿、姑墨、龟兹至乌垒的距离应为610+270+670+350=1900里
乌垒至长安的距离为7480-350=7130里
赤谷至长安的距离为1900+7130=9030里
8900里是另一条道路，该道的算法是1721-1+7130=8850里，比8900里少50里是行文中取整数而致。这样，由该道走赤谷至乌垒便出现两种距离：1721里和1770里，这两种距离，《汉书》都曾使用过。
1770+610=2380里，表明温宿治乌垒的道路，是由温宿绕道至赤谷城，再由赤谷城经龟兹白山至乌垒，而不是直接由温宿抄近道至乌垒。
按照这个思路，他搞出了许多条道路，进行了许多令人头晕目眩的计算，最后得出温宿、尉头、捐毒、休循四国去都护治所乌垒的里程，要以乌孙赤谷城来计算，说明上述诸国，也即龟兹、姑墨的西北方，当时均处于乌孙势力的范围之内。通过里程揭示政治势力的中心，不可不说是班固的一番深意了。
由于陈世良误以为这些数字都是班固计算出来的，经过一条道路，只能得出一个数字，如果出现了不同的数字，就是经过其他道路得出的，因此当看到姑墨国至长安8150里、温宿国至长安8350里，而姑墨至温宿是270里时，便认为是班固写错了，即使发现了温宿国去都护治所2380里这种奇怪的现象，也认为2380里是由另一条道路计算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汉书西域传记载道里之特殊方法》。
当然，陈世良认为的正好与事实相反。
绝大部分都是班固取自他掌握的资料。
我之前讨论过都护治所乌垒城去长安的里数问题，通过“尉犁”和“龟兹”可以得到两个不同的数字：
6750+300=7050里
7480-350=7130里
从“尉犁”到“龟兹”的数据，应该来自三份资料。
第一份资料显示：尉犁去长安6750里；
第二份资料显示：龟兹去长安7480里；
第三份资料显示：从尉犁西行300里至乌垒城，从乌垒城复西行350里至龟兹。
班固将这几个数字如实写进了《汉书》中，他既不会将龟兹去长安的里数修改为6750+300+350=7400里，也不会将尉犁去长安的里数修改为7480-350-300=6830里，除非在其中某一数字缺失的情况下，他才会通过相关的计算来得出。
因此，不要看到两个数字不一样，就盲目地认为是经过不同的道路计算出来的。
这些数据是不同的人员和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得来的，有差异是正常现象。
再以赤谷城为例，乌孙赤谷城经温宿、姑墨、龟兹、乌垒、尉犁至长安的里数，我们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多个：
610+8350=8960里
610+270+8150=9030里
610+270+670+350+300+6750=8950里
当然，我们还能得出更多。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为何是8900里呢？
因为这个数字是资料里就有的。
资料里有的，班固直接抄录，没有的，他才会通过相关计算得出一个数字。
大宛国的去长安里数12550里，便是班固计算出来的，但是他一不小心算错了。
陈世良认为，休循至长安的距离10210里，肯定是10120里之倒误。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万二百一十里”当作“万一百二十里”，这可能是班固的笔误，也有可能是后人传抄时产生的错讹。
通过休循至长安的距离10120里加上休循至大宛的距离920里，便可得出大宛至长安的距离，但是班固一时疏忽，又加上了大宛至康居卑阗城的距离1510里：
10120+920+1510=12550里
在班固掌握的资料中，没有记载大宛去长安的里数，所以他通过资料中的其他信息，也就是休循去长安的里数和休循至大宛的里数来计算。虽然他多加了大宛至康居的里数，但是这一错误恰好能告诉我们相关里数是如何得来的。
康居：
“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
“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此处的去长安里数“万二千三百里”就是资料中已有的，所以班固直接抄录。同样的道理，去都护治所的里数“五千五百五十里”，也是他从资料中抄录的。
回到去都护治所里数的问题上，2380里显然不属于温宿国，这可能是班固的笔误，也有可能是后人传抄时窜入的，个位数是1的里数也存在着错位的现象，出错的原因不外乎班固大意造成或者后世传抄中产生。
由于班固对这条路线上的国与国之间的里数都有记载，因此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得到正确的答案。
1411里属于温宿，2021里属于乌孙，1721里属于尉头，2861里属于捐毒，3021里属于休循，4031里属于大宛。
反映出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里数，只有尉头至捐毒的距离与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相差较大。
2861-1721=1140里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是1314里，但是他在后面又特意强调了一句“径道马行二日”。
这“径道马行二日”如何理解呢？
尉头和捐毒之间存在一条近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认为这条近道只需“马行二日”，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径道马行二日”指的是可以节约两天的行程，只有这样理解，才是合情合理的。
1314-1140=174里，与“马行二日”相合。
这反映出在班固掌握的资料中，另有一份行程表，上面写着：从温宿北行610里至乌孙，从温宿西行310里至尉头，复西行1140里至捐毒，复西行260里至休循，复西行910里至大宛。
乌孙2021
610
大宛910休循260捐毒1140尉头310温宿都护
4031 3021 2861 1721 1411
班固在资料中只找到了温宿去都护治所的里数是1411里，其余五国的缺失，于是以1411里为基数，根据这份行程表算出了其余五国的相关里数。（2020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