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保德工作的那些年东北大龙我在保德工作的那些年陈玉良195

1959年县城旧貌
记得是在1955年10月，忻县专署招考干部，录取后我被分配到保德县工作。我在保德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16个年头。1971年3月调回地委，回到了我的家乡忻州。我19岁去保德，35岁离开。可我对保德、保德人民有很深的情感。虽然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但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保德成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
如今，保德巨变如诗如梦，经济腾飞，步步崛起，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今非昔比。
我初去保德时，保德至阳方口还没有通车，一踏上行程，是第一天坐火车到宁武，第二天坐大卡车到五寨县三岔镇，三岔到保德公路不通，于是我们同行的四人每人付17元雇了四匹骡马驮上行李，人骑在马上向河曲县沙泉行进，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当晚住宿于沙泉骡马大店。第三天吃过早饭又急着赶路，翻越一座山，途径高地棱，晚上住在保德县贾家峁村一农家小店。第四天才终于到达保德县城。你看，这路途是多么费时、费事。
县委、政府旧址

那时，保德是晋西北黄土高原上属条件最差，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偏僻农业小县，是个很艰苦的地方，灾多，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日子过得十分艰难。1960至1962年，这三年特殊困难时期，连国家工作人员吃粮的供应标准都每月降至24斤，什么副食都没有，不少人饿的腿都浮肿了。境内又山多沟深，路很难行，下乡去扒楼沟一带，翻九架山，到冯家川得走一天，没有交通工具代步，全靠两条腿步行。我回家探望父母、去省区开会坐了几年敞篷大卡车，一排挤好几个人，脚都没地方插，夏天晒、冬天冻。车一上沙泉大坡，尘土飞扬，直往脸上、身上扑，浑身成了土人，保德至阳方口路上需要五个小时方能到达，交通不便，吃苦受累。
如今忻保高速公路开通后，六小时打个来回。方便，快捷，省时，舒适。保德康家滩有个康大爷，年轻时赶牲灵走一趟太原至少半个月，现在他孙子跑客运来回不过半天时间。道路通畅、四通八达，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化中。
保德县城在东关（旧城在1938年被日寇放火烧成了一片废墟）。人口不过万人。没多少街道，梅花街还比较长，可中间有一道河槽把街一劈两半。每逢下大雨从后沟冲来的洪水大的惊人，那阵势真能把大滚石掀入黄河，六十年代修起鲁家沟、梅花沟水库后，才逐步有所改观。那时我下了班，沿着街道逛一圈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而黄河岸边可是另外一番景象。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沿黄百姓就是靠这条母亲河养家糊口，繁衍生息的。
保德县城与陕西府谷县城隔河相望，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那时河面上还没有大桥，保府两地近在咫尺却天隔一方。木船摆渡显得尤为重要，河运发展，一片繁荣景象。渡口上人头攒动，保府两地渡船每天对开、往来多次，保府两地人来人往，搞生意、做买卖，经济往来十分活跃，两县之间互通有无。

那时东关有水旱码头之称，每天像上海外滩一样红火。黄河畔停泊船只不下三、四十艘，空船、实船都有。这些实船上装满了粮食、盐、块炭、红枣、瓷器等。据说这些装满货物的实船有的是要运往下游的佳县、兴县、临县碛口、第八堡等地。有的船还跑上游的内蒙五原、临河、磴口、包头等地，能把那里的小麦、面粉、布匹、甘草、皮毛等运过来。
记不清是哪年，著名作家马烽、孙谦来保德采访，他们去过南乡，到过孙霍家梁，还应要求在县城开过一次文学讲座。有天，我还有幸和他们同坐一条渡船去府谷。他们穿着朴素，话语随和，有学者风范却没有一点架子，到哪儿也能与人融为一体，给人一种亲和的感觉。他们到悬空寺参观，一下就被门匾和楹联所吸引，一边欣赏一边记录，还时不时向身边的人探寻典故，兴致勃勃，在他们眼里四处是景，采之不尽。他们的大作硕果累累，其中《吕梁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先后改编成电影放映，名震四方。
到了七十年代，黄河上建起天桥水电站，上游的水用于发电，下游的水减少了，船吃水浅，航运逐渐萧条，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纤夫们的身影不见了，那些好老艄没有了用武之地，“跌碛”成为了古话。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你看，如今沿黄公路上、黄河大桥上车辆川流不息，铁路大桥上火车呼啸而过。
保德新城发展迅速，如今人口密集，一条府前十里大街从马家滩延伸至铁匠铺，道路两旁高楼大厦林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未来保德还要打造成为“三晋新型工业强县、中西部物流集散地、优秀的宜业宜居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民生，造福百姓。崛起的保德将越走越远。真可谓：万里鹏程添锦绣，千秋伟业更辉煌。

我在保德时，工作基本上没离开过财税系统，在税务局是管税政，在财政局是搞预算。五六十年代全县全年工商税收四十万元左右，经济发展缓慢，税源少，往回收这么些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税务工作政策性很强，依法办事，依率计征是必须遵守的法规。税务干部很能吃苦很清廉，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国家积累资金做贡献，谁也不甘落后。财政工作做起来也很难，要做到全年财政收支总体平衡，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那时上级核定本县年收入为60万元（包括：工商税收、农业税、契税、罚没收入），各项支出核定为120万元，属财政补贴县。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来不得半点铺张。每年编制预算都打得紧紧地，给各行政、事业单位下达经费包干任务，只可结余不可超支，就连党代会、人代会、劳模会、三干会会议经费安排上也尽量节俭。县长预备费也只留最多一万元。县委配有一部旧吉普，经常出毛病，尽管这样维修费也控制在一定的额度。现在说起来有点可怜，但在那时没有办法，受经济条件制约，财力有限，穷日子只能穷过。那时上级核定就是个吃饭财政。你想办旁的事除非能争取回建设项目，有专项拨款追加指标，否则别想要钱，就这样年复一年，总也要渡过难关。近年来，保德县一年财政收入已突破十几亿大关，光地税收入就八、九个亿，这样的巨变听了让人十分高兴。
保德人耿直，刚强，心地善良。保德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多少热血男儿参军参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又有多少干部随军南下，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保德籍县委书记、县长参会人员就有二十多人，可见保德这块土地上孕育出多少优秀人才。
刘忠文书记五十年代才二十几岁就挑起重担，担任保德县委书记，1971年5月二次受命回乡主政保德，他和张金驹书记一样，一生心系老百姓，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们的人格魅力是人之共识有口皆碑，是保德人民心中永远敬仰的丰碑，他们永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张维庆同志是陕西人，北大哲学系毕业生。一九七零年，是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保德县工作，以锻炼自己。他在保德历练十年，从一名乡村教师做起，逐步成长为保德县委书记，后来他的荣升是人所共知的。他是有志青年的典范，他的成长亦是与保德这块土地密不可分。
随着祖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保德崛起，经济腾飞，保德巨变，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人才辈出。
我祝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再创辉煌。
（
配图来源于《保德老照片》，旨在传播本土历史文化。
版权归原作所有，向原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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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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