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法语：civilisation）一词来源于中国。
17—18世纪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部分先进人士对中国文明有了清晰的印象
于是导入了“文明”的概念，掀起反对基督教的“启蒙运动”。
与启蒙运动“文明”含义——进步、创造、礼乐和高尚——形成对照，
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来说“文明”是个贬义词；
它意味着：人脱离上帝，而自作自受——原罪爆炸，充满灾难，走向毁灭。
后来，西方实际上所走的“文明”之路则是“中表西里”，
实质上是走进了“上帝的怪圈”——“创世→末日”，
暂时把原罪和灾难转嫁给了外部世界——新大陆（西印度）、亚洲（东印度）及非洲。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早期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
以致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
有一种说法：法国人自诩为欧洲的“文明传教士”；
意思是说，与基督教的传播形成对照，法国所传的是“文明教”，
而“文明教”的内容则是中国文化。
早在16世纪末的法国学者斯卡利杰说：“中国人在正义的制度下过着太平的生活，
这让基督教统治面对耻辱。”
查尔斯·费希尔说：“在1785年之后，人们每每称法国为‘欧洲的中国’。”
法国路易十四效法中国宫殿生活，建造凡尔赛宫，并开展模仿华夏的“礼仪运动”；
其后百余年间，欧洲各国纷纷跟风，形成了大规模竞相营造宫殿的风潮。
此前的欧洲，只有城堡，没有宫殿。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概念。
而在14—16世纪欧洲，并不存在一场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
换句话说，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
用英国学者Menzies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
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
伏尔泰说5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
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人，他说的500年前大约为距今700年前，
即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当时的欧洲基本上是文化荒漠。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到海外去传播中国文化。
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
而且还曾造访美洲与澳洲，同时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
当时的佛罗伦萨是教皇的驻地，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
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
包括明朝郑和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
中国到海外的活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
与西方“发现”新大陆的殖民灭绝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郑和下西洋传播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之后，
西方开始了所谓“发现”新大陆及开通东印度航道的“探险”之旅。
这种从大西洋出发的探险之旅，无论向西还是向东，始终以寻找中国为目标。
当时在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中，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及群岛称为“印度”，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旅所设定的向西航行目的地是“印度的泉州”、
“印度的杭州”、“印度的广州”及“印度的日本”；
泉州、杭州、广州不用说都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区域，
而日本显然也是属于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
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后，以为自己到了接近“印度的日本”的地方，
前方不远就应该是“印度的杭州”（中国）了，因此将所到达的地方称为印第安（印度）。
后来人们才知道，哥伦布所到达的地方并非中国（印度），
而是一块新的陆地，因其航路方向由西取道大西洋，因而称之为“西印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达·伽马在探寻“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也是中国。
“东印度”是相对于西班牙之“西印度”（新大陆）而言的，
达·伽马在到达了今天的印度半岛南端城市古里时，
称印度半岛为“小阿拉伯半岛”，并非“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
待其夺取马六甲，蛰居澳门后，总算可以远眺“东印度”之旅目的地——中国——的腹地了。
早期欧洲称太平洋为“中国海”（或译秦海），
称东印度群岛（包括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为“大中国海群岛”。
在当时欧洲人贫乏的地理概念中，
无论“西印度”还是“东印度”，起初都是以对中国的想象为背景的。
在“东印度”航路开通后不久，西方传教士即由澳门而进入中国。
这些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们最为著名，
他们在致力于中华归主（基督教征服中国）事业的同时，
也将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国儒学经典等传回欧洲，
引起了基督教观念支配下的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从而形成了“中学西被”的一个新阶段。
学术界有一个词汇叫做“东学西渐”，
我们认为这个概念不能很好描述这一大规模文化传播运动的实际情况。
“东学”的“东”是一个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地理概念，
偏于“远东”一隅，是个贬义词；“西渐”的“渐”所表示的是小规模、长时间的缓慢渗透，
不足以描述中国学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覆盖欧洲“文化荒漠”的景象。
相比之下，“中学”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概念，表示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
而“西被”则说明中国文化西传欧洲时，好像是铺天盖地而来，势不可挡。
因此我们觉得使用“中学西被”这个概念比较贴切。
17—18世纪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部分先进人士对中国文明有了清晰的印象
于是导入了“文明”的概念，掀起反对基督教的“启蒙运动”。
与启蒙运动“文明”含义——进步、创造、礼乐和高尚——形成对照，
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来说“文明”是个贬义词；
它意味着：人脱离上帝，而自作自受——原罪爆炸，充满灾难，走向毁灭。
后来，西方实际上所走的“文明”之路则是“中表西里”，
实质上是走进了“上帝的怪圈”——“创世→末日”，
暂时把原罪和灾难转嫁给了外部世界——新大陆（西印度）、亚洲（东印度）及非洲。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早期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
以致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
有一种说法：法国人自诩为欧洲的“文明传教士”；
意思是说，与基督教的传播形成对照，法国所传的是“文明教”，
而“文明教”的内容则是中国文化。
早在16世纪末的法国学者斯卡利杰说：“中国人在正义的制度下过着太平的生活，
这让基督教统治面对耻辱。”
查尔斯·费希尔说：“在1785年之后，人们每每称法国为‘欧洲的中国’。”
法国路易十四效法中国宫殿生活，建造凡尔赛宫，并开展模仿华夏的“礼仪运动”；
其后百余年间，欧洲各国纷纷跟风，形成了大规模竞相营造宫殿的风潮。
此前的欧洲，只有城堡，没有宫殿。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概念。
而在14—16世纪欧洲，并不存在一场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
换句话说，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
用英国学者Menzies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
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
伏尔泰说5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
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人，他说的500年前大约为距今700年前，
即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当时的欧洲基本上是文化荒漠。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到海外去传播中国文化。
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
而且还曾造访美洲与澳洲，同时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
当时的佛罗伦萨是教皇的驻地，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
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
包括明朝郑和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
中国到海外的活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
与西方“发现”新大陆的殖民灭绝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郑和下西洋传播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之后，
西方开始了所谓“发现”新大陆及开通东印度航道的“探险”之旅。
这种从大西洋出发的探险之旅，无论向西还是向东，始终以寻找中国为目标。
当时在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中，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及群岛称为“印度”，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旅所设定的向西航行目的地是“印度的泉州”、
“印度的杭州”、“印度的广州”及“印度的日本”；
泉州、杭州、广州不用说都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区域，
而日本显然也是属于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
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后，以为自己到了接近“印度的日本”的地方，
前方不远就应该是“印度的杭州”（中国）了，因此将所到达的地方称为印第安（印度）。
后来人们才知道，哥伦布所到达的地方并非中国（印度），
而是一块新的陆地，因其航路方向由西取道大西洋，因而称之为“西印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达·伽马在探寻“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也是中国。
“东印度”是相对于西班牙之“西印度”（新大陆）而言的，
达·伽马在到达了今天的印度半岛南端城市古里时，
称印度半岛为“小阿拉伯半岛”，并非“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
待其夺取马六甲，蛰居澳门后，总算可以远眺“东印度”之旅目的地——中国——的腹地了。
早期欧洲称太平洋为“中国海”（或译秦海），
称东印度群岛（包括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为“大中国海群岛”。
在当时欧洲人贫乏的地理概念中，
无论“西印度”还是“东印度”，起初都是以对中国的想象为背景的。
在“东印度”航路开通后不久，西方传教士即由澳门而进入中国。
这些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们最为著名，
他们在致力于中华归主（基督教征服中国）事业的同时，
也将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国儒学经典等传回欧洲，
引起了基督教观念支配下的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从而形成了“中学西被”的一个新阶段。
学术界有一个词汇叫做“东学西渐”，
我们认为这个概念不能很好描述这一大规模文化传播运动的实际情况。
“东学”的“东”是一个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地理概念，
偏于“远东”一隅，是个贬义词；“西渐”的“渐”所表示的是小规模、长时间的缓慢渗透，
不足以描述中国学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覆盖欧洲“文化荒漠”的景象。
相比之下，“中学”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概念，表示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
而“西被”则说明中国文化西传欧洲时，好像是铺天盖地而来，势不可挡。
因此我们觉得使用“中学西被”这个概念比较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