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刹海市》一篇中，马骥十四岁考取秀才，入郡庠，这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高起点。但其父却甚为不屑，“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老马对儿子的秀才功名看得十分不屑，近乎冷漠！决定让儿子从商。要知道商人在农耕社会名声是不太好的！明清时期，非常看重科举功名，这一段蒲松龄写得似乎不合情理！但如果了解一下蒲松龄的家庭背景及他的科举之路，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持这种态度！
蒲松龄的父亲蒲敏吾也是读书人，刻苦好学，但久操童子业却迈不进廪生的门槛，情况有点类似《促织》中的成名，贫困无奈之下，只好弃读从商，并以此致富。这一点对蒲松龄影响很大。蒲松龄十九岁参加科举，在县、府、道试中都获得第一名，考上了秀才。但之后几十年时间，一直没有再进一步，没有考上举人，这段时期他必定是十分苦闷的，浪费精力不说，日常家务肯定耽误不少，收入还不如他爹！老婆贤慧还好说，如果摊上个脾气不好的婆娘，天天在你耳边讲点风凉话，时间长了，那谁也受不了！因此，蒲松龄才会觉得秀才没什么用，他曾在《僧术》的附注中说：“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贡，犹昂贵耳。明经不第，何值一钱！”秀才这个功名，一千钱已经很贵了，如果考不上进士，更加是一钱不值。这段时期，蒲松龄受父亲影响，应该会搞搞副业，做做小生意来增加家庭收入，因为这种生活经历，才会在《罗刹海市》中透过马骥父亲之口讲出那番话。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那还读什么书？只有经济上自立，有生存的技能，能养活自己，然后你才能去研究学问、培养兴趣。书中不少情节都体现着他的这种思想，《刘夫人》一篇，夫人很直白地跟廉公子说：“读书之道，先于谋生”；《黄英》一篇，以黄英种菊致富来对比马子才的清高贫穷，对马作出善意的调侃。这些在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孔子宣扬是的是“君子不器”，君子不可太急功近利，应该安贫乐道。看来，“学者以治生最为先务”这种理念对清初期经历乱世的读书人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