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终明朝一代，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明代战车是有屏蔽的车和威力很强的火炮的结合物。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载火炮的战车为现代战车的雏形。    
     战车的大发展时期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之内，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对战车发展作出了相当重要贡献的两位将领，一个是戚继光，另外一个就是俞大猷。他们二人发展出了偏厢车和正厢车两种战车，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或者说戚继光考虑立于不败之地的防御力更多些，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或者说俞大配考虑以战代守更多一些。这两种战车可以说是当时诸多战车形制的代表，成为了明朝的两种主战战车。    
     明朝与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一样，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对于这种威胁，明朝的战争思想却与历朝历代大不一样，虽然明朝同样重视养马，但是却不是用来以骑克骑，而是用车克骑。由于有了火器的辅助，更是让这种思想流行起来，戚继光讲：战车“所恃全在火器。    
     火器若废，车何能御”俞大猷则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在这种用火器加战车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们在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统，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l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营共火箭15360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75—80％。另外，每营还有大将军车4辆(一说8辆)，火箭车4辆。作战时，火器可以终日打放不停。火器的质量较过去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佛郎机制造的无敌大将军代替了传统的大将军，就是火箭较过去也有改进。这些火器的威力是嘉靖以前难以相比的。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京营战车上的火器是较少的，每车只有大佛郎机1架，涌珠炮2位。但他原先设计时远不是这样。他打算“每车大佛郎机一座，中佛郎机二座、鸟铳二杆，地连珠二杆，涌珠大炮二位，夹靶快枪十杆”，火器的威力更大，只是后来没有完全按着这个设想办罢了。即使如此，实际配备的火炮，一车营也有360架位，火力也还是较强的。从以上两位军事家车营配备的火器看，车营实为火器营。车载运火器，便于机动，车又屏蔽敌人的矢石，保护火器，从而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这种车载火器在历史上也是创举，较好地解决了重型火器机动作战与车、步、骑合成协同作战问题。    
     在战法方面两人也有所不同，戚继光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鸟铳、火箭、佛郎机轮番施放。如敌不退．火箭车和大将军车上的火器齐发。这众多威力较强的火器轮番施放，可以终日不停。在这种情况下、敌马惊乱，鲜有不败退的。如敌逼近，附车的奇兵队则出车列成驾鸯阵势，藤牌手在前，次钮手，次长枪手，次鸟铳手改用长刀，同敌人肠杀，然后有秩序地退回车内。如敌败退，则出骑兵进行追击。俞大猷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施放火器，打击敌人。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1.3丈，宽0.9丈，高0.75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10人使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叁年(1569年)，戚继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600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2辆中设拒马枪1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2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12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车用卒25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    
     骑兵2400人；    
     辎重车夫512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其中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大小佛朗机共256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    
     辎重车256辆。    
     根据以上可以看出，明军装备的鸟铳并不多，主要以连发近战的3眼枪为主。这是因为明军大量装备远射程的火炮(数量快赶上现代装甲师啦！)，所以所以对单兵火器的射程并没有太高要求，只要火力够凶猛就行，明军才会创造出叁才阵等适合火器的诸兵种合成作战阵形。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现在仅供参考：    
     车营：战斗兵2048人；    
     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1061人；    
     全营官兵共3109人。    
     装备：佛朗机256挺(佛朗机手768人)；    
     鸟铳512枝(鸟铳手512人)；    
     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    
     以上火器手共1320人，占战斗兵的64.2%；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2160人；    
     军官、杂役、工匠等共539人；    
     全营官兵共2699人。    
     装备：鸟铳1080枝(鸟铳手1080人)。    


     藤牌256面；    
     腰刀5888口。    
     装备甲胄：骑兵2500副(包括隶属中军的100骑传令兵)；    
     车正128副；    
     管队臂手97副；    
     车正臂手128副。    
     后勤部队详细资料：    
     人员编制：内将官1，中军1；    
     军车兵30人；    
     杂役兵254人；    
     车炮兵1622人；    
     全营共1908人。    
     装备火器：车载佛郎机160门(每门3人)；    
     鸟铳640枝(铳手640人)。    
     车辆畜力：辎重车256辆；    
     驾车用牛256头。    
     杂项工具：金、鼓、旗帜、响器二套；    
     绳桩96条；    
     拒马枪256条；    
     火兵尖担256架；    
     火镰224把；    
     灯笼354个；    
     铁楸736把；    
     铁撅496把；    
     镰刀1216把；    
     斧头128把；    
     凿子128把；    
     铡刀240口。    
     粮爱辎重：米200石；    
     黑豆500石；    
     淇子299石4斗；    
     炒面299石4斗。    
     锣锅500口；    
     铁锅256口；    
     水袋500个；    
     水桶256口。    
     全营一次运载军需物资量可供1万人3日之用。    
     水兵营资料人员编制：每营编2哨，共510人。    
     战船火器：大、中、小战船10艘；    
     大将军炮4门；    
     佛郎机40门；    
     碗口铳30门；    


     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年四月“熹宗鉴於“宁远捷功，年来仅见””，“命兵部对先前未曾叙奖的有功人员再加议叙，被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的孙元化，虽不曾直接参与该役，但仍获“候升任，加一级，赏银十二两”的奖励，其原因不详，有可能因其参与宁远的筑城筑台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启五年督解军器至边关一事。”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后满清军队便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当然这时候北京城内的可能还要好些，不过那是装饰，不算兵器)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更加重要的是：实战检验增强了满清统治者们依仗弓马骑射的决心。清初五次大征伐：平三藩，灭准噶尔，降台湾，灭策零阿卜拉坦，进藏。几件事做完，国土面积翻番。其中进藏基本上是和平解决。前几桩除降台湾外都主要是骑兵建功。以灭准噶尔为例，他们运气不好，打着打着，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了一大半。就这样，清军还是打得很麻烦，最后一次远征，主力交战时，噶尔丹的部队装备了大量俄制火枪，比清军装备的鸟铳好使多了，又以驼马围成车阵(很熟悉的战法吧)。八旗子弟一个冲锋，打下来了。之后是康熙亲率轻骑追击，终于逼死了噶尔丹，几乎全灭了这个民族，自己也差点饿死。这里也显示了骑兵的另一个优势，跑得快，不仅在战场上，也体现在行军当中。这样需要携带的军粮便相对少的多，征伐所及之处也因此广大得多。历史也证明了，自中原向北方或西域进军，所依仗的仅能是骑兵部队，而且是轻骑。装备重型火炮的部队走得忙，就算能无敌，也会被饿死。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康雍乾三世，满清军队所战必克，他们几乎所有的对手在火器上都还有些长处，而满清的骑兵最后总能获胜。换了你是清朝的皇帝，你怎么玩？有清一代，从不曾在军备上荒疏大意，军功之赏，始终是最为丰厚。火器科技的落后，在明末便已显著。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屈辱，应该算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出来文明本身的缺陷上，想把它完全推到满族人的统治者身上，是不公平的。    
     关于明朝军队传统的火器装备，还有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孙元化曾于天启六年正月上疏请用西洋火器，曰：“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blahblah”。没有看错吧？没有，原文照录。而且孙元化的上疏显然是得到了天启帝及其谋臣们的认可，于是后来得旨曰：“西洋炮见在者，查系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    
     呵呵，就是这个国货当自强的“中国之铳”，就是这个“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惟恐不近”的“中国之铳”，叫上一大堆好听的名字后，从故纸堆中跳将出来，直惹得今天多少热血青年们心潮澎湃，意乱情迷，大声感慨道：唉，“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自《明朝的军事制度考》     
    
在朝鲜战场上，明军的火器是大炮厉害而火枪不行，像平壤大战，日军死了1万多人，而明军只死了700多人，日军大部分是被明军大炮给干掉的。    
一旦明军没有大炮支援，在攻城战斗中只靠火枪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火枪攻城都不是很好使。    
像蔚山战役明军久攻日军坚城不下很大原因就是大炮没有运到前线。    
而同样，在朝鲜战场上明军唯一的一次作为守方的大规模城市防御战---南原防御战，明军6000多人面对5万多日军的合围最后明军居然还突围出了2000多人，而日军的伤亡起码在7000人以上。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城市堡垒防御战的时候，火枪似乎在防守一方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而攻方如果没有大炮只有火枪，那战斗将会异常艰苦。无论是日军还是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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