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健锋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
“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他大肆鼓吹帝王天命说，如《汉书•高帝纪》有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指出刘邦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受“自然之应”，这与司马迁所记有着明显的区别。

《史记•高祖本纪》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此外，《汉书•天文志》也大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如班固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二
皇权者，在封建时代乃至高无上不能有所侵犯的，而史家写史越是切近当世的则越是要有所“忌讳”。然而，司马迁却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不会因为自己是汉朝臣子而多加隐瞒。

如《史记•封禅书》有载：“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直接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又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有关于刘邦的一些描述：“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这使我们看到堂堂一代开国之君竟是如此充满流氓无赖习气，这是对统治者的批评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然而，班固则截然不同，他极力为统治者润色，歌功颂德。由于司马迁写史毫不忌讳，直接指责统治者，因而班固写《司马迁传》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在班固看来，是非合于圣人，言论利于当朝才是正确。

《汉书》中有五十余篇因袭《史记》，仅稍有文字改动。这些不多的改动，正反映了《史》、《汉》二书历史观点上的根本对立。
如，在《高祖纪》中特意编造了从尧舜到刘邦的刘氏世系，并说“汉承尧运，德柞已盛”，这是《史记》中所没有的。
《史记•陈涉世家》有“由涉首事也”五字，《汉书》给删掉了，抹煞陈涉灭秦的首事之功。如果说后代史家写史皆以《史记》为例，倒不如说是因循《汉书》，纵观历朝官家史书，无不皆如《汉书》般为帝王将相而书史，处处有所忌讳。

三
《史记》与《汉书》同为货殖作传，然而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大相径庭，这里略拣一二试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