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越击南越诸事时间考辨》
作者：谭晓斌
闽越和南越都是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汉朝建立后，封了许多异姓诸侯，根据其自治程度的不同，又有内外诸侯之分，外诸侯的自治程度要高于内诸侯。
汉武帝建元四年，活了一百多岁的南越武王赵佗去世，其孙赵胡继位，是为南越文王。没过多久，闽越王驺郢举兵攻打南越。
《史记•南越列传》云：
（赵佗）至建元四年卒。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籓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
如果只看这里，就会以为“此时”指的是建元四年。
《史记•东越列传》云：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彊，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
在这里，太史公明确说了，是建元六年。
班固认为建元六年是正确的，因此他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加了“立三年”三字：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
“粤”、“越”两字，是相通的。
《史记•韩长孺列传》云：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这里，又变成在建元六年之前了。
班固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在《汉书•窦田灌韩传》中作了修改：
闽、东越相攻，遣安国、大行王恢将兵。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这样，他就解决了这一矛盾。“东越”应作“南越”，太史公先出错，他抄录时，也疏忽了。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建元六年“正月，闽越王反”，但是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将此事系于“八月”，他在建元六年秋八月条写道：
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谏阻汉武帝伐闽越，汉武帝派庄助谕意淮南王，其中有“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一语。
因此，以往的研究者都认为“正月”是错误的。
但是，这会产生一些问题。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六年：
正月，闽越王反。
孝景太后崩。
昌免相。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孝景太后”即汉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汉书•武帝纪》云“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昌免相”指丞相许昌被汉武帝罢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又云“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建元六年“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毫无疑问，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被免和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发生在同一天，也就是建元六年六月癸巳日。
这样看的话，班固将“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系于“八月”肯定是错误的。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收录了淮南王刘安的《谏伐闽越书》，其中有时间方面的信息：
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即建元六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谏伐闽越书》又云：
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
刘安在此处特地强调“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以此来吓唬汉武帝，可知在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夏月”尚未来临，这就可以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正月，闽越王反”相互印证了。
刘安又写道：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
由此可知，当时闽越王驺郢已经被他的弟弟驺余善杀死了，刘安不知是哪个弟弟，所以称之为“甲”也就是某的意思
但是，由于“闻道路言”，因此有的地方与事实不符，例如，称“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而事实上，余善未死，《史记•东越列传》云“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
刘安建议汉武帝要么“施德垂赏”，招徕闽越民众，让他们内迁，要么存亡继绝，“建其王侯”，他强烈反对汉中央军进入闽越，并且吓唬汉武帝，称进入闽越会产生让汉武帝无法承受的后果。
庄助在《汉书》中作“严助”，因为班固要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所以改“庄”为严。
在汉武帝派庄助谕意刘安的话中，提到了“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我们将这段话引全了看：
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其中提到闽越王“并兼邻国”，指的是吞并东海。东海也是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东海王和闽越王都是勾践的后裔。因为东海国都是东瓯，所以世俗号“东海王”为“东瓯王”。
建元三年，闽越王发兵包围东瓯，东瓯王向汉武帝求救，汉武帝派中大夫庄助到会稽郡以节发兵，闽越王得知会稽太守出兵后，便选择了撤退。
《史记•东越列传》云：
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降，处庐江郡”，可知东瓯王驺望内迁后，汉武帝封其为广武侯。
东海国土以及不愿迁徙的东海国民自然都归了闽越王，野心与实力一起膨胀的他，便将扩张的目标对准了南越。
在赵佗的统治下，南越是非常强劲的，一度与汉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主动发起攻击。南越王名为汉天子的诸侯王，在本国却是公然称皇帝的。赵胡继位后，也是称皇帝的，这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
外诸侯为了保持高度自治，对于向汉天子求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会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东瓯王驺望在国都被围的情况下，也没有马上求救，赵胡却在“边邑”受到攻击后，就选择求救，这怎么可能呢？
结合各种信息来分析，我认为“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中的“八月”指的是建元五年的八月，赵胡是在长时间无法击退闽越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向汉武帝求救的。从建元五年八月到建元六年正月，闽越军一直在行军作战，的确会“士卒罢倦”，如果像班固理解的那样，只发生在建元六年的八月，那么“士卒罢倦”四个字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毫无疑问，“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中的“农时”指的是春天的农忙时节。
汉武帝派人谕告驺郢，要求他退兵，同时担心他不肯奉诏，又派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为将军，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进行军事施压。驺郢“发兵距险”，对抗汉中央军。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因此，虽然驺郢早在建元五年八月就“举兵”了，但是朝廷将“闽越王反”系于建元六年正月。
（2021年2月8日）
作者：谭晓斌
闽越和南越都是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汉朝建立后，封了许多异姓诸侯，根据其自治程度的不同，又有内外诸侯之分，外诸侯的自治程度要高于内诸侯。
汉武帝建元四年，活了一百多岁的南越武王赵佗去世，其孙赵胡继位，是为南越文王。没过多久，闽越王驺郢举兵攻打南越。
《史记•南越列传》云：
（赵佗）至建元四年卒。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籓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
如果只看这里，就会以为“此时”指的是建元四年。
《史记•东越列传》云：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彊，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
在这里，太史公明确说了，是建元六年。
班固认为建元六年是正确的，因此他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加了“立三年”三字：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
“粤”、“越”两字，是相通的。
《史记•韩长孺列传》云：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这里，又变成在建元六年之前了。
班固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在《汉书•窦田灌韩传》中作了修改：
闽、东越相攻，遣安国、大行王恢将兵。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这样，他就解决了这一矛盾。“东越”应作“南越”，太史公先出错，他抄录时，也疏忽了。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建元六年“正月，闽越王反”，但是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将此事系于“八月”，他在建元六年秋八月条写道：
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谏阻汉武帝伐闽越，汉武帝派庄助谕意淮南王，其中有“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一语。
因此，以往的研究者都认为“正月”是错误的。
但是，这会产生一些问题。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六年：
正月，闽越王反。
孝景太后崩。
昌免相。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孝景太后”即汉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汉书•武帝纪》云“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昌免相”指丞相许昌被汉武帝罢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又云“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建元六年“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毫无疑问，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被免和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发生在同一天，也就是建元六年六月癸巳日。
这样看的话，班固将“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系于“八月”肯定是错误的。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收录了淮南王刘安的《谏伐闽越书》，其中有时间方面的信息：
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即建元六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谏伐闽越书》又云：
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
刘安在此处特地强调“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以此来吓唬汉武帝，可知在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夏月”尚未来临，这就可以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正月，闽越王反”相互印证了。
刘安又写道：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
由此可知，当时闽越王驺郢已经被他的弟弟驺余善杀死了，刘安不知是哪个弟弟，所以称之为“甲”也就是某的意思
但是，由于“闻道路言”，因此有的地方与事实不符，例如，称“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而事实上，余善未死，《史记•东越列传》云“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
刘安建议汉武帝要么“施德垂赏”，招徕闽越民众，让他们内迁，要么存亡继绝，“建其王侯”，他强烈反对汉中央军进入闽越，并且吓唬汉武帝，称进入闽越会产生让汉武帝无法承受的后果。
庄助在《汉书》中作“严助”，因为班固要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所以改“庄”为严。
在汉武帝派庄助谕意刘安的话中，提到了“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我们将这段话引全了看：
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其中提到闽越王“并兼邻国”，指的是吞并东海。东海也是汉天子的异姓外诸侯。东海王和闽越王都是勾践的后裔。因为东海国都是东瓯，所以世俗号“东海王”为“东瓯王”。
建元三年，闽越王发兵包围东瓯，东瓯王向汉武帝求救，汉武帝派中大夫庄助到会稽郡以节发兵，闽越王得知会稽太守出兵后，便选择了撤退。
《史记•东越列传》云：
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降，处庐江郡”，可知东瓯王驺望内迁后，汉武帝封其为广武侯。
东海国土以及不愿迁徙的东海国民自然都归了闽越王，野心与实力一起膨胀的他，便将扩张的目标对准了南越。
在赵佗的统治下，南越是非常强劲的，一度与汉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主动发起攻击。南越王名为汉天子的诸侯王，在本国却是公然称皇帝的。赵胡继位后，也是称皇帝的，这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
外诸侯为了保持高度自治，对于向汉天子求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会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东瓯王驺望在国都被围的情况下，也没有马上求救，赵胡却在“边邑”受到攻击后，就选择求救，这怎么可能呢？
结合各种信息来分析，我认为“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中的“八月”指的是建元五年的八月，赵胡是在长时间无法击退闽越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向汉武帝求救的。从建元五年八月到建元六年正月，闽越军一直在行军作战，的确会“士卒罢倦”，如果像班固理解的那样，只发生在建元六年的八月，那么“士卒罢倦”四个字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毫无疑问，“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中的“农时”指的是春天的农忙时节。
汉武帝派人谕告驺郢，要求他退兵，同时担心他不肯奉诏，又派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为将军，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进行军事施压。驺郢“发兵距险”，对抗汉中央军。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因此，虽然驺郢早在建元五年八月就“举兵”了，但是朝廷将“闽越王反”系于建元六年正月。
（2021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