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是我国词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宋词史上创作最多的作家。豪放词的艺术风范即在辛弃疾手中得以成熟。辛弃疾的经典地位，使他在其时及其后的词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辛词不仅在宋代广为传唱，而且在宋代以后的词史上仍然居高临下。20世纪以来，辛弃疾的研究不仅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而且成为百年词学研究的焦点和关键人物。尤其是建国以后，论辛词的文章约有千余篇，几占半个世纪词学论文的六分之一。由辛词所体现出的稼轩精神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反抗侵略、要求统一的稼轩精神便成为鼓舞民族气节的时代武器。时值新世纪之初，有必要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进行学术总结和历史回顾，以推动21世纪辛词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辛词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词学研究的焦点。但历代对辛词的研究多采用词话和评点的形式，散碎支离，不成系统，难以准确衡定和把握辛词的创作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王兆鹏、刘尊明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两宋有一定影响的词人进行排名（《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结果显示：辛弃疾雄踞榜首，苏轼与周邦彦并列第二（以下分别为：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20世纪关于宋十大词人的研究综述和定位，经由王、刘二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基本梳理完成，而没有被“回顾”和“总结”的只剩辛、姜、吴、晏四人。其中后三位作家，无论其词的境界风格还是词作数量、词史地位等都不能比堪稼轩。而令人感到纳闷的是，位居两宋词人之首的辛弃疾，至今缺少对其研究的综合回顾。尤值得提问的是，如此深受学界关注并使普通大众家喻户晓的一位作家竟然没有一篇文章对上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整体总结和理性思索。为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作一历史扫描以弥补词学研究的这一缺憾。


由上可知，20世纪初近二十年的辛词研究既有传统的评点、词话、考据等方式，亦有新科学、新方法的初步运用。但总体上较为松散自由，缺少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整体性，未能产生现代学术层面的研究文章，因而亦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严谨的辛词研究阶段。但其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百年辛词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开启了辛弃疾研究的方向和道路。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1919—1949）：全面研究与重点关注
     “五四”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学革命风潮逐渐引起了学术思想的革命、学术观念的更新，以进化的观念为指导，对辛弃疾的人格精神和实际创作进行系统的归纳考察和分析。三、四十年代，这种具有历史考据性质的文学
     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被广泛地运用于空前高涨的词学研究中，历史阐释与考据、批评并重。从此期的研究视域看，可分三个层面：
     其一、作家生平的考证、词学资料的汇集整理。突破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而出现了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宋史》所载多有缺漏和疏误。清嘉庆间辛启泰首撰《稼轩先生年谱》，开启了研究史上关于辛弃疾履历的长期讨论。陈思《辛稼轩先生年谱》（《东北丛刊》1930年第7期、第8期）在辛启泰《谱》的基础上又有深发和补充，同时对辛启泰《谱》的疏误亦有所纠正，但仍存在许多未能洞明的时间问题，为后人的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梁启超晚年倾全力编辑《辛稼轩年谱》，多有高见，他能够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际出发，从剖析辛词的思想意蕴入手，理解辛氏的政治理想、人格和情感，揭示其人生悲剧，体现了梁启超作为文学家的敏锐和感悟。其《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第2期第1卷，1929年8月）对辛弃疾一生行谊作了详细论证，“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俱略可悉”（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郑骞专力于编辑《辛弃疾年谱》，考证严谨，超越前贤，但由于郑氏于40年代末移居台湾，这影响到其所编之《谱》在大陆的传播。尽管成就卓著，大陆仍不得其闻。与郑氏几乎同时，邓广铭以“史学”的视角详撰《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成为辛弃疾生平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
     为辛弃疾的一生人格立传评估。王伯祥《辛弃疾的生平》（《星海》1924年8月）最早对辛弃疾的一生仕历作出梳理与评价。此后胡云翼《词人辛弃疾》（《晨报》副刊，1925年8月，24—30）、郑振铎《南宋词人》（《小说月报》12卷12号，1929年12月）、黄宝实《读辛弃疾传》（《中兴周刊》71号，1934年11月）、凌沅祥《国防词人辛弃疾》（《青年界》11卷2期，1937年2月）、祝世德《爱国词人辛弃疾》（《新认识》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徐嘉瑞《辛稼轩评传》（《国文月刊》，38、39期，1945年9、11月）等一批传记文章先后问世。可以看出，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对辛弃疾的生平研究愈来愈突显其爱国的英雄本色，重视对辛氏人格的颂扬。几乎每一篇传记的中心主题都是高歌“爱国”与“抗战”，与时代精神相合拍。邓广铭《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申报文史》1948年3月13日），则对辛弃疾晚年的行谊出处作了专门研究，从而对“英雄”辛弃疾的人生作了客观评估和重新定位。
     关于辛弃疾的交游，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对辛弃疾一生所交海内知名人士195人一一作了考证，其中见于稼轩词集者共109人，见于辛启泰辑稼轩词补遗者7人，见于稼轩诗集者11人，见于稼轩文者4人，见于《宋史?稼轩传》者9人，见于其他书传中者54人。于此可知稼轩交友之广和共谋国事的交友动机，体现了辛弃疾研究中学术视野的日渐拓宽和逐步深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最早为辛词进行系统编年。此书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不断增补，1962年出版增订本，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共印行数十万册，说明辛词广被社会各层所接受，从而由学术著作转化为时代“畅销书”。是著与其《辛弃疾年谱》由于反复再版重印而共同成为辛氏研究史的权威著作，其严谨的考证和达到的学术高度在辛弃疾研究中空前绝后。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大量的论文、专著多集中于文献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方面，为此后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辛弃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年谱的编纂热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辛弃疾研究的开始。40年代，由于抗战的时代需要，辛弃疾成为词坛关注的热点，但集中于颂扬辛词的爱国主题，尚未进入理性思辨的学术层面。
     其二、爱国主题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对辛词爱国思想的挖掘成为此期辛弃疾研究的主格调。刘寿松《辛稼轩的爱国词》（《国闻周报》11卷43期，1934年10月）最早对辛词爱国精神进行专门剖析。其后黄展慎《辛弃疾的文艺及其时代背景》（《协大艺文》第1期，1935年1月）、林德占《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待旦》1期，1935年1月）、梁品如《稼轩词研究》（《经济日报战时特刊》47、48期，1939年9月）等众多文章继续揭橥辛词的爱国旗帜。辛词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与时代精神相合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起到了激发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其三、艺术方面的探索。学界关注辛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辛词艺术精神的探讨。介西《稼轩词意境》（《新苗》14期，1937年1月）专力分析辛词的意境特色。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23期，1943年6月）较早对辛词作了全面的艺术考察。两文均发表于抗战期间，在抗战救国为举国口号的前提下，专注于研究辛词的艺术成为与时代精神不和谐的“异类”。但在辛词的研究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这段时期，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辛词的比较研究，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1卷2期，1926年5月），最早对苏、辛词进行比较。其后，张尔田撰写《与龙榆生论苏、辛词》（《词学》季刊2卷3号，1935年4月）对龙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辩驳和讨论。其后，苏、辛之人格比较、词风比较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中从未间断的话语，相关文章有数十篇，成为辛词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施仲言《南宋民族诗人陆放翁辛幼安之诗歌分析》（《文艺月刊》11卷1期，1937年7月）则对辛弃疾诗歌与陆游诗歌的相似风格进行了辨析，认为二者共同体现了崇尚理趣的宋诗特色。
     辛词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作者屡屡提及古代隐士陶渊明，并表示对陶潜之隐的由衷敬佩和著力仿效。陶潜成为辛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文人。辛氏钟情于陶潜的原因成为20世纪辛词研究中的持续话题。邹啸《论辛弃疾之崇拜陶潜》（《青年界》1934年第6期）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厌倦官场、向往乡野是辛氏倾慕陶潜的根本缘由。其后，周幼农《辛稼轩与陶渊明》（《文艺月刊》9卷5期，1936年11月）、郑骞《辛稼轩与陶渊明》（《天下》周刊1卷2期；1946年5月）等分别对此作深入剖析，从而证明了陶潜情结成为辛弃疾农村词诞生的一个艺术渊源。
     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词学季刊》1期2卷，1933年8月；第2期2卷，1935年1月）的发表标志着对辛词单篇赏析的开始。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则选择辛词中的部分精华之作进行专门艺术鉴赏，而余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大众报》文学副刊，1929年6月3日）则对顾随的辛词赏析做出艺术回应。同时，龙榆生、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王国维、胡适、郑振铎、薛砺若、俞平伯、刘大杰等也多有赏析类文章问世。这说明，关于辛弃疾的研究由整体向局部、由宏观向微观的逐渐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对辛弃疾文学地位的评估。刘毓盘《词史》（1926年10月，手定稿，1985年上海书店第1版）谓辛弃疾于“南宋自成一家”。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8年版）、薛砺若《宋词通论》都将辛弃疾放置到整个词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定位，认为“稼轩是中国最伟大的词人”。由此，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得到确立。
     总之，这段时期的辛弃疾研究已经全方位展开，涌现出一批深具学术分量的力作，此期论文有36篇之多。尽管成果数量不多，却为后人继续研究指示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因此，三四十年代为辛弃疾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good ..

49年到79年，中国没有文学，也没有文学评论。只有政治。

回复：13楼
明白花雨兄的意思，可我想在民间，还是有人创作了不凡的作品在的，其中有人未能活过那三十年。

有没有想过辛弃疾是个贪官呢，不然以他那时候的工资怎么可能供得起他那几房姨太太呢，而且还有几个孩子，招到主和派的打击之后，还能建造有名的稼轩。他是个爱国之人不可否认，但他的大笔不明财产却令人不能恭维。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他的词风的。
   
                                                   一个高中生

顶楼上，另外十五楼：愚以为当时条件下稼轩的家庭十分正常，莫要古今混为一谈…无根据不可论贪官！

贪官一定很有钱，有钱的官不一定就是贪官，谁规定清官就得两袖清风了，史书对辛公的理财没什么记载，却不代表他的家业就是贪污得来的

我相信师傅的为人.

辛弃疾确实是个不错的文人

南宋只爱嫁轩

回复：13楼
你正好说反了,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才是真正的文学.若干年后老百姓是读49-79的文学还是79后的就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