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遵义川剧：徘徊于本土文化与客家文化间
这里历史上属于四川，这里拥有川渝之外惟一仍在运转的川剧团，被川剧界誉为“远嫁的姑娘”。然而，过去数十年，在日益“坚固”的行政区划造成的分割面前―――、为了配合全社会的抗非典工作，贵州省遵义市川剧团组织人员加班创作了川剧小戏《情系天使》及小品《使命》，不过，令作者们颇感失望的是，由于团里经费捉襟见肘，这两个本子极可能错过搬上舞台的最佳时机。
“经费缺乏，最要命的是使得我们无法引进和培养人才。从1990年送出20多人到成都川剧学校办了个3年的‘遵义班’后，哪怕是类似的零星培训都没有。”该团团长夏维维、副团长阮素文一脸无奈，“现在，全团连正规编剧、专业导演及舞美设计师、灯光师都没有一个。”
在遵义市川剧团、黔剧团、京剧团、杂技团等4大“官办”文艺团体中，川剧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长，已达50余年，前身为黔北大舞台。
尽管依然位居遵义市最中心的红花岗地区，但是，自1995年以来，要想“坐”进川剧团的剧场，就只能由高大的中国银行大厦一侧不易为人发现的小门拾级而上，几经转折直至4楼，这个面积不大的剧场方呈现眼前。
除了参加政府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以及偶尔到上海等地“串台”，表演表演“变脸”之类的绝活儿外，七八年了，川剧团在遵义本地几乎没啥对外演出。全团65名在职职工，财政仅拨30％的工资，其余开支，全得靠出租那几间几乎挡住了小门入口的铺面维持。
夏维维以为，如果剧场不是这般“曲径通幽”，他们完全可以像成都、重庆那样，利用周末演出吸引观众。毕竟，即使与川渝“本土”的不少川剧艺术团体比起来，遵义市川剧团的“底子”亦毫不逊色―――早在1965年，即获“全国红旗剧团”称号；1991年，携《鸡蛋案》参加四川省振兴川剧10周年汇演获编导演等6项大奖；1999年，作为川渝以外惟一与会的川剧艺术团体，携现代川剧《红军妹》获中国首届川剧节银奖；2001年，重新创作的《红军妹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从一个角度看，遵义市川剧团的处境，与当前传统艺术整体面临挑战的大环境有关，同时，亦带有偶然性因素。比如，继1995年银行“入主”原属川剧团的黄金地盘后，1997年，遵义“地改市”，将原为县级遵义市的今红花岗区相当部分财源上收，而川剧团体制上依然归于红花岗区，因此财力支撑大减。
然而，社会、文化学者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审视，认为遵义川剧团困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川剧艺术在遵义、乃至在贵州等“近四川”地区长期徘徊于“本土文化”与“客家文化”之间的必然结果。
包括川剧艺 术在内的川文化，不但是西南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地域文化，相较其他中国地域文化，更是一种辐射力极强的文化。有学者研究证实，四川、重庆周边的贵州、云南、 陕西、湖北等省份，几乎都是接受川文化的辐射、影响，而均非以其本省主体地域文化反作用于川渝边地。就文化“版图”而言，“四川”应当北及秦岭、南抵黔中 乌江、东出三峡。
在贵州，非但省域文化总体受川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以现今拥有700余万人口的遵义市为中心的整个大黔北地区，直到清乾隆二十八年之前仍属四川所辖，当地的语言、风土人情等与四川如出一辙，应该说，川文化、川剧艺术就是其“本土文化”。
有关史料记载，在省际行政区划壁垒还很模糊，人流、物流相对“随意”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遵义的川剧艺术活动十分活跃，群众基础雄厚，川剧团体数目众多。上世纪50年代前后，川剧大家魏香庭入黔定居，川剧更是在黔大兴。
“很遗憾，就像户籍制度的强化一样，过去数十年，以政区分割文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并深刻折射到各地政府的决策及社会心理层面。久而久之，使得川剧在川渝以外的许多地区，由‘本土文化’被逐步边缘化为‘客家文化’，发展环境和空间趋窄，尤其是政府的支持，不可与川渝同日而语。”遵义籍青年学者严今说。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出于“发展地方文化”的考量，创立了不少新兴的地方剧种。1960年，贵州在原先主要盛行于黔西北地区民间、清末由江南传入的分角坐唱曲艺―――贵州扬琴（文琴）的基础上，加入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正式创立黔剧作为贵州地方剧种。
严今认为，不能简单地说黔剧、滇剧等新兴地方剧种的形成纯属“生造”，但短时期内“一省一剧”的状态至少说明，“政区主导”对文化领域的强烈影响，有的地方黔剧团由成建制地抽调的川剧演员组建，可为佐证。
事实上，因为地缘文化的更大接近度，遵义市川剧团的处境还算好的，直到1997年，原县级遵义市政府居然还为川剧《红军妹》的排演拨款100多万元，这在财力不富裕的贵州堪称难能可贵。迄今，川渝之外的国内其他地区的川剧团均解散殆尽或名存实亡，惟有“遵川”独立未倒，被川剧界称为“川剧艺术的远征军”、“远嫁的姑娘”。
颇堪“咀嚼”的是，川剧的没落并未换来新兴地方剧种的繁荣。贵州的黔剧团已经由最多时的20多个，锐减为目前仅余省黔剧团及遵义市黔剧团两家，日子同样不好过。
对于遵义市川剧团而言，当此之际，来自四川“娘家”的支持显得特别重要―――尽管由于自身亦困难多多，这种支持通常局限于信息沟通、提供赴川演出方便等层面，可依然足以让他们感动。
抗非典小戏一时排演不成，眼下，剧团只得更多地把精力投到筹备已久的“少儿戏曲培训”、“艺术训练班”的开班工作上。一方面，多少能有些创收；另一方面， 剧团期冀从中发现苗子，以为日后聘用之需。阮素文表示，今后，团里将探索更多的“单兵突进”的谋生方式，不能就此“缴械”。
无论怎样，“过继”给了贵州，却又仍然坚持姓“川”，这也许是遵义川剧艺术不得不永远面对的尴尬。
这里历史上属于四川，这里拥有川渝之外惟一仍在运转的川剧团，被川剧界誉为“远嫁的姑娘”。然而，过去数十年，在日益“坚固”的行政区划造成的分割面前―――、为了配合全社会的抗非典工作，贵州省遵义市川剧团组织人员加班创作了川剧小戏《情系天使》及小品《使命》，不过，令作者们颇感失望的是，由于团里经费捉襟见肘，这两个本子极可能错过搬上舞台的最佳时机。
“经费缺乏，最要命的是使得我们无法引进和培养人才。从1990年送出20多人到成都川剧学校办了个3年的‘遵义班’后，哪怕是类似的零星培训都没有。”该团团长夏维维、副团长阮素文一脸无奈，“现在，全团连正规编剧、专业导演及舞美设计师、灯光师都没有一个。”
在遵义市川剧团、黔剧团、京剧团、杂技团等4大“官办”文艺团体中，川剧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长，已达50余年，前身为黔北大舞台。
尽管依然位居遵义市最中心的红花岗地区，但是，自1995年以来，要想“坐”进川剧团的剧场，就只能由高大的中国银行大厦一侧不易为人发现的小门拾级而上，几经转折直至4楼，这个面积不大的剧场方呈现眼前。
除了参加政府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以及偶尔到上海等地“串台”，表演表演“变脸”之类的绝活儿外，七八年了，川剧团在遵义本地几乎没啥对外演出。全团65名在职职工，财政仅拨30％的工资，其余开支，全得靠出租那几间几乎挡住了小门入口的铺面维持。
夏维维以为，如果剧场不是这般“曲径通幽”，他们完全可以像成都、重庆那样，利用周末演出吸引观众。毕竟，即使与川渝“本土”的不少川剧艺术团体比起来，遵义市川剧团的“底子”亦毫不逊色―――早在1965年，即获“全国红旗剧团”称号；1991年，携《鸡蛋案》参加四川省振兴川剧10周年汇演获编导演等6项大奖；1999年，作为川渝以外惟一与会的川剧艺术团体，携现代川剧《红军妹》获中国首届川剧节银奖；2001年，重新创作的《红军妹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从一个角度看，遵义市川剧团的处境，与当前传统艺术整体面临挑战的大环境有关，同时，亦带有偶然性因素。比如，继1995年银行“入主”原属川剧团的黄金地盘后，1997年，遵义“地改市”，将原为县级遵义市的今红花岗区相当部分财源上收，而川剧团体制上依然归于红花岗区，因此财力支撑大减。
然而，社会、文化学者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审视，认为遵义川剧团困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川剧艺术在遵义、乃至在贵州等“近四川”地区长期徘徊于“本土文化”与“客家文化”之间的必然结果。
包括川剧艺 术在内的川文化，不但是西南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地域文化，相较其他中国地域文化，更是一种辐射力极强的文化。有学者研究证实，四川、重庆周边的贵州、云南、 陕西、湖北等省份，几乎都是接受川文化的辐射、影响，而均非以其本省主体地域文化反作用于川渝边地。就文化“版图”而言，“四川”应当北及秦岭、南抵黔中 乌江、东出三峡。
在贵州，非但省域文化总体受川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以现今拥有700余万人口的遵义市为中心的整个大黔北地区，直到清乾隆二十八年之前仍属四川所辖，当地的语言、风土人情等与四川如出一辙，应该说，川文化、川剧艺术就是其“本土文化”。
有关史料记载，在省际行政区划壁垒还很模糊，人流、物流相对“随意”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遵义的川剧艺术活动十分活跃，群众基础雄厚，川剧团体数目众多。上世纪50年代前后，川剧大家魏香庭入黔定居，川剧更是在黔大兴。
“很遗憾，就像户籍制度的强化一样，过去数十年，以政区分割文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并深刻折射到各地政府的决策及社会心理层面。久而久之，使得川剧在川渝以外的许多地区，由‘本土文化’被逐步边缘化为‘客家文化’，发展环境和空间趋窄，尤其是政府的支持，不可与川渝同日而语。”遵义籍青年学者严今说。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出于“发展地方文化”的考量，创立了不少新兴的地方剧种。1960年，贵州在原先主要盛行于黔西北地区民间、清末由江南传入的分角坐唱曲艺―――贵州扬琴（文琴）的基础上，加入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正式创立黔剧作为贵州地方剧种。
严今认为，不能简单地说黔剧、滇剧等新兴地方剧种的形成纯属“生造”，但短时期内“一省一剧”的状态至少说明，“政区主导”对文化领域的强烈影响，有的地方黔剧团由成建制地抽调的川剧演员组建，可为佐证。
事实上，因为地缘文化的更大接近度，遵义市川剧团的处境还算好的，直到1997年，原县级遵义市政府居然还为川剧《红军妹》的排演拨款100多万元，这在财力不富裕的贵州堪称难能可贵。迄今，川渝之外的国内其他地区的川剧团均解散殆尽或名存实亡，惟有“遵川”独立未倒，被川剧界称为“川剧艺术的远征军”、“远嫁的姑娘”。
颇堪“咀嚼”的是，川剧的没落并未换来新兴地方剧种的繁荣。贵州的黔剧团已经由最多时的20多个，锐减为目前仅余省黔剧团及遵义市黔剧团两家，日子同样不好过。
对于遵义市川剧团而言，当此之际，来自四川“娘家”的支持显得特别重要―――尽管由于自身亦困难多多，这种支持通常局限于信息沟通、提供赴川演出方便等层面，可依然足以让他们感动。
抗非典小戏一时排演不成，眼下，剧团只得更多地把精力投到筹备已久的“少儿戏曲培训”、“艺术训练班”的开班工作上。一方面，多少能有些创收；另一方面， 剧团期冀从中发现苗子，以为日后聘用之需。阮素文表示，今后，团里将探索更多的“单兵突进”的谋生方式，不能就此“缴械”。
无论怎样，“过继”给了贵州，却又仍然坚持姓“川”，这也许是遵义川剧艺术不得不永远面对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