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斯捷洛夫没有戴帽子就往外跑。他知道她到电车站的路线。他跑下楼梯沿大街跑去。他不顾行人和他们对他的责骂，甚至民警吹哨要罚款也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离电车站不远了，能追上的。
　　在电车站上他没有看见季娜伊达。他无意识地看看几个门洞后，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到家后沮丧地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自我怀疑又一次油然而生。是不是神经又在作弄他呢？根可能开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都是他因高度紧张臆想的产物。他又想起了夜间的恶梦、头痛。他忽然想起，如果季娜伊达是在鲍里涅维奇发生不幸之前就走了的话，那她早已到教研室了。从这里到学院坐车只需二十分钟。他看了看表：差一刻九点。从鲍里涅维奇死到现在已过了十五分钟。他给教研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季娜伊达。涅斯捷洛夫轻轻地挂上电话，立即感到后悔，他可能听错了。马上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然是她。
　　一般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某种原因和需求促成的。但难解释涅斯捷洛夫处在悲痛时刻却去干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把散乱的书籍摆好等事情……是什么促使他如此仔细地盖好床罩，把散乱的完好的纸分开放到桌子上和书架上呢？他感到震动和痛苦，他弄不明白他是为什么？为什么又跑进鲍里涅维奇的房间？为什么侦察员还没有来他就画起房间平面图来？他详细画出尸体的位置，画出一切与他，涅斯捷洛夫无关的东西，而且在图上写出详细的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又为什么要把狗牵离主人的尸体呢？
　　他在这里和在实验室里干得一样自信、轻松，和他日常工作一样具有求实的钻劲。涅斯捷洛夫画完图后，拿来照相机对手枪拍了照。他正调整镜头准备拍摄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时，门外传来了电话铃声。话筒里响起法医卢茨基的声音。他不高兴地问，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自杀？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刺耳的连续不断的门铃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工作。来人是侦查员、法医，还有两位见证人。
　　侦查员和法医对鲍里涅维奇都很熟悉。他们对躺在地上的尸体看了半天，难过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卢茨基首先恢复了常态。他掏出手帕擦擦眼镜，他的近视眼眨了眨，拉长声调说了一句：“是啊……”
　　涅斯捷洛夫与卢茨基在一个教研室共事多年。他俩和鲍里涅维奇都是国内外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是科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涅斯捷洛夫很喜欢这个又高又瘦的同事。他心地善良，诙谐风趣，全心致力于物证技术的研究。他还是一个嘲笑别人，并能逗人发笑的行家。
　　侦查员科尔涅托夫慢慢地解开皮包，把一选纸摆到桌上。他严肃认真地记录下这一悲剧。
　　“这是怎么回事，涅斯捷洛夫？”卢茨基摆弄着放大镜、米尺和皮尺问道，“您在家吗？”
　　侦查员也等着这问题的答案。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不满和不耐烦。看得出，他不满是由于涅斯捷洛夫的过错来晚了。
　　“是的，我在家……但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他讲述了他怎样被枪声惊醒，怎样发现鲍里涅维奇躺在血泊中。
　　“您手里是什么？”侦查员突然指着涅斯捷洛夫手中的平面图问道，“您画这干什么？”
　　涅斯捷洛夫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画的图，微微笑道，“不知道……习惯势力就是这样。”
　　“好啦，”法医打断他说道，“鲍里涅维奇那时已死了吗？要知道您是立即来到现场的，好象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这样，”涅斯捷洛夫肯定地说道，“我来到时，他的脉搏已不跳动了。看来死得很快。”
　　侦查员又插话，他说话历来从容，谨慎，似乎担心吓坏见证人。
　　“您说枪响时您还在睡觉，为什么您断定这枪声在这里呢？”
　　问题本身和提问的口气让涅斯捷洛夫听起来感到非常委屈，他不想回答。侦查员本应更策略一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见证人，而不是被告。
　　“您为什么不回答？”侦查员又生气了，他想提醒涅斯捷洛夫，他打电话时的奇怪表现，“我还可以把问题再重复一次。
　　涅斯捷洛夫耸耸肩膀，转向法医，好象想得到他的同情。但法医忙着自己的事，什么也没有听见和看见。
　　“我发现房门开着，就朝里面看了一眼。”他话音颤抖，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他补充道，“我朋友的房间离我最近。”
　　侦查员点点头——他对这一点当然没有异议，马上又问道：
　　“除了您以外，楼里还有什么人吗？”
　　涅斯捷洛夫想起自己对季娜伊达的怀疑，想作一肯定的回答，但想了想，只随便说了一句：
　　“不知道。”
　　侦查员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觉得对方好象担心说走嘴，或说出多余的话似的。谨慎小心的人都是这样讲话的。侦查员装出对回答表示满意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
　　“您再好好想一想。你们这里一共住着三个人。”
　　涅斯捷洛夫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同每逢遇到难题一样，脸红了，并显出非常惊慌的表情。

　　“除了我以外，恐怕没有别人。”他企图挽回侦查员对他的信任，“当时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早走了。”
　　涅斯捷洛夫既恨自己，生自己的气，也恨侦查员，也生他的气。他觉得侦查员好象在取笑他。而他心里在责备自己说话时不适当的停顿和模棱两可的用词。
　　他同侦查员早就认识，不只一次和他一起值班。三十五年来侦查员曾当过公证人，法院审判员。不久前他才担任了现在的职务。他思想敏捷，才智过人，很快就掌握了新的专业。他钻研了各种条例和预审规则，他起草的罪行结论也相当不错。他的字迹工整清楚，书写快速，而且不费什么劲就能把自己和别人的想法写出来。他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证人的旁证材料和被告的供词、民警和刑警局的报告和情报。但他有时也作过冒险的结论和自作聪明的推断。侦查员的活动如果只限于预审记录、调查、审讯和研究物证的话，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命运以流血和死亡的惨景考验他的毅力和勇敢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他也担心见到现场上可怕的情景。每当这时，他就鼓足浑身勇气以使自己的心情不表露出来。
　　法医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装得好象没有看到侦查员摆弄着皮包上的锁头、找不到表格而一个劲儿地削铅笔的紧张表情。
　　不久前侦查员刚刚侦破一起恶性案件，人们都在议论他，说他是很有前途的侦查员。人们一致公认，如果他能适度控制自己的急躁脾气和不切实际的想象，他是会高升的。
　　在鲍里涅维奇房中，他尽力增加勇气和保持冷静。他一反常态远离尸体，只在尸体周围绕了一圈，看了死者一眼。他对自己的镇定感到满意。他象孩子围着一个掉进捕兽器中的野兽一样转来转去，固执地打算没完没了地考验涅斯捷洛夫的耐性。
　　侦查员查看完尸体的外表后，开始检查衣袋中的东西。检查完衣服和桌子之后，他又干劲十足地在房间和床下查看。不时仔细端详一些小物件，或进行对比。勘查记录上记着，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头对着院子的窗户。身体倒下时左手压在背后，右手伸向桌子腿，手心向上。没有搏斗和暴力行为的痕迹。死亡时没有别人在场。地毯没有移动，长条台布被勤快的主人熨得平展。整洁的床上摆着松软的枕头，漱洗桌子上整洁地摆着小瓶瓶和玻璃小摆设。尸体上未发现可疑之处；上衣纽扣全扣着，领带结得很艺术；深色头发整齐地梳成偏分头。
　　僵死的面容，照进苍白光线的透明窗帘，玻璃罩里面的雕塑和画着凋零花园里僻静小路的油画使房间里呈现出一片悲哀和肃穆的氛围。似乎尸体发出某种射线给室内的陈设蒙上一层毫无生气的薄膜。
　　在侦查员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用米尺量地毯上脚印的时候，法医手拿放大镜在检查尸体。职业习惯使他开始心情缓和，忧虑代替了惊恐。卢茨基好象忘了自己就在尸体跟前，他冷静地查看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子弹穿过颞颥骨射入颅骨。血顺面颊流下，在地毯上流成了一滩。头向右歪斜。下巴边缘的一部分已被鲜血染红。开枪时枪口距离伤口只有几毫米。皮肤上伤口呈星状，周围有灼伤、黑烟和火药灰渗入肌肉组织，“那干”式手枪往往会留下这样的痕迹。他又查看了死者的手掌。法医认为自己的事已干完，用手绢擦擦手，坐下来准备回答侦查员提问。
　　侦查员还在收集物证。他取了写字台下面的一块石灰，从纸篓里取了一张纸，弄平整叠了起来，他还在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物证的地方寻找血迹，还不断地与法医交谈着。
　　“枪伤看来是偶然的……子弹卡在里面了……没有碰伤骨头……”
　　“不这么简单，”法医想缓和侦查员与涅斯捷洛夫之间的紧张气氛，说道，“骨头自己的弹性也并不亚于铜片，铜象生铁撞击一个样。”法医又恢复了一贯的好人心肠，他想使周围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是所有的骨头都容易被穿透，”他继续说道，“比如说颅骨吧。但最容易被击碎的是额骨。……我们人类没有坚硬的额骨……”
　　相反，侦查员聚精会神地站在棋桌前，看着摆在棋盘上的棋子说道：
　　“您不觉得生命中断得太突然了吗？这盘棋尚未下完，正在残局时就不下了，桌子上的材料也没有写完，钢笔就从手中滑掉了，纸上留下了不少墨水点。茶也没喝完，香烟刚刚点着就不吸了，可烟灰缸里的烟头都是抽到不能再抽才扔进去的。烟灰缸里这样的烟头很多。看来死者死前肯定非常不安。台历上记着他要办的事一直排到深夜。死神突然袭击，打乱了他的安排。”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涅斯捷洛夫心中在想，“他只和季娜伊达下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下到深夜，有时要下到天亮才罢手。女助教的棋艺不亚于他，尽管她相当晚才学会下棋。”
　　法医对侦查员大胆的分析没有给予注意，而大部分也没有注意听，包括他所说的什么“死者”和“死神”等。
　　“您下结论是不是匆忙了一些？”法医稍稍暗示这位年轻侦查员经验不足，“台历上的记事可能是前一天写的，而纸上写的东西是在决定自杀前就中断了……冲动型的自杀者往往是这样：喝茶、下棋、抽烟、突然自杀。”

　　侦查员弯下身去掰开死者的手，用放大镜检查手掌，在手指之间发现了几根头发。
　　“这才对！”涅斯捷洛夫差一点流露出对这一发现的兴趣，“真想知道，这几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是棕色的？这可要给季娜伊达带来不少麻烦的。再说我们的头发也不都是一种颜色，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您怎么解释，”侦查员问法医，“死者手上既无烟黑，又无火药烟灰？谁都知道，用手枪射击是会在持枪者的手上留下痕迹的。”
　　“正确。”涅斯捷洛夫赞同这种说法，心里慢慢地在想，“季娜伊达是能对侦查员讲很多道理的。她的关于射击积炭沉积的论文是相当优秀的著作。”
　　侦查员的发现引起法医的不安。他没有想到鲍里涅维奇的死是他杀。发现的头发在法医看来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发现头发的应当是法医。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医这种疏忽是不能原谅的。
　　“您注意到这点血迹了吗？”传出侦查员的问话，他正爬在地板上用放大镜观察椅子腿上的一点血迹，“这点血离尸体是不是远了一些？其实这很重要。这滴血可能不只是死者的，也可能是凶手的。”
　　侦查员又一次使法医感到惭愧。这滴血还很新鲜，这对侦破是会立下汗马功劳的。
　　侦查员为了不抹掉指纹，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手枪，仔细检查了一遍。在记录本上记了些什么，就用纸小心地把手枪包好。
　　“您忘了检查枪膛，科尔涅托夫，”法医利用了侦查员的这一疏忽，好让他晓得，疏忽的不只是法医。
　　“您再数一数里面还有几颗子弹。”他微微一笑，带着教训的味道补充道，“您说是他杀，可又没有开枪的罪犯在场。”
　　侦查员以目光对法医表示感谢，他看到枪膛里七粒子弹还剩下六粒后，用纸把枪包好。
　　“科尔涅托夫，您又疏忽了，”涅斯捷洛夫心中在责备他，“您没有看枪上的号码。卢茨基怎么什么也不说。应当看看枪号，侦查员同志，这样可不好。”
　　侦查员不知是想以自己的观察挽回面子使法医感到吃惊，还是他自认为他推断鲍里涅维奇是他杀而能使法医心服口服，他突然转向涅斯捷洛夫，对他提问道：
　　“请您谈谈您和邻居的关系如何？”
　　涅斯捷洛夫正在想自己的问题，一时没有听清他的问题。
　　“您是问我和鲍里涅维奇的关系吗？”
　　“是的。”
　　“他是我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一位良师。”
　　“你们俩人之间有无仇恨？和他吵过架吗？邻居之间有没有不和？”
　　直到这时，法医才意识到侦查员吹毛求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看来他在怀疑涅斯捷洛夫。法医迷惑不解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耸耸肩膀。涅斯捷洛夫立刻抓住了这一眼神，顿时警觉起来。
　　“我已对您说过，我们是好朋友。”涅斯捷洛夫激动地说道，“他救过我的命……世界上再没有比他对我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卢茨基可以作证。”他指了指法医。
　　“干什么我要拉出卢茨基，”涅斯捷洛夫立刻想到，“这简直愚蠢可笑。”他对自己很不满，这样他更加不安。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以目示意法医做谈话的见证人。
　　“当您来到这里时，这件东西就在这儿吗？”他指着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问道。
　　“没有，没有，”涅斯捷洛夫马上答道，“这是我的照相机。”
　　侦查员意味深长地看了法医一眼：“证据越来越多，您想都不会想到要注意这一点。……还是请您注意一点，并好好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您要拍照？”他好奇地，同时又以宽宏大量的口气问道，而这种口气本身就充满了严峻的怀疑。

　　由于对方没有回答，他生气地重复了一次：“请问照相机干吗要拿到这里来！”
　　涅斯捷洛夫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画房间的平面图和对尸体照相。看来这是一名法医面对死亡不能袖手旁观的习惯势力作祟。他只好摊开两手，除了下面的话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是想搞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些照片，卢茨基，”他转身向法医说道，“对你可能有用处。”
　　侦查员认为涅斯捷洛夫在取笑他，但一个有经验的法医不能不懂，在侦查员末到现场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出事的房间和触模任何物品的。
　　“案件的证人不能做法医鉴定人。”侦查员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生硬地说道，“这一点您懂得并不比我差。对您的观察我们不感兴趣。”
　　侦查员错了。涅斯捷洛夫并不想取代法医，他的材料和其他不管是什么人手中的材料对案件的侦破都是有用处的。这些材料有无价值，这要取决于侦查员和法庭。
　　“您对我的指责是徒劳的。”涅斯捷洛夫带着自尊感反驳道，“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责任对自杀者给予帮助。当我发现鲍里涅维奇已死，我不允许我干多余的事，我只是在远距离拍了几张照片。”
　　“您确信这是自杀吗？”侦查员问道，“自杀与他杀不是容易区别的，您也不必坚持自己并不能站得住脚的设想……您好象还要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似的。”
　　侦查员没有能保持不偏不倚：他怀疑涅斯捷洛夫在鲍里涅维奇一案中有牵连，所以马上对他产生了反感。涅斯捷洛夫宽大的秃顶他也很不喜欢，好象他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涅斯捷洛夫抚摸自己几乎盖住太阳穴的头发的姿势，在侦查员看来，也觉得滑稽可笑。涅斯捷洛夫的整个形象在侦查员看来都失去了正常的比例。一个低矮身材的人，干么要有发达的胸脯、宽肩膀和一双长臂呢？他的这副尊容也不配有腼腆的微笑，胆怯的嗓音，更没有必要遇到一点点小事就局促不安，脸色发白。侦查员自己可不是这个样的，他的个头令人羡慕，运动员的体型，一头深色的未鬈发。能控制自己的神经，思想藏而不露。他和涅斯捷洛夫同年，都年近四十。侦查员想到命运对自己很慷慨而自鸣得意，他微微一笑，朝一直卧在主人身旁的小狗走过去，想抚摸一下。狗叫了几声，但仍卧着不动。
　　“顺便再问一下，”侦查员好象是无意想起了什么，说道，“难道您没有听到狗叫吗？狗是不会让主人遭难的呀。”
　　“没，没有听见……再说这儿也没有生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这一停顿侦查员也没有放过。“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涅斯捷洛夫比较有把握地把话说完。
　　“当然啰，”侦查员意味深长地同意道，“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请原谅，涅斯捷洛夫，我想打扰您一下，检查检查您的衣服和手。我有责任考虑全面一些。”
　　涅斯捷洛夫感到一阵头晕，紧靠桌子站在那里。他脸色发黄，额上渗出了汗珠。
　　“卢茨基，”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请你到我这儿来……我觉得不舒服。”
　　法医走近他，摸摸脉，给他搬过一把椅子。
　　“安静一下，”侦查员说着，一边仔细检查他的手和衣服，“请坚待一下，谈谈您知道的有关案件的情况。”
　　这句话对涅斯捷洛夫来说是很熟悉的。他不只一次在预审和法庭上听到过，但现在听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
　　法医拍了拍涅斯捷洛夫的肩膀，对侦查员说道：
　　“涅斯捷洛夫在前线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您是不是把审问推迟到明天？”
　　他的话中包含着责备和人性的召唤。
　　侦查员似乎感到了什么，连忙表示同意，就坐下来写记录。
　　这时法医打电话叫车，然后坐下来伸出五指梳弄头发，梳弄了好半天。这表明他思绪纷乱，但应作出严肃的决定。他放下手开始翻动书柜中的书籍，随便拿起一本歌集，突然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止住了。
　　法医卢茨基早年与乐团的一位歌唱家结了婚。他喜欢妻子唱的歌，早已是她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家，还是走在大街上，甚至在解剖台前都在想着歌曲。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毛病，经常开他的玩笑。他们一说他妻子的音乐会——这音乐会是相当成功的——演唱的一首歌很好，可是没有学会，卢茨基就会把他妻子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重复唱一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法医常说他妻子不喜欢谈论法医这个职业，一谈起它就倒胃口，但他很爱她，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陈尸所回到家从不谈使她感到难过的事，而总是和她淡音乐大师们的艺术，唱起妻子演唱的歌曲。但是他想总有一天要把妻子领到这里，迫使她对这个揭示生与死的秘密的科学产生尊敬。

　　涅斯捷洛夫这时一直未恢复常态。他脸色阴沉，心情抑郁地垂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不住地发颤。
　　侦查员已写完记录，他问法医道：
　　“您回去值班，还是和我一起走？车就在下面大门口。”
　　他的问题使法医感到奇怪，护送尸体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您是不是怕司机把货拉回自己家去，”他严肃地问道，“或者不相信他熟悉市内的道路？”
　　“我要参加解剖。”他没理会法医不加考虑而说的话，侦查员带着自尊心说道。
　　自以为获得成绩而冲昏了头脑的侦查员作出了轻率、同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不愉快的结果。
　　“我回去值班。”法医也很严肃地说道，“我建议让我的朋友涅斯捷洛夫和您一起走。您和他也认识，希望以后你们能成为朋友。”
　　当涅斯捷洛夫上车时，法医对他泼了不少冷水。
　　“您还想当福尔摩斯！什么平面图啊，拍照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对您说过，傻瓜，这不会有你的好，我知道，”他尽量模仿他的话，而不让涅斯捷洛夫回答，“一个优秀的法医应当善于分析情况。他不仅仅是一个咨询者，而应当是侦查员的好助手。”
　　车上，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俩都沉默不语。他俩并排坐着，一言不发，好象两人完全陌生，但两个人都感到不安和尴尬。都为想到刚才他们之间审问和受审般的谈话而难过。如果卢茨基自认为需要介入，但他也由于自己表现出软弱无能而惭愧。
　　第二节
　　季娜伊达呯的一声把门关好，就飞快地跑下楼。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走大街、穿小胡同向电车站方向奔，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她一反常态没有顺路在面包房买夹馅油煎包。她一直沿楼边行走匆匆，不时回头看看。她本来个子高，平时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却勾腰缩背，低垂着有一头蓬松浓密的棕色美发的脑袋，缩进高高翻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两手伸进皮袖口里。她头戴一顶很象古罗马军人头盔的细毡帽，一直压到眼睛上面，使人认不出她是谁。平时不论是早晨，还是忙碌一天之后，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大街上，在家里，或是在朋友中间，她总是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凡见过她一次的人今天都不敢把这个从头到脚里得严严实实、步伐慌乱的女人认作是季娜伊达。她一向讲究梳妆打扮，注意整洁；她总是及时把大衣腰带结好，把稍稍往下滑的长笛丝袜提好，鞋带一松，她急忙系上。如果在外省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特点，举止和衣着都很显眼，只要对自己的外表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人们的奇怪。但是在几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大街上很难遇到熟人的，所以，不修边幅，衣着马虎，还是可以的。
　　在一个广场上，季娜伊达排队等公共汽车，但不一会儿她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立即打开车门要求送她到小皮罗戈夫大街。
　　早晨空气清新而寒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好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罩。
　　汽车穿过医学城。这里有很多医院、医学院、实验室等。在一条胡同里她让汽车停住。季娜伊达和司机算完帐后，就拐上了小皮罗戈夫大街。这时她又恢复了原来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化妆、衣着打扮丝毫不马虎，腰带结得恰到好处，鞋带也没有露在脚面上，长筒丝袜缩得紧紧的，大衣领子也翻了下来。帽子戴得很俏皮，一绺棕色的鬈发露在帽子下面。现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似乎恢复了常态，但看得出不是那样自信。
　　她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但实际上要老得多。白净的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高高的鼻梁也很俊美，灰蓝色眼睛老是睁得很大，一双鲜红的嘴唇线条分明。但她面部表情呆板，嘴唇紧闭犹如一块令人不快的伤疤。相面专家从她的外表会发现她的性格严酷，甚至专横。
　　在电车到达终点绕过一个大街心花园的地方，季娜伊达拐进一条胡同，朝医学院高大的楼房走去。
　　一个首次来到这里的人，对这座医学城会留下某种难以捉摸的印象。现代化的宽广街道，优美的建筑、古寺院、雕像，从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下来的一群群大学生充满了宽阔的人行道。这一切都好象被某种令人产生忧伤情绪的东西笼罩着，这可能因为来来往往的总是带着不样之物的急救车，也可能因为，所见所闻都是疾病和痛苦之故。
　　季娜伊达穿过砖石围墙的门，走进了学院宽广的院子里。有个人轻轻挽住她的臂膀，带着责怪的口吻说道：
　　“小鸽子，您急着上哪儿去呀！”
　　面前站着的是科洛科洛夫教授。他身穿多年来人们已熟悉的皮大衣，头戴圆形贴边皮帽。岁月催人，老教授背已微驼，头发和小山羊胡都已斑白，但宽大而白净的前额和曾经使一些女大学生为之倾倒的慈祥而聪慧的眼睛却依然是当年的风采。

　　季娜伊达象男人似地紧紧握着伸过来的手，摇摇头撒娇地以稍带责怪的口吻说道：
　　“您看，又来了，老这样……我都跟您说过多次了，求您别再叫我小鸽子了。”
　　“这有什么法子呢，小鸽子？”他想改口，结果还是没有成功，“记性已不如从前了。年轻时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漂亮女人的要求总忘不了。”
　　两人咯咯大笑起来，都对相见和开的玩笑感到高兴。他俩一起走了一会儿。后来教授停住脚深深吸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
　　“您上哪去，小鸽子？您怎么不给老头子一点面子，不到我那里呆一会儿吗？”
　　教授六十五岁，但身患重病。由于长期辛勤工作，心脏不好。只好常常卧床养病。学院里已传说他要退休了。
　　“请原谅，”她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要迟到啦。坐车瞎跑了半天。现在几点啦？”
　　她显得很焦急，看来她非常心疼失去的时间。
　　教授掏出装在黑缎表套里的银怀表，拿到近视眼前一看，耸耸肩膀。
　　“差一刻九点……您看，这怎么能说迟到呢。”
　　“不可能。”女助教自信地反驳道，“您的表不准。那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呀？”
　　她心中计算了一会儿，不对，重新又想，直到教授提醒她：
　　“应当说您是在八点刚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离开家的……绝不会再晚……您怎么坐车坐了这么半天？”
　　季娜伊达值得去为这点小事冥思苦想吗？她就不厌其烦地说道：
　　“我没有买车票，后来补了票……看我把月票忘在家里了。当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查票时，我才想起来。结果还被罚了钱。我惭愧地坐了一站就下车了。慌忙中又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因着急也就不看车往哪儿开。接着又换了电车。走了一会儿街上交通堵塞车开不动了，只好步行来上班。本来只要十五分钟，结果光坐车就浪费了近一个小时。”
　　她讲得那样自然和轻松，好象自己也觉得真是这么回事。脸上出现了窘态和难为情，教授也不能不为之同情。他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不会生活，责备地摇摇头，对她微微一笑表示安慰。她也以今后要注意的表情回报教授。然后她开门请教授走在前面，走进了大楼。
　　法医教研室的楼在院子的左角，楼的一面对着一条胡同。涂有红十字的汽车驶入铁栅栏的大门后绕过大楼停在院墙和大楼之间的后门口，卸下车上的尸体。楼的正门口老是拥挤着心情不安、泪流满面的人群。车身上涂着黑红条的汽车和卡车就停在这里。楼上是各专业科室、陈列室、教授办公室和教室。楼下解剖室旁边是接待室和助教办公室。法医们在这里翻阅材料和医院送来的病历，写解剖报告，交给死者家属必要的证件。地下室是陈尸间，里面放着准备解剖和安葬的尸体。陈尸间里有一股腐臭气味，无论是高水平的消毒，还是良好的通风设备都无济于事。
　　女助教和教授走进摆着皮罗戈夫①(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年)，俄国外科专家、解剖学家。)雕像的接待室，脱掉外衣走进解剖室。这里在大理石解剖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深灰色的墙壁上高大的窗户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阴沉，好象凡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扮演悲剧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教授对女助教说，“在解剖室写下一句名言：‘这里死者教育生者。’应当向您指出，学生还没有使任何一位老师得到安慰。”
　　教授同陈尸间的工友打招呼：
　　“身体好吗，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转身对女助教说道：“您看他个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这种说法已重复了多年，看来并没有使被说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纪，他的两手皱皱巴巴，就象刚从水中抽出来似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下浮肿。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给我一个限期，我还能再长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么，我还想超过你们这些活人哩。”
　　季娜伊达对工友友好地笑笑，问道：
　　“现在几点啦，帕霍姆，我想证实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聋，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啊，来得还正是时候，刚刚准备好。差一刻九点。”他看了看表答道。
　　季娜伊达睁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复道：
　　“差一刻九点！”脸上现出真正的窘态。
　　“什么，小鸽子，”教授对她的窘态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怀表送博物馆吗？为时过早，等等吧。”
　　“我的上帝，”季娜伊达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馆吧！我说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这块表同年，我们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对回答感到满意，一字一板地说道：
　　“这么说我真的是八点刚过一点儿离开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刚才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是吗？”
　　季娜伊达走进助教办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时教授穿上白大褂，从一张解剖台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每天进行的例行检查。
　　“您怎么，亲爱的，这样瘦啊……啊哟……哟，怎么不注意保养……”教授看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心中这样想，同时也说出来了，“我看，您不怎么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头了。这是哪个区送来的，帕霍姆？”

　　“从郊区送来的，将由鲍里涅维奇解剖，今天已给他排到第四个了。”
　　“季娜伊达，”教授把刚刚进来的女助教叫过来，“到这儿来，您看这个小老头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奇地说，“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过，我还要把他的眼睛给闭上，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帕霍姆从抽屉里拿出用细绳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在上面写着什么。他那歪歪斜斜地写字的样子说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水平。他搔搔后脑勺，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翻阅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有关材料。工友的叹息声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把材料一推，问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样？您怎么好长时间都不对我说。”
　　看来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问这个问题。他把登记簿放在桌子上准备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尽管叹息有时也很富有表现力，但女助教并不满意，帕霍姆站起来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帮帮忙。我负责的区有几个要解剖的？”
　　这问题对他来说是容易回答的。他随时都能讲出有几具尸体，哪个区送来的，哪位法医负责。
　　“您有两具尸体要解剖，还有一具是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尸体己开始腐烂了。”
　　“这么说共三具？先准备一下那个己腐烂了的尸体，我从这具开始……对啦，您还没有对我说清楚您妻子怎么啦。”
　　看尸员哀求地把两只满是皱纹的手抱在胸前，但女助教仍紧迫不放。
　　“她已差不多痊愈了，她没有什么。就是总不能让我安静，吵着为什么我不能把您带家来。以前要我代问您好，可是现在说，给我请来就行。我说：‘你疯啦，她是什么人？沾亲，还是带故？您尽想些什么？’”
　　工友说出自己老伴儿的要求后，冷静下来了。
　　她妻子患肝病已多年了。由于女助教的热心帮忙住进了最好的一家医院，并由该院的一位著名专家动了手术。女助教常去医院看望，出院后也到家里去看望过。纯朴善良的女人很喜欢这位恩人，几次三番要丈夫请季娜伊达到家里来看她。帕霍姆不愿意因这些小事给助教添麻烦。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没有满足妻子的要求。
　　季娜伊达听完后感到奇怪：“就这些吗？请告诉您的妻子，明天我就去看她，您别忘了。”
　　帕霍姆还没有来得及道谢，窗外驶过一辆救护车，传来不断的喇叭声。工友拿起地下室的钥匙，登记本，就出去了。在门口，法院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迎着他，由于尸体是由侦查机关人员陪同送来，工友就感到这绝非一般。他机敏的目光已发现，涅斯捷洛夫面色苍白，藏在衣口袋里的两手在发抖，涅斯捷洛夫与侦查员不说话，两人都避开对方的目光。帕霍姆以为涅斯捷洛夫值班时出了什么差错引起了侦查员的不满。干了三十年他什么没有看见过。
　　“从哪儿拉来的尸体？”他打开登记本，一边问司机。
　　“您去问涅斯捷洛夫吧，”司机答道，“是他要的车。”
　　几个卫生员打开车门抬出担架后，什么问题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记本挟在腋下，他认为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问是不合适的，就吩咐把尸体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来的解剖台上摆上鲍里涅维奇的尸体。
　　帕霍姆面临着要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季娜伊达。当着他的面，她与鲍里涅维奇谈情说爱也从不感到不好意思。鲍里涅维奇对此很不满，虽然他知道工友耳聋也发现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头儿早就认为耳聋是有好处的。这样无论同自己人和外人，还是死者探望者和亲属，都能处好关系。别人求他的事，能办的就办，捞个好；不能办的，因耳聋，就说没有听到，人家也不会怪他。因耳聋麻烦也少，在解剖室，法医们也很少要他干这干那，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当着他的面什么都好说，就当他是死人一样，从不避讳他。
　　最近一个时期热恋的一对儿关系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总离不开，经常眉来眼去表达爱情，工友们见了都感到眼热。他能区别装假和出于真诚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说，他俩不久前已出现了裂痕和不和。偶尔听到他俩的一次谈话，使老头儿感到不安。这大概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中午两点钟，当老师们离开解剖室去助教办公室写解剖报告的时候。鲍里涅维奇写完死亡证明，分发给死者的家属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户前，机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纽扣，好象是在等什么人。季娜伊达也完了事准备走。当她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人，她走到他跟前低声问道：
　　“晚上您在家吗？”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尔涅托夫，”她继续说道，请您别来找我。这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鲍里涅维奇仍旧看着窗外，说道：
　　“好吧。”
　　“您答应我要作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您寄予希望。”
　　“我已听过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她尽力看着他的脸，说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说道，
　　“我不能保证做到。”
　　第二天就有个自称科尔涅托夫的人打电话给季娜伊达，从那时起这人就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

　　从助教最初来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欢这个人，由于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对她的不满情绪。她没真话——他心里对自己说——，她即使不说话也在骗人。这女人体格结实，性格顽强，她可以把尸体象摆动一件玩具似地从一张解剖台搬到另一张解剖台上，但只要有人在解剖室她就象一个软弱姑娘从不自己移动一下尸体：“……帕霍姆，请您……”在军事训练中她射击从不脱靶，但当着别人又说，她从没有拿过枪……她非常想让人说她人缘好：对工友的妻子和清洁女工，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表示关怀，拍拍肩膀，借钱给他们，还不让人觉得她记性很好。她似乎心肠很好，但你对她的善意又不能相信。她冷酷，从不容忍同她开玩笑，很少看到她面带微笑。只有一次是在教授生日的那一天，她兴致勃勃，跳舞跳到深夜，使大家感到奇怪。教授那天对她说道：“小鸽子，您可把我们骗了。您并不象我们感觉的是一个那样古板的人啊……”
　　而鲍里涅维奇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喜欢开玩笑，也爱大笑。当人们笑时，他耸耸肩膀：“有什么可笑的？”他头脑清醒，文静，生气时说过的话，以后绝不再重复。他的耐心能顶上十个人的耐心，从不发脾气。他不象别人，从不浪费一点点时间，总是忙着什么，从不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一会儿。他和我们这些人一个样，总不缩起手什么不干。星期天他在别墅拿起镐和铁锨干活，出点力气就很高兴、很安心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决断公正。欺侮这样的人是天理不容的！
　　别人心上的事是用不着见证人的，而需要的是没有全权的受托人，没有法律关系的同谋者，有义务为别人的轻率承担责任的人。
　　不管他们的关系怎样，帕霍姆有责任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季娜伊达。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上楼找教授去了，很快教研室就会知道，老师们要开会，他们是不会早一点告诉她的。
　　当激动的教授，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出现在楼梯上时，帕霍姆不再迟疑了，赶快去找季娜伊达。他在门口碰上了女助教。她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硬纸盒子。她身着熨洗干净的白大褂，里面穿着大开领的黑绸连衣裙，再加上黑玳瑁大眼镜给她的脸上增添了阴郁而严厉的神色。工友叫住她，说道：
　　“请允许和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儿不行。”
　　“那进来说吧。”她打开助教办公童的门请他进去。
　　开始，帕霍姆很惶恐，不知该怎么说起，他想到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增加了勇气和决心。他想起他当年是怎样听到关于前妻死亡的消息的情景。他就象溺水者抓住救生圈似地把心中浮起的往事作为样板。
　　“出了不幸的事……这事真难以开口。”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帕霍姆坚定地抓住救生圈般的往事的例子，决心说出来。
　　“我不懂您说些什么，谁出了不幸？”季娜伊达已经看到窗外运来是谁的尸体，但她还是这样问道。
　　“不，您说我说得对吗？”工友要求她肯定地回答，“可能我说得不对，是吗？”
　　“对！对！”她开始不耐烦地说道，“那您说得详细一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工友同情地看了女助教一眼，痛苦地叹了口气。
　　“不幸和不幸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真使人难过……”由于季娜伊达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他就决定大胆地说了，“我们迟早都要死去，都是一个结局——死亡。”
　　女助教警觉起来，有点惊慌地问道：
　　“是不是教授出什么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帕霍姆连忙安慰她道，“生死是不由人的，要死想躲都躲不脱……”
　　“谁死了？”她紧张地问道，“您倒是说呀I”
　　“人死只有一次，而还有人召唤死神。说得很对，是他自己动手的。可怜的鲍里涅维奇，”他叹了口气补充道，“他怎么会想到死呢？”
　　女助教好象疼痛难忍，浑身颤抖了一下，打开门，没有等工友阻拦，就跑了出去。她冲进解剖室的门，站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呆住了。她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她那亭亭玉立，端庄的身材，下垂的双手和因痛苦紧绷着的面孔使人感到悲痛。她那瞪大的双眼现出极大的痛苦，好象她一闭上眼睛，悲痛也会从紧闭的眼皮下流露出来，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受到她悲伤表情的感染不由得低下了头。
　　她僵死不动地站了很久。又过了一会儿她用颤抖的手掏出手帕，把它撕成碎片。
　　她站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就离去了。她仍然和平常一样，昂首挺胸，坚定自信。

　　第三节
　　当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送进解剖室之后，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去找教授。前者是要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教授，而后者是与教授商量解剖尸体的事。
　　他们看到教授正给法医鉴定短训毕业生上课。在这群年轻人中间教授讲话的声音宏亮有力，不断离开主题讲些有趣的事，不时还开句玩笑引起年轻人的喝彩和笑声。他的讲课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教授把刚才用来在黑板上划出精彩图表的粉笔放下，两手按着讲台，沉默了一会儿。
　　“我希望你们合理运用你们的知识，”他声音不高、却充满深情地严肃说道，“要忠诚地为社会和祖国服务……绝不能对别人藏有坏心，记住人的伟大使命。”
　　接着教授谆谆教导学生避免自己的毛病，绝不要离开行善的轨道。他讲到了真理和公正，教导学生成为一个“不以夸夸其谈来掩盖自己不学无术”的正派人……这是父亲对不懂事的孩子的教导，很自然，显得有些守旧。他的宽宏大量的判断使人感觉不到他词藻的华丽，而对教授的豁达肃然起敬，因此，激起了一片掌声。
　　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为刚才与学生们动人的道别和自己的讲话而感动的教授在同他们谈话之前首先擦了擦湿润的双眼，仔细地把手帕叠好放回衣袋里。
　　“说真的，人老了就容易多愁善感……”他好象是在为眼泪和激动对客人表示道歉似地说道，“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你们能对我说些什么高兴的事啊？”
　　涅斯捷洛夫低下头在想，在侦查员没有开口之前他绝不抬头。侦查员心想，教授是在问涅斯捷洛夫，他也没有作答。沉默了半天，涅斯捷洛夫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给您带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是送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来的。”
　　“哪个鲍里涅维奇？”教授顿时感到莫明其妙，问道。
　　“就是助教鲍里涅维奇，”涅斯捷洛夫沉痛地说道，“他看来是自杀的。”涅斯捷洛夫觉得血往脸上涌，但仍平静地补充道：“是在他家里发现的，头部被子弹击穿。”
　　教授用手模摸宽大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双手抓住了胸口：
　　“我的上帝，”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发生的？”教授好象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夹紧下巴，无力地靠在转椅的后背上。他痛苦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用发抖的手捂着眼睛。
　　“怎么会这样？”他难过地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
　　教授难过极了，他悲痛欲绝，摇着头，莫明其妙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我还想要退休，”他大声说道，“我已为自己选好接班人，我教会他，使他站住脚。现在我把教研室交给谁呢！我是对他寄予希望的。难道真的是自杀吗？”
　　他沉重的眼皮垂了下来，为了不与侦查员的目光相遇，他专心致志地结着白大褂上的纽扣。
　　“不得不相信，”侦查员肯定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是自杀。”
　　“这就不合逻辑，”教授带着责备死者的口气说道，“这个人从不承认世界上有自杀，他已为此写了论文。不合逻辑。好，去看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喘了口气，虚弱地迈开脚步向楼梯口走去。
　　在教授检查自己学生的尸体时，季娜伊达用手势叫涅斯捷洛夫过来。她站在打开的硬纸盒子前，从里面拿出一个铜手把放大镜、皮尺、海绵和解剖用具。她的脸、动作和身材都透着冷漠。她慢慢地抬起眼皮，痛苦地看着涅斯捷洛夫。
　　“这是怎么发生的？”
　　她的嘴唇歪斜，眼中含泪。
　　涅斯捷洛夫随便耸耸肩膀，把对侦查员说的话都告诉了她。他说得肯定、平静，甚至对自己惊慌失措，以致引起侦查员的怀疑也感到莫明其妙都对她说了。女助教机械地盖上纸盒子，沉思起来。脸上毫无血色，她好象因痛苦而丧失了生气。
　　“几点钟的事？”季娜伊达低声问道，“您听到枪声没有？”
　　“八点半。”他肯定地答道。
　　“八点半？”她突然活跃起来，“这正是象命中注定的。我今天也是出了不少莫明其妙的事。今天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比哪一天醒来得都早，我还认为已经晚了，就挤命往电车站跑。”

　　接着她讲了她忘了带月票，换错车和电车遇上交通堵塞……”
　　“我好象是有预感，近来一段时期他尽讲关于死。只是我没有事先预防这一不幸……”
　　她睁大的眼睛，痛苦的微笑都在祈求他人的信任。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涅斯捷洛夫惊奇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无论对我，还是对任何人从未淡过这些，也没有抱怨过什么……”
　　“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坦率，”女助教暗示出自己与死者的亲密关系，说道，“自从他肺部发现阴影后，他就变得不自信，多疑，他认为他得了癌症。您是了解他的，他是非常容易被人说服的。这还不是全部。”她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不再想让您激动了，找时间再谈吧。您的脸色不好，要挺住，坚强一些。”她劝他，但没有说完，她不知为什么激动。
　　在这痛苦的一天，她是第一个同情他的，涅斯捷洛夫怎么能不同样对待她呢？
　　“坦白地对您说，季娜伊达，近来我也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我都为我的神经担忧。”
　　“我禁止您这样想。”她装出严厉的样子说道，“您不过是劳累过度，神经衰弱而已，早就应当休息休息了。”
　　微怒的神色和严厉的命令都没有使涅斯捷洛夫同意她的说法。
　　“不，不，季娜伊达，不能闭眼不看我遇到的事。如果要发展成幻觉，那就糟了……”
　　感受到的一切使他疲惫不堪，他渴望安慰，并想把一切都说个痛快。
　　她明显地表示出难过，眼神露出不安。
　　“别难过，涅斯捷洛夫，别去想这些吧，您是坚强的，您不怕考验……”
　　她知道涅斯捷洛夫的健康在战争中受到损害，而且越来越坏，她乐于让他讲出真话。她正在麻利地在桌上摆着手术用具，不相信地讥讽地笑笑，心想，涅斯捷洛夫应当明白，他的一切异议都是多余的。谁也不信他的幻觉，他最好还是把这些全忘掉。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病，”他还一个劲儿地想得到她的同情，“因为我自己没有发觉。昨天我以为有人敲窗户，我醒来了；今天楼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清清楚楚地听到脚步声。我曾想，这是您的脚步声。您想象一下我那时的处境——隔壁房里躺着鲍里涅维奇，而走廊里有人偷偷地溜过……”
　　季娜伊达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好象开始同意他所谈的话了。他为她的同情所感动，急切地要他相信，这脚步声及其它都是他幻觉的产物，更可能脚步声是从邻居房里传来的，再说墙壁很厚，但脚步声是听不清楚的。
　　“我要侦察员相信，”涅斯捷洛夫说道，“楼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他停了停，微微笑着补充道：“侦查员好象在怀疑我……”
　　“倒霉的一天。”季娜伊达好象是从痛苦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了，说道，“今天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这时解剖室里仍是按照常规在工作。解剖台上正在解剖，接待室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有时传来讲话和哭泣声。教授与侦查员在讨论问题。帕霍姆怀着极大的兴趣查看着鲍里涅维奇太阳穴上的伤口。他低头看看皮肤上的星状裂口，好象是想看清楚血管，并紧张地思考着什么。
　　在解剖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前，季娜伊达再一次翻阅了调查报告，然后放下文件，问涅斯捷洛夫：
　　“您检查过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吗？”
　　“是的。我还拍了照，画了平面图。”
　　“您得出什么结论？”
　　他想起了侦查员对他吹毛求疵，粗暴地检查他的双手和衣服，好象在给他带来不必要痛苦的人的面前辩解，肯定地说道：
　　“肯定是自杀。子弹射入颅骨，枪口顶着太阳穴开的枪，太阳穴上有火药灰，是‘那干’式手枪……”他受自己决心的鼓舞，说得更明确，“不管他侦查员怎样顽固，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
　　她用手势要他不再说下去，同情地点点，说道：
　　“不值得回忆了，算啦，别再想啦。等解剖时再看吧。”她又压低声音补充道，“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缺乏经验的侦查员，再说遗憾的是这个人太急躁。他也不必归罪于您。他的证据是足够的：楼里除了您，一个人也没有。您自己太不谨慎，还有您的神经，在这种处境下，聪明的办法是不要引火烧身，让人家对您产生怀疑。侦查员可别受迷惑，谁也不会让他欺侮您的，再说也不会把您关进监狱。您要是不反对，我去向教授打个招呼……”
　　教授和侦查员向他们走来。
　　“科尔涅托夫坚持马上解剖。”教授说道，“您看怎样，涅斯捷洛夫？”
　　“您知道，我们应当等十二个小时。”涅斯捷洛夫答道。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医生，”教授说道，“我们一起研究死因，一起签署报告。”
　　“正确。”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解剖应当由别人来做……案件的见证人不能担任法医鉴定人。”

　　涅斯捷洛夫责备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讥讽道：
　　“今天是见证人，而明天就会成为被告，那时就可以关起来了。”
　　教授很不满意，他对法医的异议总是感到很痛苦的，但对涅斯捷洛夫的解释，教授感到既没有委屈，也没有戏谑，这使他平静多了。
　　“小鸽子，”他对季娜伊达说道，“科尔涅托夫坚持立即解剖，只好让步。您来承担这次解剖任务吧。您也很难过，这我知道，但有什么办法呢。”
　　他驼着背，心情难过地站在她面前，好象在忍受着重病的折磨。教授知道他们关系密切，鲍里涅维奇曾说过，他们打算结婚，应当把这一解剖任务交给别人，但教授对季娜伊达的技术评价很高，每逢重要的解剖任务他都是请她来做的。
　　“我想，这次解剖还是您亲自做吧，”她胆怯地说道，“鲍思涅维奇对您也是很亲近的人。”
　　教授已多年不做解剖了，季娜伊达也是深知这一点的，她相信教授肯定会坚持让她解剖的。
　　教授拉起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哪儿行呢……我是不能再解剖了……请您来做吧，亲爱的，您就帮帮我这老头子的忙吧。”
　　“科洛科洛夫，对我来说，困难也不少，您应当理解……我心乱如麻，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如果……”她不敢肯定地说道，“您同意和我一起在解剖报告上签名。”
　　教授表示愿意和她一起承担责任——两人共同在结论书上签字。
　　帕霍姆把天平和铜祛码放在桌子边上，摆上各种规格的好几把解剖刀和剪、骨刮、镊子。与平时不同的是原来大学生和实习生站的地方现在是教研室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站了。他们谅恐地看着面前摆着的尸体，好象仍然不相信，但他们明白，有天赋的同事确实已经死了。
　　“关于血管您是怎样想的呢？”教授关切地看着颞颥骨问道。
　　季娜伊达看了一眼颅骨上的窟窿，看了看伤口，子弹肯定卡在受伤的牙齿之间，她没有把握地耸耸肩膀。
　　“血管异常，几乎是垂直的，”她回答道，“手枪的子弹不象一般子弹那样滑行，因此枪筒与骨头之间的角度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子弹射线就会移位。子弹穿过左太阳穴，看来经过颅骨底部，卡在打碎的牙齿之间。”
　　“您不觉得，”教授眼睛一直盯着探针继续说道，“在这种角度下用右手能扣动扳机吗？”
　　“是的，是的，当然能……”她没有把教授的意见听进去，一边说一边在胶皮手套上洒上滑石粉，开始解剖。
　　教授紧张地看着女助教的动作，不住地点头，默默地称赞着她的工作。第一次观看人体解剖的侦查员难过地皱着眉头，闭上眼睛背过身去。涅斯捷洛夫站得稍远一点，两颊发红，眼睛发亮，这是由于难过出现的组织病态反映。
　　只有季娜伊达一个人表现得很镇静。她的双手动作轻松，自信，有条不紊地分解着人体各部位。她犹如一个机械师置身于一架机器的零件之中，一会儿拿起尺，一会儿拿起圆规，一会儿又拿天平或锋利的剪刀。皮尺十字形状地摆在心脏上，在心脏的纵横两个断面横竖都量过；动脉、主动脉、无数的血管、心瓣、组织等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一切都仔细检查一遍，摸一模，然后切开。
　　“真了不起！”涅斯捷洛夫心中对她给予应有的称赞，“多么熟练的解剖高手啊！她的技巧多么高超！在这方面谁也超不过她。”
　　“淋巴扩大，”她继续摆动骨刮，说道，“这是自杀者的典型结构。苍白的皮肤带有发达的皮下脂肪。淋巴器官增生。”
　　“判断过早，”教授说道，他是这一理论的反对者，“别急于下结论。”
　　他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观点。如果女助教不引用别的学者的理论的话，那教授可能还高兴。季娜伊达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不知为什么继续引用教授不愿意听的理论。
　　“牙腺扩大。巴特尔教授观察过大多数自杀者都有这种类似的偏向。”她从心包中把心脏取出来，拿在手上，继续说道，“这心脏比一般人的要小，主动脉特别细。本肯教授认为这是自杀者的特征。”
　　“为什么她引用巴特尔和本肯的观点，”涅斯捷洛夫遗憾地在想，“尽引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她好象是有意的，难道是想以此来刺激教授和侦查员吗？为什么总是强调关于自杀的说法。这会使侦查员生气的。”
　　侦查员脸色苍白，带着迷惘的眼神在剪刀咯嚓咯嚓声中颤抖，他几乎站不住了，头昏，浑身出汗，觉得阵阵恶心。涅斯捷洛夫发现了侦查员的神态，背过身去。侦查员再也支持不住了，无法看下去了，也顾不得背后人的议论，走近窗户。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扫了一遍墙壁、房间，最后停在涅斯捷洛夫身上。涅斯捷洛夫突然颤抖了一下，继续看了一会儿女助教解剖，然后转身站到教授的背后。

　　“甲状腺也扩大了，”季娜伊达继续说道，“肾上腺则很小……米格斯拉维奇教授断定，这种异常现象百分之七十可在自杀者身上发现。”
　　要是在另外的场合，或者不是女助教而是别人，教授早就下令制止了。但对季娜伊达可不能这样，她的心灵状态是需要对她宽容一些的。
　　“小鸽子，您不必这样。”教授抑制住自己的不满，以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要老重复这些错误的理论。我们中的任何人也会有这种异常。不能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天生的组织缺陷。”
　　季娜伊达没有珍惜老师对她的宽宏大量，仍然莫名其妙地坚持说，天生的缺陷使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更加敏感，导致悲惨的结局。女助教的固执更加使人感到惊奇，她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祟拜这些理论。
　　季娜伊达对右肺特别感兴趣，她检查了好半天，弯下腰去用手摸，想弄清楚什么。她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组织，放在手上说道：
　　“这是畸形瘤吗？……不是，不是。典型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使他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自从X光透射出肿瘤后，鲍里涅维奇就很不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患了癌症。”她看了侦查员一眼，又解释道，“一句话，这是癌。他烟瘾很大，吸烟人是易患这种病的。他对我、对科洛科洛夫，都这样说过，而且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您生气了，坚决不听他的。”
　　教授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想问她，但看到她肯定的眼神，赞同道：
　　“他肯定说道，他对我什么都不隐瞒。他抽烟很多，甚至很过分。”
　　季娜伊达对这种半承认的说法并不满意，她就谈起，鲍里涅维奇不听她的劝告，坚持认为他肺部长了恶性瘤，是癌，他命在旦夕。
　　“他对您，帕霍姆不也说过吗？”她以同样悲痛的语调对工友说道，“您问他的身体怎样，他就说他的右肺不让他活下去了。”
　　“好象说道，”帕霍姆吞吞吐吐地说道，“她说他有病，这是真的。”
　　“他对您，涅斯捷洛夫，也这样说过。”她看看涅斯捷洛夫说，但没有停下工作，继续回忆道，“他对您说，他每天早晨感到不舒服，一早起来就感到疲倦和浑身无力。”
　　“鲍里涅维奇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是在他重感冒之后说的。他并没有说过由于右肺上有什么病而为生命担忧的话。”
　　“难道您忘了，”季娜伊达奇怪地说道，“您还对他说，别相信臆想出来的病，还是把它忘掉的好……瞧您多健忘！这一点对科尔涅托夫是很有用的。”
　　她回过头看着侦查员，好象是等他的肯定。他肯定地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涅斯捷洛夫问，他想回忆起这事。已经不只一次记不住事了，要不季挪伊达也就不会虚构了，她的脑袋很灵。
　　“据我的记忆，鲍里涅维奇对我是说过他身体不好，”一贯讲实话的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但是详细情况记不起来了。”
　　内脏器官的检查即将结束，下面该帕霍姆解剖了。用锯锯，用锤子敲颅骨的声音使侦查员更受不了，只好退到了门口。他几乎昏厥过去，这时他才深深懂得，他轻易地过高估计了自己。
　　检查颅骨腔时出现了不少意料不到的事。
　　“你们看，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她把头盖骨拿给教授看，用手指着横竖的骨缝，说道，“颅骨已硬化。上面有血管的痕迹，象硬壳。骨缝过早地编织在一起，有明显的棱线和凹线。从这可以看出挤压的状态。骨头透明。”
　　“为什么她又援引科洛科洛夫的理论？”涅斯捷洛夫不解地想，“她是一向避免引用这一理论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安慰老头子吗？”
　　科洛科洛夫教授在自己讲授的法医课程中认为，自杀是颅骨骨头过早接合，头盖骨内部形成棱线和凹线的结果。大脑受到压迫、血液循环遭到破坏，压抑状态就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女助教对他的科学思想给予应有的注意，教授也就对刚才她引用他所反对的理论的离经叛道行为不过多计较了。
　　“是的，大脑比较大，”他着意地点点头，“有点受挤。因此脑血管弯曲交织在一起，血管硬化肯定无疑。”

　　“这是对命运的讽刺。”季娜伊达苦笑道，“鲍里涅维奇曾怀疑您的正确理论，他更多的是谈自杀的社会原因。结果，他自己的结局证明他错了。这里面的血管，还象您教导我们的，已濒临死亡，因想到疾病而不安，痛苦加速了他的自杀。”
　　教授以目光对她表示感谢。
　　“看来你是对的，”他同意道，“他的颅骨不正常，胃里的食物也不少，这使他产生了自杀念头，看来是突然想自杀的，尤其他是冲动型性格的人。”
　　教授把尸体的右手弯曲了一下，仔细检查起来。他摘掉眼镜，好象眼镜妨碍他更好地观察死者的手似的。
　　“季娜伊达，”他喊道，“请您看一看手上有无药灰，太阳穴上火药灰是够多的。”
　　她把手的两面都查看了一遍，没有把握地答道：
　　“难说。您来看看，涅斯捷洛夫。”
　　涅斯捷洛夫不满地耸耸肩膀：侦查员不是禁止他做鉴定人吗？
　　“什么也看不到，”他低声说道，“应当说没有药灰。”
　　“您仔细看看，”教授对他说道，“火药灰往往是非常细微的，您嗅一嗅他的手。”
　　涅斯捷洛夫按教授的要求嗅了嗅，但什么味也没闻到。
　　“通常是这样，有时也根本没有火药灰。”教授考虑了一下，说道，“什么情况都有，这要看具体情况。”
　　“您，涅斯捷洛夫，同意这种说法吗？”女助教很感兴趣地问道。
　　他和教授一样，同意她作出的结论。
　　“什么情况都有，”他逐字逐句地重复着教授的话，“这要看具体情况。”
　　帕霍姆这时正在查看死者的左手，他活动着死者的手指，仔细查看着。
　　“不是看那只手。”教授指出，“鲍里涅维奇不是左撇子。”
　　“他不是左撇子，这我知道，”工友平静地答道，“但是用左手开的枪。”
　　除了涅斯捷洛夫外，谁也没有对工友说的话引起注意，涅斯捷洛夫对他射出疑问的目光，没有得到回答，于是问道：
　　“您为什么这样想？”
　　帕霍姆善意地笑笑，耸耸肩膀说道：
　　“不知道……我想是这样的……右手对难左太阳穴开枪不顺手。”
　　“左手上有药灰吗？”教授问道。
　　“没有。”工友答道。
　　季娜伊达做出对这话不予注意的样子，她瞥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与其说是沮丧，倒不如说是惊异。
　　解剖结束了，侦查员为能离开解剖室而感到高兴。他急忙问道：
　　“您的结论是什么？”
　　女助教用目光请教授先讲。
　　“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特征。”看到女助教的这一目光，教授说道，“衣服整齐，也没有殴斗的痕迹，没有抓伤和擦伤，一切都与估计的情况一样。”
　　“您确认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侦查员问女助教道。
　　季娜伊达随便耸耸肩膀。
　　“我不能这样确定。我们认为是自杀，也好象是他杀。您知道，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留下证据的，这是您的事情，要收集证据。我们也不必过早下结论，等化验结果好了再说。”
　　她离开解剖台，脱下左手的手套，涅斯捷洛夫发现她的掌心和大拇指、食指涂着浓浓的碘酒。这是多么不祥的巧合呀！正是这几个手指在贴紧目标射击后会染上火药灰！涅斯捷洛夫吃惊的目光转到帕霍姆的脸上，他感到，工友正在得意地笑着。
　　“我回办公室去了，”教授对季娜伊达说道，“把报告拿来，我来签字。科尔涅托夫，化验室里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把结果送给您的。您，小鸽子，”他突然想起，“又一次走运啦，据说，您的射击成绩超过了所有的人。我曾想到地下靶场去看你们的射击比赛，可一直没有机会。科尔涅托夫，季娜伊达是我们的女骑士，射击很准，左右开弓。顺便说说，她是能想象出关于贴近目标射击会留下药灰这一好奇的工作的。她花很多精力来练习，要不她怎能获得优秀射手的荣誉。”
　　“这算什么成绩，”她一边洗手一边说道，“满手都落上一层药灰，怎么也洗不掉，简直象刺上似的。手指也擦破了。这种‘那干’式手枪真差劲，象钝斧头似的后座力很大。您看，我更乐意使更现代化的手枪。”
　　她没有看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一起走出了解剖室。
　　第四节
　　季娜伊达从助教办公室出来，上楼来到化验室送交解剖时切下的一块肺部肿瘤。她正遇到化验员普拉斯科维娅在桌子前工作。化验员是一个瘦小女人，身穿雪白大褂，桌上摆着各种染料、切片机、支架和各种玻璃涂片。她不时离开上下晃动的天平，冷淡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女研究生，和她交谈。
　　“我真不明白，您又来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责备这个姑娘，但又替她作了回答，“您感兴趣的是标本化验得怎么样，这标本得准备几天，是不是？您说，别不好意思！数一数，搬起您的手指头数一数、不会吗？”化验员看她不说话，生气了，“可惜，很可惜。您是知道的，您太知道啦。”不知她怎么猜到了女研究生在想什么，又问，“您干什么来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