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景家屯王伯群故居：旧宅里走出新人物
一八八五年，王伯群先生出生于兴义市景家屯“王氏山庄”。
“王氏山庄”的主体，即今黔西南州文保单位“王伯群旧居”。据兴义市文管所所长周仕敏女士介绍，旧居先前分给八户村民居住，一九九七年全部迁出，旧居日渐荒废；二〇〇〇年前后因年久失修坍塌。记者在现场看到，无数块砌成整个四合院院墙的巨石凌乱地堆积着，后人只能从地面上精心雕琢的台阶和房梁基座中，一窥昔日的显赫。
兴义市文管所提供的“王伯群旧居复原图”显示，整座住宅坐东向西，为硬山穿斗式青瓦木结构，由前厅、两厢及正厅构成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在四合院东南面建有门楼一个，西北、东北和东南面各建瞭望台一个，门楼和瞭望台之间用五面石堆砌的围墙相连，故居建筑因而具有军事防御功能。
“王氏山庄”始建于光绪初年（一八七五年），由王伯群之父王起元在祖上老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据王伯群侄孙王兴田介绍，王家的祖上老宅早至明洪武年间便已落成。
兴义王家的入黔始祖名王玺，江西人士，定南侯景双鼎的家将。元末明初，朱元璋发动“调北征南”战役，讨伐盘踞云南的最后一个势力元梁王而入黔。带兵驻守南盘江南岸的景双鼎率先渡过南盘江，攻克现黔西南一带，成为大明王朝进驻兴义的首位高级将领。战后，景双鼎因功受封定南侯，屯兵黄草坝（现兴义市中心黄草坝镇）。景侯爷年迈卸职，选中兴义南郊一块山间槽地筑屋置地，安度晚年，“景家屯”因此而得名。至今，景家屯仍有景侯爷墓。景侯爷的心腹爱将王玺也随主落根景家屯，留下兴义景家屯王氏一族。
“兴义王家发展到我的曾祖父王起元一代，修建了王氏庄园。我父亲曾告诉我：站在景家屯附近的高山上，看得见的地方都是王家的田产。”王兴田说。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在《王伯群生平》长文中回忆说：“起元公肆力耕读，热心地方自治……太平军入黔，起元公集练乡团，筑固防守，闾里籍以自保。”凭借“集练乡团，筑固防”之举，守兴义王家由此发迹。
“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都是靠镇压农民起义、修筑防御工事而发家的。”兴义市文广局刘氏庄园陈列馆馆长罗松说。王家的王起元在修建“王氏庄园”时，刘家的刘官礼（“兴义系”军阀始祖刘显世之父）筑就了“永康堡”，何家的何其敏（何应钦之父）修葺了躲避兵乱的“风波湾”。
王伯群、王文华兄弟出生在“王氏庄园”正厅北次间，在北厢房两次间居住长大。兄弟二人的生母刘显屏，为刘官礼长女，刘显世的胞姐。王伯群、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嫁何应钦，王文华又是刘显世的外孙女婿。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因姻亲而联系在一起。
著名史学家熊宗仁先生用“相爱相杀”形容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的关系。“三家因彼此通婚，互有姻亲，是谓相爱；以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为代表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新生代，与刘显世为代表的保守派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是谓相杀。”
用罗松的话说，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是从旧宅里走出来的新人物。有趣的是，此三人同受业于笔山书院。原来，刘官礼晚年全力劝学，创办兴义史上第四座笔山。笔山书院重金礼聘大儒雷廷珍（字玉峰）、姚华（字茫父）任山长，教出了王伯群（贵州省长、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大夏大学创始人）、王文华（黔军总司令、护国护法名将）、何应钦（民国政府军政部长）等风云人物。
笔山书院是兴义刘、王、何三家新旧思想交替的转折地。但不论新旧，史学界认为：贵州近代史的一半，是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的家史。没有刘家，就没有“兴义派”的崛起；没有王家，滇黔护国护法运动会失色一半；没有何家，民国政府中的“贵州声音”将失声不少。
上海愚园路王伯群故居：所彰显的与被遮蔽的
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的王伯群先生，娶小他二十六岁的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为妻。两人在沪西徐园结婚，婚后居所为上海愚园路王伯群私邸。
私邸所在的愚园路1136弄30号，是今天长宁区少年宫的地址，保留完整。府邸为哥特式建筑风格，青平瓦屋面，南立面中央由桥式阶梯通往二楼，内为圆拱柱廊，水泥粉饰门窗套，绛红砖清水墙面。各种大小厅室共32间，楼内通道迂回，上下贯通，房厅、客堂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室内配以彩绘壁画，连门窗拉手也全用紫铜开模制作，空铸梅花窗栏。
这幢气派且华丽的私宅于1930年动工，1931年主楼已基本建成，1934年最终完工，据传花费达到30万银元。
起华屋、娶美妻，老夫少妻、校长学生，各种因素导致舆论一片哗然，“王伯群保志宁陷入了所谓的‘别墅风波’。”从事王伯群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当时坊间流传着诸多花边新闻，说这场婚姻背后有金钱交易，如王赠保嫁妆费十万元、王为保准备留学费用四万元甚至十万元等。更有人直称其为‘大学教育之破产’。”
随后，王伯群被迫辞去交通部部长一职。沪上用这么一句话评价他：“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用现在的话说，王伯群其实是被黑了。”汤涛说。
愚园路王伯群私邸由辛丰记营造厂施工完成。在1930年代，王伯群还委托辛丰记营造厂营造了两座建筑：南京交通部大楼和大夏大学“群贤堂”。这两栋楼对应着王伯群的双重身份：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的创始人、校长。

得以出任国民政府要职，缘于王伯群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护国的经历。对此汤涛先生有详细的描述：1905年，20岁的王伯群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身份东渡日本，留学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前后六易寒暑，直至硕士生毕业。留日之时，清政不纲，王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长辈人物：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倡导革命，同声相求；辛亥革命后，27岁的王伯群即返国参与实际工作，追随孙中山先生护国护法、南北议和。孙中山生前曾赠送王伯群一幅著名的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以示激励和劝勉；

孙中山逝世后，王伯群回上海继续进行国民活动
辞去公职后，王伯群全身心投身教育。“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1930年，经他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元，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元；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元，他募捐了8.2万元；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汤涛说。王伯群所主导的私立大夏大学，在短时间内成为与复旦、光华、大同并列的“沪上四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保志宁女士在《王伯群生平》的回忆长文中写到：“伯群自辛亥革命及讨袁护国、北伐诸役皆参加其间，于政治、经济尤多建树。平时常念国家根本大计端赖教育。”
让汤涛深感不平的是，王伯群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迄今为止，除了内部档案史料里几篇生平传略外，鲜有一篇或一本对王伯群相对系统、完整的研究论文或书籍，“由于过早陨逝、政治因素和花边新闻捏造的‘别墅风波’等原因，长期被教育界和史学界所遗忘。王伯群在当代史上被严重遮蔽！”
贵阳护国路王伯群故居：贵州省政府发还华侨房产第一家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在校长王伯群等同仁的主导下，私立大夏大学在贵州开启了从大海“回流”大山办学的壮举。大夏大学在黔八年，成为抗战时期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本土联系最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汤涛先生注意到，王伯群倡导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我大夏大学之抗战建国工作，自当遵从抗战建国纲领”，“然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王伯群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文史专家王尧礼先生认为，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大夏大学这批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也让贵州人认识了自己，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
文史专家梁茂林先生说，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留在了贵州，改变了本地教育师资落后的现状。迄今为止，贵州最好的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最好的高中贵阳一中，均有大夏的血脉。
基于此，贵州本土文史专家对大夏大学的评价是，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大夏大学在黔办学期间，王伯群先生在护国路的公馆，成为大夏大学重要的“会议厅”、“会客厅”，和学校相关的诸多重大决策在此讨论和作出。
护国路王伯群公馆为砖木结构的法式建筑，占地1600平方米。从外表看，由长方形主楼和圆柱形碉楼组合而成。主楼面阔七间，上下两层，四面建廊。平顶屋面一角上加建歇山顶楼罩，典型的中西合璧。
公馆建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据王伯群先生侄孙王兴田先生介绍，兴义王家发迹后，除留下幺房守家之外，其他各房均向外发展，留学的、经商的、从政的、领兵的，不一而足。其中，省府贵阳是兴义王家的重要发展方向。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二人在贵阳的公馆，当是在这一背景下落成的。
1944年黔南事变，大夏大学再迁赤水办学。王伯群先生赶赴重庆筹集迁校资金期间，积劳成疾逝世，葬于重庆。
王伯群过世时，最大的孩子王德辅才十余岁，最小的王德龄刚出生不久，保志宁女士带着一子四女过日。1948年，保志宁携子辗转经南美定居美国。王德龄曾回忆说：“王家家产均用于办学或留在大陆，一家人到美国后，生活几无着落。母亲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得已去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保志宁女士书面委托原大夏大学贵阳中学校长吴照恩为在黔代理人，代其向政府申请发还“王伯群在贵阳护国路原门牌号135号自建住房”。两年半后的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省政府正式发还房产。
“此为贵州省政府发还华侨房产第一家。”在一篇写于一九九一年二月的备忘录中，吴照恩先生如是写道。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保志宁女士携与其弟保祥宁先生同返贵阳王伯群旧居。保祥宁先生曾在花溪大夏大学贵阳中学就读，能说一些贵阳话。姐弟二人阔别贵阳，已四十余年。

以前都是以胖为美

景家屯景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