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夷王厉王齐胡公纪年考订》
作者：谭晓斌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共和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41年。
在上一年，也就是西元前842年，周厉王因“国人暴动”而“出奔于彘”。到了共和十四年，也就是西元前828年，厉王去世。
《史记•周本纪》云：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誦，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根据这一记载，人们普遍认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加上共和十四年，就是五十一年。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其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厉王元年定在西元前877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厉王三十七年就是共和元年。如此一来，厉王因“国人暴动”而“出奔于彘”就发生在西元前841年了。出现这种低级错误是很不应该的。
夷王的在位年数，《史记》没有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夷王在位八年，与《今本竹书纪年》相一致。
《竹书纪年》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后人可以据此纠正《史记》中的错误，晋武帝时出土于汲郡，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和王修龄等前辈从各种文献中搜寻《竹书纪年》的信息，辑佚成书，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当然，《今本竹书纪年》也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只是在使用时，要多加分析。
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夷王在位八年，厉王在位二十六年包含共和十四年。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厉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53年，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61年。
有一种观点，认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包含共和十四年，这大概是受到了《今本竹书纪年》的启发。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厉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64年。
《史记•齐太公世家》云：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
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
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齐武公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50年，齐献公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59年。
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勋爵部》中，有两条与周夷王和齐献公相关的信息：
按《竹书纪年》，夷王十九年，齐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
按《竹书纪年》，夷王二十年，齐侯徙治临菑。
这两条佚文，《古本竹书纪年》没有收录，因为不见于《今本竹书纪年》，所以是原书中的信息，这是毫无疑问的。
“齐侯徙治临菑”发生在齐献公元年，由周夷王二十年相当于齐献公元年也就是西元前859年，可得周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
据《太平御览》等文献所引《竹书纪年》，“周烹哀公”发生在周夷王三年。
由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可得夷王三年相当于西元前876年。
齐胡公逾年改元，相当于西元前875年，至夷王十九年遇害，相当于西元前860年，可得其在位十六年。
在《史记》中，西元前878年是厉王的元年，毫无疑问，共和元年之前的三十七年，其实是夷厉二王的在位年数之和。
《史记•周本纪》厉王纪年是从“三十年”开始的，可见太史公掌握的资料中的确有“三十年”的纪年简，但是这份资料肯定有缺损，失去了夷王的信息，使他误以为这是厉王的纪年。
其实，“三十年”是夷王的纪年，他在这一年去世，厉王也在这一年即位，但是他要逾年改元。
《史记•周本纪》厉王的两个故事取材自《国语•周语上》：
《邵公谏厉王弭谤》云：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似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誦，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云：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由此可见，这两个故事在《国语》中并无纪年。太史公进行了系年，在他手上的那份资料中，想必有荣夷公和芮良夫的信息，便将《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系于“三十年”；由于在《邵公谏厉王弭谤》的故事中有“三年，乃流王于彘”一语，因此他结合厉王的出奔之年进行推算，将此事系于“三十四年”。
《史记•楚世家》云：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
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有两条与之相关的信息：一条是“楚人来献龟贝”系于厉王元年；一条是“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系于夷王七年。
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勋爵部》中，也有这样的内容：
按《竹书纪年》：夷王七年，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厉王元年，楚人自去其王号，献龟贝于周。
此处比《今本竹书纪年》更加丰富，提到了“楚人自去其王号”，可见这两条记事是原书中的信息。
夷王七年相当于西元前872年，厉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48年。《史记》中的楚纪年是从熊勇开始的，由“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可得其元年是西元前847年，则厉王元年是他的即位之年。因此，“自去其王号”的是熊勇而非熊渠。
熊勇初即位，周天子也刚刚从夷王变成了厉王，这的确是双方重归于好的时机，因此他立马“自去其王号”并且“献龟贝于周”。
西元前878年，夷王元年；
西元前849年，夷王三十年；
西元前848年，厉王元年；
西元前842年，厉王七年；
西元前841年，厉王八年（共和元年）；
西元前828年，厉王二十一年（共和十四年）。
齐胡公在位十六年：
西元前875年，胡公元年；
西元前860年，胡公十六年。
（2021年3月2日）
作者：谭晓斌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共和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41年。
在上一年，也就是西元前842年，周厉王因“国人暴动”而“出奔于彘”。到了共和十四年，也就是西元前828年，厉王去世。
《史记•周本纪》云：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誦，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根据这一记载，人们普遍认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加上共和十四年，就是五十一年。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其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厉王元年定在西元前877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厉王三十七年就是共和元年。如此一来，厉王因“国人暴动”而“出奔于彘”就发生在西元前841年了。出现这种低级错误是很不应该的。
夷王的在位年数，《史记》没有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夷王在位八年，与《今本竹书纪年》相一致。
《竹书纪年》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后人可以据此纠正《史记》中的错误，晋武帝时出土于汲郡，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和王修龄等前辈从各种文献中搜寻《竹书纪年》的信息，辑佚成书，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当然，《今本竹书纪年》也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只是在使用时，要多加分析。
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夷王在位八年，厉王在位二十六年包含共和十四年。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厉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53年，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61年。
有一种观点，认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包含共和十四年，这大概是受到了《今本竹书纪年》的启发。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厉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64年。
《史记•齐太公世家》云：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
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
由共和元年往前推算，可得齐武公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50年，齐献公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59年。
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勋爵部》中，有两条与周夷王和齐献公相关的信息：
按《竹书纪年》，夷王十九年，齐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
按《竹书纪年》，夷王二十年，齐侯徙治临菑。
这两条佚文，《古本竹书纪年》没有收录，因为不见于《今本竹书纪年》，所以是原书中的信息，这是毫无疑问的。
“齐侯徙治临菑”发生在齐献公元年，由周夷王二十年相当于齐献公元年也就是西元前859年，可得周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
据《太平御览》等文献所引《竹书纪年》，“周烹哀公”发生在周夷王三年。
由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78年，可得夷王三年相当于西元前876年。
齐胡公逾年改元，相当于西元前875年，至夷王十九年遇害，相当于西元前860年，可得其在位十六年。
在《史记》中，西元前878年是厉王的元年，毫无疑问，共和元年之前的三十七年，其实是夷厉二王的在位年数之和。
《史记•周本纪》厉王纪年是从“三十年”开始的，可见太史公掌握的资料中的确有“三十年”的纪年简，但是这份资料肯定有缺损，失去了夷王的信息，使他误以为这是厉王的纪年。
其实，“三十年”是夷王的纪年，他在这一年去世，厉王也在这一年即位，但是他要逾年改元。
《史记•周本纪》厉王的两个故事取材自《国语•周语上》：
《邵公谏厉王弭谤》云：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似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誦，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云：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由此可见，这两个故事在《国语》中并无纪年。太史公进行了系年，在他手上的那份资料中，想必有荣夷公和芮良夫的信息，便将《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系于“三十年”；由于在《邵公谏厉王弭谤》的故事中有“三年，乃流王于彘”一语，因此他结合厉王的出奔之年进行推算，将此事系于“三十四年”。
《史记•楚世家》云：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
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有两条与之相关的信息：一条是“楚人来献龟贝”系于厉王元年；一条是“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系于夷王七年。
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勋爵部》中，也有这样的内容：
按《竹书纪年》：夷王七年，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厉王元年，楚人自去其王号，献龟贝于周。
此处比《今本竹书纪年》更加丰富，提到了“楚人自去其王号”，可见这两条记事是原书中的信息。
夷王七年相当于西元前872年，厉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848年。《史记》中的楚纪年是从熊勇开始的，由“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可得其元年是西元前847年，则厉王元年是他的即位之年。因此，“自去其王号”的是熊勇而非熊渠。
熊勇初即位，周天子也刚刚从夷王变成了厉王，这的确是双方重归于好的时机，因此他立马“自去其王号”并且“献龟贝于周”。
西元前878年，夷王元年；
西元前849年，夷王三十年；
西元前848年，厉王元年；
西元前842年，厉王七年；
西元前841年，厉王八年（共和元年）；
西元前828年，厉王二十一年（共和十四年）。
齐胡公在位十六年：
西元前875年，胡公元年；
西元前860年，胡公十六年。
（2021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