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在这里采用知人论世的思想方法，想与陶渊明进行思想深处的对话。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其中蕴涵着极深的人生感慨。萧统的这些观念，表现了梁代文论儒道兼修的特点。他对于陶渊明的解读，渗透着深挚的对话精神。陶渊明当时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钟嵘《诗品》中也只是将他列入中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而萧统则深入地与前人进行对话与交流，专门为之写了《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两篇文章，深入开掘出其中浓厚的人文精神，他自称不仅“素爱其文，不能释手”，而且“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正是这种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对话精神与方法，使其能够深入陶的灵魂深处，作出不同凡响的评论与阐释，虽然在解读中有着加入了诗教的意味，认为陶渊明“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但对于陶渊明诗文中精神实质的领会与开掘是超轶时流的。
     萧统在与自己兄弟的书札中，也处处体现出这些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比如梁元帝萧绎曾为湘东王，著有《金楼子》，文才卓越，但为人阴微猜忌，唐代史学家姚思廉在《梁书》卷五《元帝本纪》上说他政治上虽有成就，帮助削平侯景之乱，自立为帝，但为人“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而萧统为人仁厚，与萧绎的人生观与文学观虽然也存在很大分歧，但他对于萧绎诗文的新丽是肯定的。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指出：“得疏。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发函伸纸，阅览无辍，虽事涉乌有，义异拟伦，而清新卓尔殊为佳作。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观汝诸文，殊与意会。至于此书，弥见其美。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学以聚益，居焉可赏。”萧统一方面赞美萧纲作品的善于想象，清新卓尔，富有新义，文采斐然，另一方面则婉曲地向弟弟提出了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他赞扬萧绎的这封书信“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因此弥见其美。这些话不光是客气，而且也在婉示萧绎，要继续向着这些方向而努力，其中也隐含着批评萧纲之作尚须改进的意思在内。接着，萧统审己度人，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创作丨爱好：
     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余，陟龙楼而静拱，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密亲离则手为心使，昆弟宴则墨以情露，又爱贤之情，与时而笃。冀同市骏，庶匪畏龙，不如子晋，而事似洛滨之游，多愧子桓，而兴同漳川之赏，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徐轮博望，亦招龙渊之侣。校核仁义，源本山川，旨酒盈垒，嘉肴溢俎，曜灵既隐，继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连篇，在兹弥博。又往年因暇，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汝既须之，皆遣送也。
     萧统在这封书札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兄弟诸人，以及身边文士深相交纳，仿效曹丕与邺下文人交往的故事，登临山水，观赏风景，感兴而发。他坦言自己在政务与读经之余，钟情自然，感兴赋诗的创作丨爱好。萧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作送给弟弟阅读，并期望他加以以批评与指正。
     萧统与另一个弟弟简文帝萧纲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分歧更大一些。萧纲曾封晋安王，在文坛上的地位比萧绎要高许多。但萧统在《答晋安王》一书中，依然真诚地与萧纲交换看法：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爱好，无忘所能，日见其善，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复，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痗，方证昔谈，非为妄作。


当时这种主张感兴来从事文学创作是三萧的共同文学观念，也是文学创作风气所致。大凡诗教陵夷的时候，人们吟咏情性，以感兴为美，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人格舒展的创作观念。萧纲多次在与他人的书信中，谈到自己的这种创作观念。在《与刘孝绰书》中，他以抒情的笔调写道：
     执别灞浐，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颇得暇逸于篇章，从容于文讽。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乌归林，悬孤?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邅回，但离阔巳久，载劳寤寐，行闻还驿，以慰相思。
     刘孝绰是梁代著名文人，曾为梁武帝、梁元帝所赏识。《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中记载他：“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萧纲在这封信中，他以对话与交流的口气，与友人刘孝绰叙说了自己与友人别后彼此感兴作诗，以文慰心的过程。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他赞扬了新渝侯的诗作新丽可人，令人读后赏心悦目：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
     这封书书札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于作品更看重其中的工丽巧致，欣赏“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的作品，这与萧统的文学观念是有所不同的。由于这些观点是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款款道来，亲切可人，没有一本正经的教训意思在内，易于为人所接受，即便不能为人所认同，也不致于剑拔弩张，导致冲突。
     另一方面，萧纲对于文坛的批评也是严厉而坦诚的。在《与湘东王书》中，他通过与萧绎的这封书信，批评当时一些文人的创作滥用事典，不看对象：
     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萧纲批评当时人学习谢灵运与裴子野，但是不能得其长反得其短，而是东施效颦，越仿越糟。他正面提出对于当时文士作品的评价：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兄弟之间既有如此大的思想差异又能够共生共融的特例并不多见，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三萧的文学对话可以说是一道奇特的景观。《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这些经典诞生在这种思想对话的氛围中，呈现出瑰丽多姿的风采，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的诗话传统也受到这种对话方式的泽溉，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率多运用对话方式展开，欧阳修与梅尧臣就曾开展过坦率的对话。因此，对话精神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着内在的联系，也是今人值得传承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精髓。
注释：
[1]梁武帝禅齐后，在《叙录寒儒诏》中自述：“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他多次下诏，修礼作乐。《访百僚古乐诏》中提出：“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辩贱，而《韶》、《镬》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在《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中提出“礼乐坏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订，以为永准”。简文帝萧纲也倡导儒家“诗教说”，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明确提出：“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强调文学对百姓的教化作用。梁元帝萧绎同样十分重视儒家的道德。萧绎在《与学生书》中曾讲：“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求之于己，道在则尊。”这里的“道”即指儒家的立身之道。梁元帝提倡孝道，《孝德传序》中有言：“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
[2]《梁书·文学传·刘峻传》记载：“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