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动画电影的关键摄制技术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同时因为传媒还不发达，中国第一代动画人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很有限，前后或同时在进行动画试验的同行间也没有交流。万氏兄弟就是白手起家，在极度缺乏专业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开始拓荒的——设备、场地只能因陋就简，就连人景分层、打孔定位这种入门级的常识都是经过反复试验才弄明白的。
1925年，万氏兄弟争取到了为商务印书馆开发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制作动画广告片的机会，虽然这次试验很不成功，却促使他们迈出了动画生涯的第一步。次年，万古蟾获得长城画片公司的资金和设备支持，与兄弟们制作了他们的第一部真人、动画合摄短片《大闹画室》（梅雪俦也参与了编导和技术指导），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万古蟾和万涤寰正式进入长城画片公司任美工设计，同时筹划新的动画作品，可惜未果。
万古蟾（后排左）与长城画片公司导演梅雪俦（前排左）、演员杨爱立（前排右）、美工师张体仁合影（《影星》1927年第10期）画面中的漫画形象即为《大闹画室》的主角，万古蟾曾以该角色创作漫画《顽皮星君》（参见李保传《从“小丑柯柯”到“顽皮星君”——“被失传”的<大闹画室>及其时代意义》，《当代动画》2021年第2期）
漫画《顽皮星君》，万古蟾作（《良友》1927年第15期）
漫画《秘密信箱》，万古蟾作（《良友》1927年第23期）主角造型与“顽皮星君”一致，只是服饰不同
漫画《五觉》，万古蟾作（《良友》1927年第23期）主角造型与“顽皮星君”一致，只是服饰不同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末的中国，只有万氏兄弟在持续制作动画片。那时制作动画的技术门槛和资金成本相当高，搞独立创作根本不可能，所以他们必须依托于电影公司或者政府机构才能继续这项事业。他们曾在长城画片、大中华百合、联华、明星等多家电影公司任职，甚至多次进出同一家公司，哪里有机会做动画就去哪里。毫无疑问，仅凭做动画是无法维持生计的，甚至还要不断地赔钱，所以他们兄弟几人都有各种兼职和副业。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守军，位于闸北区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万氏兄弟的住址也未能幸免。兄弟四人及家属安然无恙，但积累多年的动画制作资料化为灰烬，只有一台合成机被抢救了出来。
此后的“万氏卡通片”虽说本质上都是面向市场的商业片，却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娱乐性，而是把主题和国难民生、儿童教育紧密地关联起来。当时正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潮期，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艺术家，万氏兄弟一直在尽可能地平衡动画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他们合作的编导也多是进步电影人。
1930年代的“万氏卡通”，左上：《漏洞》（1934），右上：《抵抗》（1935），左下：《鼠与蛙》（1934），右下：《骆驼献舞》（1935）
从1931年至1936年，万氏兄弟制作了近二十部动画短片或真人、动画合摄片，可以按主题分为几大类。如抵制毒品的《狗侦探》，抵制日货倾销的《血钱》《国货年》等，宣传救亡图存的《同胞速醒》《精诚团结》《航空救国》《民族痛史》等，普及卫生常识的《新生活运动》，还有借外国寓言故事助力儿童教育的《鼠与蛙》《龟兔赛跑》《蝗虫与蚂蚁》《骆驼献舞》等。其中，《骆驼献舞》是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同时，他们还为《都市风光》《父母子女》等风靡一时的左翼电影定制了动画片段。
万氏兄弟与《鼠与蛙》中的角色（《良友》1934年6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随着抗日救亡演剧队前往“大后方”，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重庆制作了《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辑》等一系列救亡主题的动画片。
1925年，万氏兄弟争取到了为商务印书馆开发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制作动画广告片的机会，虽然这次试验很不成功，却促使他们迈出了动画生涯的第一步。次年，万古蟾获得长城画片公司的资金和设备支持，与兄弟们制作了他们的第一部真人、动画合摄短片《大闹画室》（梅雪俦也参与了编导和技术指导），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万古蟾和万涤寰正式进入长城画片公司任美工设计，同时筹划新的动画作品，可惜未果。
万古蟾（后排左）与长城画片公司导演梅雪俦（前排左）、演员杨爱立（前排右）、美工师张体仁合影（《影星》1927年第10期）画面中的漫画形象即为《大闹画室》的主角，万古蟾曾以该角色创作漫画《顽皮星君》（参见李保传《从“小丑柯柯”到“顽皮星君”——“被失传”的<大闹画室>及其时代意义》，《当代动画》2021年第2期）
漫画《顽皮星君》，万古蟾作（《良友》1927年第15期）
漫画《秘密信箱》，万古蟾作（《良友》1927年第23期）主角造型与“顽皮星君”一致，只是服饰不同
漫画《五觉》，万古蟾作（《良友》1927年第23期）主角造型与“顽皮星君”一致，只是服饰不同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末的中国，只有万氏兄弟在持续制作动画片。那时制作动画的技术门槛和资金成本相当高，搞独立创作根本不可能，所以他们必须依托于电影公司或者政府机构才能继续这项事业。他们曾在长城画片、大中华百合、联华、明星等多家电影公司任职，甚至多次进出同一家公司，哪里有机会做动画就去哪里。毫无疑问，仅凭做动画是无法维持生计的，甚至还要不断地赔钱，所以他们兄弟几人都有各种兼职和副业。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守军，位于闸北区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万氏兄弟的住址也未能幸免。兄弟四人及家属安然无恙，但积累多年的动画制作资料化为灰烬，只有一台合成机被抢救了出来。
此后的“万氏卡通片”虽说本质上都是面向市场的商业片，却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娱乐性，而是把主题和国难民生、儿童教育紧密地关联起来。当时正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潮期，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艺术家，万氏兄弟一直在尽可能地平衡动画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他们合作的编导也多是进步电影人。
1930年代的“万氏卡通”，左上：《漏洞》（1934），右上：《抵抗》（1935），左下：《鼠与蛙》（1934），右下：《骆驼献舞》（1935）
从1931年至1936年，万氏兄弟制作了近二十部动画短片或真人、动画合摄片，可以按主题分为几大类。如抵制毒品的《狗侦探》，抵制日货倾销的《血钱》《国货年》等，宣传救亡图存的《同胞速醒》《精诚团结》《航空救国》《民族痛史》等，普及卫生常识的《新生活运动》，还有借外国寓言故事助力儿童教育的《鼠与蛙》《龟兔赛跑》《蝗虫与蚂蚁》《骆驼献舞》等。其中，《骆驼献舞》是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同时，他们还为《都市风光》《父母子女》等风靡一时的左翼电影定制了动画片段。
万氏兄弟与《鼠与蛙》中的角色（《良友》1934年6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随着抗日救亡演剧队前往“大后方”，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重庆制作了《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辑》等一系列救亡主题的动画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