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心理访谈》
——杨凤池
央视国际 (2005年07月22日 15:45)
《心理访谈》开播以来,每周录制这个心理谈话类的日播节目成为我固定的任务。我的工作和生活本来就繁忙,现在更加紧张,《心理访谈》把我有限的业余时间完全占据了。我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心理咨询在我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三项主要工作中大约只占1/3的比例。尽管我不是全职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我始终对心理咨询工作充满了兴趣。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想,如果有一种职业能够帮助人摆脱精神痛苦,那将是永远不会退休的职业。学习了心理学,我感到自己正在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不管多么繁忙、多么缺少回报,我也坚持做下去。
这一行至今我干了20年,应该算比较早的心理咨询师了。这些年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包括去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瑞士等欧洲国家,还在中德班受到了德国老师的精心指点。我想把这些知识机械地用于中国人,可能会遇到障碍。我原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感兴趣,有些积累。于是,我努力将心理咨询方法本土化。我力图用中国人能听懂的语言来工作,用中国非心理学专业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来工作,这实在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心理访谈》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在电视上给请进演播室的人做咨询和分析,会谈时间是有限的,演播室的环境与咨询室也有很大的不同。心理访谈必须含有技术含量,否则就失去心理访谈概念的内涵。同时,这种技术含量又必须用通俗化的语言、公众能听懂、能看懂的方式呈现,所以要求通俗化。通俗化不排斥学术性和技术含量,强调学术性和技术含量又不能脱离通俗性,好的节目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有人问我心理访谈有哪些技术?我仔细归纳了一下,列出来16种技术。没有技术信息的谈话就变成了浅层交流、一般的公众聊天,也就是节目的失败。
我做《心理访谈》跟门诊的心理咨询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对专家的压力很大。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在全国人民面前开展我们的工作,必须保持放松状态。同时,我们个人注意力集中的程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的运用程度应该也是超过一般情况的。另外,来求助的人可能是一堆问题,他分不清主次和脉络,他来求助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呈现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在演播室的话,我们要是在咨询室里,我们就会一个个问题进行解决。但是《心理访谈》节目里不允许我们下次再说,我们必须在众多的头绪里找到突破的一点,帮他做一个初步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访谈》要求专家既处于放松和自然的状态,又要保持相当集中的注意力,还要与主持人默契地配合,做得恰到好处着实不易。
我做《心理访谈》受到了不少鼓励,也有自己的苦恼和困扰。节目播出以后,收到了大量的观众来信、来电和邮件,其中有表扬、肯定,也有希望和建议,这些反馈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做好节目的信心。还有很大一部分观众提出了心理咨询服务的要求,看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求助”、“救救我的孩子”等等呼喊、一个个急迫求助的渴望表情,我有心帮助,而实际上无法实施,让自己心中感到了无奈。目前,在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不够普及,心理咨询师也比较缺乏。美国现在大约是100万人有500名从事心理学帮助的工作人员,但是北京1500万人口的城市,合起来100万人30名左右,更严重的问题是,这30名左右,或者是从业时间不长,或者缺乏专业的训练和督导,并且没有建立正规认证上岗的制度和考核体系。从这方面讲,心理保健问题比较突出,我们的心理支持体系―不论是自我调节还是社会支持都比较薄弱。我衷心希望,《心理访谈》节目的播出,能够对我国人民的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项事业,让心理健康服务普及到千家万户。
责编:西寻 来源:CCTV.com
——杨凤池
央视国际 (2005年07月22日 15:45)
《心理访谈》开播以来,每周录制这个心理谈话类的日播节目成为我固定的任务。我的工作和生活本来就繁忙,现在更加紧张,《心理访谈》把我有限的业余时间完全占据了。我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心理咨询在我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三项主要工作中大约只占1/3的比例。尽管我不是全职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我始终对心理咨询工作充满了兴趣。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想,如果有一种职业能够帮助人摆脱精神痛苦,那将是永远不会退休的职业。学习了心理学,我感到自己正在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不管多么繁忙、多么缺少回报,我也坚持做下去。
这一行至今我干了20年,应该算比较早的心理咨询师了。这些年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包括去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瑞士等欧洲国家,还在中德班受到了德国老师的精心指点。我想把这些知识机械地用于中国人,可能会遇到障碍。我原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感兴趣,有些积累。于是,我努力将心理咨询方法本土化。我力图用中国人能听懂的语言来工作,用中国非心理学专业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来工作,这实在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心理访谈》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在电视上给请进演播室的人做咨询和分析,会谈时间是有限的,演播室的环境与咨询室也有很大的不同。心理访谈必须含有技术含量,否则就失去心理访谈概念的内涵。同时,这种技术含量又必须用通俗化的语言、公众能听懂、能看懂的方式呈现,所以要求通俗化。通俗化不排斥学术性和技术含量,强调学术性和技术含量又不能脱离通俗性,好的节目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有人问我心理访谈有哪些技术?我仔细归纳了一下,列出来16种技术。没有技术信息的谈话就变成了浅层交流、一般的公众聊天,也就是节目的失败。
我做《心理访谈》跟门诊的心理咨询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对专家的压力很大。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在全国人民面前开展我们的工作,必须保持放松状态。同时,我们个人注意力集中的程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的运用程度应该也是超过一般情况的。另外,来求助的人可能是一堆问题,他分不清主次和脉络,他来求助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呈现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在演播室的话,我们要是在咨询室里,我们就会一个个问题进行解决。但是《心理访谈》节目里不允许我们下次再说,我们必须在众多的头绪里找到突破的一点,帮他做一个初步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访谈》要求专家既处于放松和自然的状态,又要保持相当集中的注意力,还要与主持人默契地配合,做得恰到好处着实不易。
我做《心理访谈》受到了不少鼓励,也有自己的苦恼和困扰。节目播出以后,收到了大量的观众来信、来电和邮件,其中有表扬、肯定,也有希望和建议,这些反馈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做好节目的信心。还有很大一部分观众提出了心理咨询服务的要求,看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求助”、“救救我的孩子”等等呼喊、一个个急迫求助的渴望表情,我有心帮助,而实际上无法实施,让自己心中感到了无奈。目前,在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不够普及,心理咨询师也比较缺乏。美国现在大约是100万人有500名从事心理学帮助的工作人员,但是北京1500万人口的城市,合起来100万人30名左右,更严重的问题是,这30名左右,或者是从业时间不长,或者缺乏专业的训练和督导,并且没有建立正规认证上岗的制度和考核体系。从这方面讲,心理保健问题比较突出,我们的心理支持体系―不论是自我调节还是社会支持都比较薄弱。我衷心希望,《心理访谈》节目的播出,能够对我国人民的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项事业,让心理健康服务普及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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