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战线为祖国而战之际，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采取的“超乎混战之上”的态度与立场鹤立鸡群般地格外引人瞩目。[1]
作为一位作家，罗曼·罗兰走上创作道路伊始即表现出对战争问题的关注。其后，他更是通过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等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言行，表达自己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立场。战争爆发后，侨居在中立国瑞士的罗曼·罗兰丝毫没有用隔岸观火的心情对待战争。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使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我痛苦万分，简直想一死了之。生活在这种发狂的人类中，无可奈何地眼看文明崩溃，多么可憎可怕。这场欧战是几世纪以来历史上最大的灾祸，这是我们寄托在人类博爱上的最神圣的希望在破灭。”[2]面对着战火正在欧洲大陆猛烈延烧，长期以来一直埋首书斋的罗曼·罗兰再也坐不住了，他告别了闭门读书、潜心著述、几乎不问世事的生活，成为一个直接干预公众生活、经常关怀世界大事的作家。
罗曼·罗兰在大战初期所做的两件事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转变。其一是参加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战俘通讯处”的工作，其二是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谴责德军炮轰比利时的著名历史古城卢汶（Louvain）。
罗曼·罗兰在“战俘通讯处”工作的几个月，使他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有了更深的认识。由于战俘和其家人不能直接通信，“通讯处”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大批战俘的信转达给各人的家属，同时把家属的信设法送到战俘手里。也有前线战壕中士兵寄给被俘虏的战友，或后方的家人寄给已经失去联系的前线士兵的信。这些信充分表明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有时战壕中的士兵，或野战医院中的伤员，自己觉得已无生还的希望，悲痛地写信和后方的亲人诀别；或者相反，后方的家人惨遭不幸，写信给没有希望再见到的在前线的亲人。生离死别，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这段经历给罗曼·罗兰上了人生极其重要的一课。191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痛苦，我认识了你！七个月来，在‘战俘通讯处’，我天天沉浸在悲痛与衰伤的海洋中。”[3]
1914年8月下旬，比利时著名的历史名城卢汶的古代建筑与历史文物在德军的炮火下均化为灰烬。罗曼·罗兰无法忍受这种对于人类文明的狂暴摧残，于是，他在8月29日给德国著名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盖哈尔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发表在9月2日的《日内瓦日报》（Le Journal de Genève）上。罗曼·罗兰在信中谴责德国的文人学者，面对德军的罪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责问德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歌德的后裔，还是阿提拉[4]的后裔？[5]罗曼·罗兰之所以把信写给霍普特曼，主要是希望曾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人道主义思想的霍普特曼能成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因此，他在信中发出呼吁：“为了我们的欧洲（而您一直是欧洲最光荣的战士之一），为了文明，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我恳求您，霍普特曼，我向您，向德国的优秀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呼吁：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反对犯罪行为，不然的话，你们也将担负犯罪的责任。”[6]让罗曼·罗兰深感失望乃至愤怒的是，在此信发表后不久，德国知识界，包括霍普特曼在内的九十多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宣言，宣称德国知识界完全支持本国政府的行为。
1914年9月15日，罗曼·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长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élée）。“超乎混战之上”，这不仅是一篇文章的标题，同时也是这位著名作家面对战争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混战”是指当时欧洲若干民族、若干国家之间的一场大战。罗曼·罗兰采取高高在上的超然态度，就是说，他不站在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本位立场上，反对一切民族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超乎混战之上》的要点有三。第一，对于交战双方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大批热血青年表示哀悼：“啊，全世界英勇的青年们！你们用热血浇灌干旱的大地，这是何等慷慨的狂欢！在夏日的骄阳下，倒下的庄稼何等壮观！你们这些所有国家的年轻人，怀着的是一个悲剧性的共同理想，自相残杀。”[7]第二，认为各民族之间不存在必须开战的理由，即使必须开战，也不应该在西方本土破坏自己的文明。如果为了争夺全球利益，那也可以采取和谈的方式。第三，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纠纷的仲裁机构，借以避免新的战祸：“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建立一个机构，一个高等道德法院，一个良心的法庭，执行监督并仲裁所有对人权的粗暴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来自哪一个阵营。”[8]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罗曼·罗兰还在此文中对知识分子们提出了特别的希望，那就是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反对种族主义。文中写道：“我看到，（很多人）效力于一种幼稚而荒谬的种族主义狂热，这是可耻的。种族主义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不存在单一纯粹种族的国家）。正如勒南（Renan）[9]在写给斯特劳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种族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动物之间的战争，弱肉强食的战争，与各种啮齿类和食肉类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类似。这将是一个末日，这个繁殖能力极强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类的末日。人类是一部由高贵的集体灵魂谱写而成的交响乐，如果有人只能依靠破坏人类的一部分才能理解和热爱人类，那证明，他是一个野蛮人。”[10]
作为一位作家，罗曼·罗兰走上创作道路伊始即表现出对战争问题的关注。其后，他更是通过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等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言行，表达自己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立场。战争爆发后，侨居在中立国瑞士的罗曼·罗兰丝毫没有用隔岸观火的心情对待战争。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使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我痛苦万分，简直想一死了之。生活在这种发狂的人类中，无可奈何地眼看文明崩溃，多么可憎可怕。这场欧战是几世纪以来历史上最大的灾祸，这是我们寄托在人类博爱上的最神圣的希望在破灭。”[2]面对着战火正在欧洲大陆猛烈延烧，长期以来一直埋首书斋的罗曼·罗兰再也坐不住了，他告别了闭门读书、潜心著述、几乎不问世事的生活，成为一个直接干预公众生活、经常关怀世界大事的作家。
罗曼·罗兰在大战初期所做的两件事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转变。其一是参加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战俘通讯处”的工作，其二是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谴责德军炮轰比利时的著名历史古城卢汶（Louvain）。
罗曼·罗兰在“战俘通讯处”工作的几个月，使他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有了更深的认识。由于战俘和其家人不能直接通信，“通讯处”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大批战俘的信转达给各人的家属，同时把家属的信设法送到战俘手里。也有前线战壕中士兵寄给被俘虏的战友，或后方的家人寄给已经失去联系的前线士兵的信。这些信充分表明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有时战壕中的士兵，或野战医院中的伤员，自己觉得已无生还的希望，悲痛地写信和后方的亲人诀别；或者相反，后方的家人惨遭不幸，写信给没有希望再见到的在前线的亲人。生离死别，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这段经历给罗曼·罗兰上了人生极其重要的一课。191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痛苦，我认识了你！七个月来，在‘战俘通讯处’，我天天沉浸在悲痛与衰伤的海洋中。”[3]
1914年8月下旬，比利时著名的历史名城卢汶的古代建筑与历史文物在德军的炮火下均化为灰烬。罗曼·罗兰无法忍受这种对于人类文明的狂暴摧残，于是，他在8月29日给德国著名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盖哈尔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发表在9月2日的《日内瓦日报》（Le Journal de Genève）上。罗曼·罗兰在信中谴责德国的文人学者，面对德军的罪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责问德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歌德的后裔，还是阿提拉[4]的后裔？[5]罗曼·罗兰之所以把信写给霍普特曼，主要是希望曾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人道主义思想的霍普特曼能成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因此，他在信中发出呼吁：“为了我们的欧洲（而您一直是欧洲最光荣的战士之一），为了文明，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我恳求您，霍普特曼，我向您，向德国的优秀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呼吁：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反对犯罪行为，不然的话，你们也将担负犯罪的责任。”[6]让罗曼·罗兰深感失望乃至愤怒的是，在此信发表后不久，德国知识界，包括霍普特曼在内的九十多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宣言，宣称德国知识界完全支持本国政府的行为。
1914年9月15日，罗曼·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长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élée）。“超乎混战之上”，这不仅是一篇文章的标题，同时也是这位著名作家面对战争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混战”是指当时欧洲若干民族、若干国家之间的一场大战。罗曼·罗兰采取高高在上的超然态度，就是说，他不站在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本位立场上，反对一切民族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超乎混战之上》的要点有三。第一，对于交战双方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大批热血青年表示哀悼：“啊，全世界英勇的青年们！你们用热血浇灌干旱的大地，这是何等慷慨的狂欢！在夏日的骄阳下，倒下的庄稼何等壮观！你们这些所有国家的年轻人，怀着的是一个悲剧性的共同理想，自相残杀。”[7]第二，认为各民族之间不存在必须开战的理由，即使必须开战，也不应该在西方本土破坏自己的文明。如果为了争夺全球利益，那也可以采取和谈的方式。第三，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纠纷的仲裁机构，借以避免新的战祸：“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建立一个机构，一个高等道德法院，一个良心的法庭，执行监督并仲裁所有对人权的粗暴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来自哪一个阵营。”[8]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罗曼·罗兰还在此文中对知识分子们提出了特别的希望，那就是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反对种族主义。文中写道：“我看到，（很多人）效力于一种幼稚而荒谬的种族主义狂热，这是可耻的。种族主义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不存在单一纯粹种族的国家）。正如勒南（Renan）[9]在写给斯特劳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种族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动物之间的战争，弱肉强食的战争，与各种啮齿类和食肉类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类似。这将是一个末日，这个繁殖能力极强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类的末日。人类是一部由高贵的集体灵魂谱写而成的交响乐，如果有人只能依靠破坏人类的一部分才能理解和热爱人类，那证明，他是一个野蛮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