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听到有人在“话筒”中宣告要“告别鲁迅”，我很吃惊：原来中国已进入到告别鲁迅的时代中去了么？我不信。理由很多，但举出最简单的一条也就够了：至少在今天，一般知识分子是没有“苦茶庵”的，我们自己买不起，又没有大哥帮我买，然后跟他翻脸，把他赶出去我来住，比不得周作人。所以我对周作人亲不起来。老实说，就这一点，我还嫉妒他哩。
     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我没有物质条件去和周作人一样潇洒逍遥。我要自己上街买菜，还得和菜贩子讨价还价，有时候，在小卖部，为了买零食，也和我三岁的儿子讨价还价。连我儿子都知道我潇洒逍遥不起来。反对我学周作人。他才三岁。当然，这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固执地，不招人喜欢地认为，象周作人，在那种外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内有军阀的大炮的情形下，还那么雅兮兮地很艺术很趣味地生活，除非他和日本鬼子及军阀们感情上处得很融恰，否则决做不到。人家不刺他不炸他，他呢，看他们刺孕妇的肚子，炸小孩子的腿也哈哈哈。而这是堕落、是下流、是“无耻之耻”（孟子语）。所以我不能象某些周作人崇拜者那样踱进他的“苦茶庵”，喝他几十年前的长毛的残茶，还津津有味地向别人推荐，因为那太让我恶心。
     要说逍遥，我倒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人中，找不出第二个比鲁迅更有资格与条件逍遥。他的文学成就在那里,就算逍遥风流,也自有不可抹杀的位置,他有版税收入,生活自然有保障。他在上海的故居我见过,我想今天那些玩逍遥的人末必有那么宽敞的住房。鲁迅若不和国丨民党政丨府捣乱,不去“横眉冷对千夫指”，招人惹人,不去“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寻负担,他足可以逍遥。当时上海滩上三流文痞们就逍遥得很哩，不比今天“告别鲁迅”的人差。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周作人写的那种文章，不用象鲁迅那样担心 “无写处”，写完后还得携妇将雏的东躲西丨藏，不必用那么多的笔名遮掩，不必“破帽遮颜过闹市”，不必担心自己上黑名单而朋友们进录鬼薄。周作人的文章(尤其是他与鲁迅反目之后的文章),在任何时代,任何严酷的背景下，即使让朱元璋去审稿,让乾隆爷去校对,也会通过。这倒真是逍遥。
当然,这也就是鲁迅的不逍遥。实际上,容我说一句诛心的话，那些宣告要“告别鲁迅”的人，内心里要告别的，恰是鲁迅的这点不逍遥，而他们喜欢周作人的，也恰是周作人的这种逍遥。
有人会说，不要因人废文，周作人的文章还是有他的价值的。这原则永远是对的，但用错了场合。假如一个人的文章、学问都只是为了个人的逍遥，这文章就未必有多深刻的立意，所以未必有多好，尤其可能不是象现在那帮吹捧者所吹捧的那样好。我有时候这样想，写文章就是要让自己的良心醒着，并不断有所行动。而读书则正如给良心以滋养，使他不断健壮。鲁迅为什么要写文章呢？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呢？这个问题鲁迅自己说得很明白，一个中学生都知道。“曾惊天下临秋肃，试遣春温上笔端”，他遣上笔端的，是春温，而且是在天下临秋肃的严酷背景下。
文化应该是全人类的保护神，保护人类的理性与人性不要失却，而且还要不断健全。同时，也是人类对各种暴虐、非人性进行起诉的伦理依据，能力保障。它还应该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黑暗愚昧中的明灯。作为一个文化人，鲁迅的这种良心是醒着的，而且由于那么自觉主动，以致成为一种极强的责任心，他要用自己的肩膀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出去，去光明的地方生活。你看他的话“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致曹白），面对苦难，他要的是拯救，他最早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他要的是对苦难的抗争：“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文化在他那里，正是他为民族，为人类战取光明的武器。实际上，要“告别鲁迅”，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人在那里呼吁了，说鲁迅的杂文是速朽的东西，这也早在那时就有人“庄严宣告”了。鲁迅自己对此倒很坦然，他说：我的杂文都是中国现状的写真，如果中国进步了，我的杂文自然会朽，被人忘记，所以我倒很希望我的杂文速朽。—— 聪明的读者会明白我写下鲁迅这话的意思，那就是，要告别鲁迅，我们得先改变和告别鲁迅先生所写的那种民族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