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今天要给大家上一篇超级干货，但发表的时候被TX误伤了，现仍在申述中，因此今天咱们暂时把那篇文放一放，就带大家一块轻松吃个瓜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背景：
据潇湘晨报消息，最近，全国各地已相继完成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各地调整计生政策大都规定了延长产假、生育假、夫妻双方享受育儿假等；发放生育津贴或补贴金；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规定再婚夫妻也可以生育3个孩子。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对25个省（区、市）共计7642人进行的调查《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显示：
①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②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
研究论文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5期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年龄在25—55岁，有二孩的家庭二孩出生时间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及以后，共计3734个调查对象（7642人）。
该研究从就业和经济收入两个方面，检验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就妻子而言，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二孩，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研究者认为，既往对孩子机会成本或“母职惩罚”的研究多讨论收益，而忽略了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只选取有工作收入的女性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对此，研究者解释道，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从经济收入来看：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生育1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就妻子而言：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生育第一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生育第二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均是与未生育之前相比）。
对于以上结论，研究者总结道，不管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过程（就业）维度还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结果（经济收入）维度考察，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均须付出更高的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者认为，该研究从边际机会成本的视角为现代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其分析道，抚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效用下降，使得因应道德和传统文化要求，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在二孩生育决策中，选择了经济理性——以“质量替代数量”，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进而导致社会整体的二孩递进比下降以及总和生育率降低。
中产“夹心层”承担更多生育压力
对于经济实力不同的家庭，二孩生育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分析显示，从就业几率影响及收入影响来看，中等收入家庭往往承受着更多压力。
针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该研究使用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值 ( 25%分位数、75%分位数) 作为界限，将妻子所在家庭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群组，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生育二孩对妻子就业的影响只在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其边际负面影响效应分别达到16.1%和20.5%。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对于人力资本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丈夫个体而言，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并不会显著影响其就业几率。该统计效应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并无异质性。
就二孩对家庭收入影响，该研究取得了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①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
②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
③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至此，该研究验证，不论从生育影响就业的角度看，还是从生育影响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角度看，结果均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的二孩压力更大，研究者分析，可能的解释是，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低收入群体育儿期待相对较低、时间成本也更低，在二孩抚育中投入更多时间亲自照料，边际机会成本会更低。对比而言，高收入群体有能力通过购买高品质育儿服务，弱化“工作—生活”冲突，降低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她们对孩子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另一方面，他们将更多时间投入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者分析道，中等收入家庭为二孩生育行为付出了更高的机会成本，一方面源于该群体对子女抚育质量的更高期待，另一方面源于现有的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务不足以支撑该期待。
“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研究者写道。
研究者提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能否缓解生育焦虑？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朱飞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延长产假，对女性的种种好处显而易见，但也要看到其执行的难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政策明确规定，休生育假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计算工龄。但在具体实践中，大幅延长的假期及可能出现的二孩和三孩情形，对用人单位形成的潜在挑战相当大，执行过程中，女性休完产假之后，工作岗位还在不在，晋级和工资调整是否能通过相应考核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
“工作中，由于生育二孩三孩对用人单位发展和人均效能等都会形成潜在影响，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等措施可能会导致女性就业更加困难，进而导致年轻人对生育问题更加焦虑。”朱飞说，这些成本全由用人单位负担显然是不现实的，要避免政府释放生育红利、完全由用人单位“埋单”。
“政府部门应出台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措施补偿用人单位的成本，共担生育成本，用人单位才能更积极配合这些政策的落地。”朱飞说。
对此你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背景：
据潇湘晨报消息，最近，全国各地已相继完成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各地调整计生政策大都规定了延长产假、生育假、夫妻双方享受育儿假等；发放生育津贴或补贴金；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规定再婚夫妻也可以生育3个孩子。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对25个省（区、市）共计7642人进行的调查《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显示：
①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
②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
研究论文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5期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年龄在25—55岁，有二孩的家庭二孩出生时间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及以后，共计3734个调查对象（7642人）。
该研究从就业和经济收入两个方面，检验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就妻子而言，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二孩，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研究者认为，既往对孩子机会成本或“母职惩罚”的研究多讨论收益，而忽略了就业几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只选取有工作收入的女性作为样本；其实，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惩罚”。
对此，研究者解释道，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失去社会价值、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
从经济收入来看：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生育1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就妻子而言：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生育第一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生育第二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均是与未生育之前相比）。
对于以上结论，研究者总结道，不管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过程（就业）维度还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结果（经济收入）维度考察，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均须付出更高的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者认为，该研究从边际机会成本的视角为现代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其分析道，抚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效用下降，使得因应道德和传统文化要求，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在二孩生育决策中，选择了经济理性——以“质量替代数量”，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进而导致社会整体的二孩递进比下降以及总和生育率降低。
中产“夹心层”承担更多生育压力
对于经济实力不同的家庭，二孩生育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分析显示，从就业几率影响及收入影响来看，中等收入家庭往往承受着更多压力。
针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该研究使用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值 ( 25%分位数、75%分位数) 作为界限，将妻子所在家庭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群组，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生育二孩对妻子就业的影响只在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其边际负面影响效应分别达到16.1%和20.5%。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对于人力资本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丈夫个体而言，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并不会显著影响其就业几率。该统计效应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并无异质性。
就二孩对家庭收入影响，该研究取得了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①低收入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9.7%）高于二孩（5.8%）
②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8.6%）高于一孩（4.6%）
③高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至此，该研究验证，不论从生育影响就业的角度看，还是从生育影响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角度看，结果均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的二孩压力更大，研究者分析，可能的解释是，收入约束、单位时间成本、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工作—生活”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低收入群体育儿期待相对较低、时间成本也更低，在二孩抚育中投入更多时间亲自照料，边际机会成本会更低。对比而言，高收入群体有能力通过购买高品质育儿服务，弱化“工作—生活”冲突，降低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她们对孩子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显的“育儿焦虑”，更加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另一方面，他们将更多时间投入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体那样购买满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儿服务。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工作—生活”冲突，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研究者分析道，中等收入家庭为二孩生育行为付出了更高的机会成本，一方面源于该群体对子女抚育质量的更高期待，另一方面源于现有的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务不足以支撑该期待。
“问题在于，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而非只为父母独有。”研究者写道。
研究者提出，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二是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能否缓解生育焦虑？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朱飞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延长产假，对女性的种种好处显而易见，但也要看到其执行的难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政策明确规定，休生育假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计算工龄。但在具体实践中，大幅延长的假期及可能出现的二孩和三孩情形，对用人单位形成的潜在挑战相当大，执行过程中，女性休完产假之后，工作岗位还在不在，晋级和工资调整是否能通过相应考核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
“工作中，由于生育二孩三孩对用人单位发展和人均效能等都会形成潜在影响，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等措施可能会导致女性就业更加困难，进而导致年轻人对生育问题更加焦虑。”朱飞说，这些成本全由用人单位负担显然是不现实的，要避免政府释放生育红利、完全由用人单位“埋单”。
“政府部门应出台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措施补偿用人单位的成本，共担生育成本，用人单位才能更积极配合这些政策的落地。”朱飞说。
对此你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