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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琉璃
选自《考古》1962年,高寿田
琉璃是以铅硝为助爆剂烧成的带釉陶器,远在我国东周时代,就已出现,但历代没有一个固定名称,或名釉陶,或名金银釉、缥瓦、三彩等,及至铅釉被用到建筑砖瓦之上以后,才称之为琉璃。究其命名之源,是沿用了魏晋时代从海市进入的色玻璃类的琉璃而名的,这样就把两者混淆起来,后来人们又把玻璃类的琉璃叫做料器或烧料,而琉璃之名,才逐渐成为铅釉陶器的专称。

历代的铅釉陶器,名称虽不相同,而原料与烧成过程基本一致,所以应当把它们都当成琉璃来认识,如果仍分割起来,则对于琉璃的发展演变,是不会搞淸其来龙去脉的。
从许多迹象来看,山西地区的琉璃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根据文献记载与口碑相传,元代建筑大都(今北京)宫殿的琉璃,就是山西赵姓琉璃匠制作的,明淸两代修建北京和沈阳宫殿时,也从山西太原、介休等地,调去了琉璃匠,故至今落户在北京琉璃河的苏姓与沈阳侯姓琉璃艺人即其后裔(见文参1956年7期陈万里先生《谈山西琉璃》。)
在封建社会,对这些劳动人民的艺术创作,从不肯载诸史册,故绝少文字资料。现在初步着手这项工作,感到遗存旣丰富又极其分散,在短期之内,很难做到全面了解,这里仅能将在晋中一带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择要举例介绍,借以窥见一斑。
从出土文物来看,汉代的铅釉陶器,在汾河中下游地区较多,遗物以壶、鼎、杯盘等日用器与灶屋、仓模型等冥器为多。有些上面还雕着仙人异兽纹饰,红泥质胎,瓜皮绿或褐绿袖,表面由于铅质的还原作用,形成的彩翳较厚,这些釉陶,也就是早期的琉璃作品。
到了公元四世纪初,铅釉开始应用到建筑物上,据文献记载,北魏统治者在其首都平城(今大同)修建宫殿时,其殿台和房尾,则悉以琉璃为之,这是一项値得注意的记载。
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北朝时代的绿釉菩萨三躯,是早年修筑同蒲铁路时,在介休附近出土的。以灰白牛泥捏塑,全身衣饰敷以绿釉,而头脸手足则利用了底胎本色,显得格外淸醒,这是铅釉应用到雕塑作品上的成功尝试(图1)。

从太原、长治等地墓葬中出土的唐三彩来看,唐代的琉璃艺术,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胎质细致而洁白,色釉已有了黄、绿、兰、白、赭等色,釉料新加入了钮、镒等原料,火度亦高,使玻化程度增强,获得了色彩鲜艳、流光夺目的效果。
大同市辽建上华巖寺大雄宝殿的一对鵰尾,形象高耸,不类元明以来的形制,两吻做工与色釉又不相同。北端者较旧,可能是辽代所制(图2),南端者色釉旣新,捏制技术亦差,可能是明代补制之品。

晋祠宋崇宁二年重建之圣母殿上的琉璃,大部系明嘉靖间所制,但其中还保存了一些早期的琉璃瓦,是1955年翻修屋顶时发现的。这些瓦的胎釉,均与明瓦不同,浅红地胎,瓜皮绿釉,内槽有粗布纹痕迹,幷按着一颗尹姓的押记,与宋押风格一致,当系宋代琉璃瓦(图3)。

由此推察,目前山西保存的不少宋金建筑之上,可能有类似情况。如介休城内三淸楼,楼顶琉璃大部为明淸所作;但梁架与通天大柱,还保存有宋元祐二年创建时之遗物,楼顶也发现了一些类似圣母殿的宋绿釉瓦。又如太原马庄宋熙宁二年创建的芳林寺附近,也能拣到一种白釉琉璃瓦碎片,用灰黑两色绞泥为胎,有似宋木理纹瓷胎,也应是宋代创建时的遗物。
朔县崇福寺保存了金皇统三年所建的弥陀殿,其上彩釉兢璃吻兽、武士等,形象威武生动,色釉浑厚明莹,相传是创建时当地吴家窑所烧(14页图12)。
元代纪年琉璃,除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从山西流出的元"至大元年汾阳琉璃待诏任塘城造”的三彩龙莲纹香炉外,近在平遥县东泉鎭百福寺发现了一套元延祐三年款的琉璃宝顶,安置在该寺山门脊中。其形制以立牌为中心,内塑合掌童子一,作虔诚礼拜状,四边以浮雕莲花为饰,背面以白、黄色釉为地,上刻款记三行:“介休县张元村琉璃待诏张琳男仲祥,延祐三年六月日造”二十三字,牌上用两个盘旋式的绿釉狮子,驮着莲座宝瓶(瓶已残),立牌左右,是两个东西向的呑脊吻,粗缸胎,黄、绿、白、黑釉,釉汁较摩。这是目前纪年琉璃中一件重要的资料(12页图1)。
五台县豆村佛光寺文殊殿顶所存“元至正十一年立”款字的琉璃立牌狮子,仍以红泥为胎,釉有黄、绿、蓝三色(12页图5)。

芮城元永乐宫在四个殿顶所安置的彩釉琉璃,也是极其高超的艺术杰作,而且能成套的较完整的保存下来,更是难能可贵。其中以三淸殿的琉璃,最为华丽,两个高近5米的大龙吻,分别为五大块砌成,红泥胎,孔雀蓝釉,整体为一条盘绕屈折的巨龙,幷配以龙王、雨师、流云等(图4)。这样大型的以龙为主的形式,还属初见,它给明代多样形式的龙吻,开了端緖。正脊筒面也新出现了堆起的捏塑花纹,如明珠、飞凤、蟠龙以及牡丹、莲、菊朵等。脊筒一律以绿釉做底色,衬以金黄釉的主纹,更是显明突出,垂脊之上,还点缀了海鱼、海马、狮子等。四角端各安角神一躯、瞠目张望,着以孔雀蓝袖,尤觉威武庄严(14页图14)。
纯阳殿黄绿釉鹅尾,高约2.5米,鱼尾鳞甲间,浮雕蟠龙一条极生动。龙虎殿与七眞殿顶琉璃装配完全一致,均有角神、兽头以及脊间鱼马之属。鱼形难尾高约L6米,身间鳞纹极工整,周边鳍翅间,幷附有流云等纹,红泥胎,黄绿色釉,由于釉色互相浸润,形成了浓淡不同的美妙光彩。脊筒是以灰条瓦砌成的水波形式,结合怒目张口的鹉首,颇有水流滚滚的感觉(13页图6)。

明代山西的琉璃,随着寺庙建筑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之大、技术之精,均超过以往,故遗存极其丰富。如太原市的晋祠,平遥县的武庙、城隍庙,介休县的后土庙、城隍庙、五岳庙,赵城广胜寺,解县关帝庙,阳城寿圣寺,晋城海会寺等地,均有较大规模的琉璃作品。其次,以琉璃为主或纯用琉璃制作的大型纪念建筑,如宝塔、楼阁、牌坊、照壁、香亭、神笼等也有不少。此外日用、陈设、玩赏等琉璃物品,如花瓶、鱼血、文具、神像、供器等,品类繁多,不胜枚举。
明代琉璃艺人,沿袭了元人的传统做法,多在他们的作品上留下了作者的姓名、籍贯、及制作时间等题记。就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自明中叶成化以后,几乎每个时期的纪年琉璃都有一些遗存,以下就根据这些材料与有关记载,来加以叙述。
明初琉璃,.太原存有洪武十四年建的崇善寺大悲殿与永乐六年建的黑陀报恩寺两处,所存琉璃吻瓦、供桌,笼座、花瓶等,均以细致的址泥为胎,纹饰精细淸晰,色釉匀称光亮,是代表明初官造的作品(13页图9)。
晋中汾阳、介休一带,是琉璃发展较早的地区,故遗存最为丰富。最近仅在介休城内进行了短期的调查,就看到了不少优秀作品,虽然没有纪年材料,但根据县志、碑石等有关记载与实物相互对证,可以找到一些明代早期的作品。如在后土庙三淸楼顶许多不同时代的琉璃中,发现了宣德二年重修时的一些遗作。以图5武士骑狮为例,它安置在一个垂脊端,形式、胎刹I、捏塑手法,均不类创建时之宋琉璃瓦,也不类万历以来重修的琉璃。故拟定为宣德间的遗物。
景泰七年创建的五岳庙,在钟鼓楼顶上的几件鱼尾式鵰吻,黄、绿、紫釉,做工、形制均超越一般,也可能为景泰时的原物。另外在已改建为小学的龙泉观内,一个敎室正脊琉璃中,存有彩釉狮虎斗及鸟首飞人等,色釉极为鲜丽,也应系明初之物。
文水县马村洪福寺中殿,有成化元年介休琉璃匠题记的彩釉琉璃立牌、菩萨、狮瓶一套,安置在正脊正中,龙吻一对,形体扁阔,塑工极精,有盘旋蠕动之感,在明代龙吻中,是较为别致的形式(13页图7)。
平遥郝洞鎭国寺过殿,有弘治六年题字的彩釉龙吻、狮瓶、浮雕凤莲娃娃脊筒,脊筒上有天马、天将群,脊筒下有卷草花边一道,均是新的创造。
平遥县桥头村双林寺,山门脊中立牌,铭刻了“弘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琉璃匠张士端,张恵、侯伯意、侯恭、侯敬、侯让、侯伯泉、侯旻、侯通、侯伯口、侯奈、侯坚、侯伯林、侯庆、侯相”十六人的题名。所作彩釉龙吻,腹背向外处,塑有抿口翘望的龙头一,成为以后较为普遍的形式(12页图2)。
平遥城东干坑村耶殊夫人庙院内,安置了一座殓葬夫人母子骨灰的琉璃棺罩,形式大小,均与实物仿佛,周体施以彩釉莲花,娃娃、龙凤等堆塑纹饰,是一件特殊的琉璃艺术品。院壁间嵌装的彩耕琉璃,有狮子、麒麟、楼阁、人物等,均极佳妙,其上还铭刻了“本县侯敬、侯让、门人蔡其、张宣,杜村里匠人造”题名。罩前石供桌与后立的石幢上,均有弘治八年的铭记,叙述了殓葬始末。而壁间琉璃匠题记中的侯敬、侯让二人,幷见于双林寺山门顶弘治十二年十六位琉璃匠题名的姓名中,证明此罩为弘治年间所制无疑(12页图3)。
平遥城内太子寺门前九龙照壁,在绿釉浮离岩山、流云、海浪间,配以黄、绿、紫、白等色釉的龙九条,据千坑耶殊夫人庙正德五年碑记中有关太子寺资料推断,它的制作时代应不出弘治正德间(图6)。

洪赵县广胜寺琉璃装嵌的飞虹塔,八角十三级,高十六丈,据塔间所嵌碑石记载,起工于正德十一年,完工于嘉靖六年,历时十二年,塔顶及各层间的脊筒、椽橹、斗拱、铺瓦等,一槪用彩色琉璃为之,壁间又分别嵌以华美的琉璃门框、角柱以及金刚、天王等神像,成为气势雄伟,精工富丽的艺术巨作(封底图版)。

嘉靖四十余年中,是琉璃艺术最兴盛的时代,遗存最为丰富。仅纪年作品,已知者如:晋祠宋建圣母殿,金建献殿,元建景淸门,明建东岳庙等处的琉璃,大都是嘉靖年间文水马东都琉璃匠张苓、张惠,张守拙,晋源县琉璃匠张天福等的作品。介休城内城隍庙,保存了规模巨大与较完整的嘉靖琉璃。这是一个四进院落的宏伟庙宇,从门前照壁、山门、过殿、乐台、献棚,到大殿、后殿、左右配殿以及东西廊房等建筑,均装配以华美的琉璃,工程之大,制作之精,颇属罕见。在后殿东配殿正脊立牌内,刻着“嘉靖二十七年,义常里乔登造”的款记,其制作与庙内大殿及献棚等处的琉璃一致,故知为同时期之作。
城隍庙大殿重檐歇山顶七间,紧与其前卷枷五间相接,殿顶黄绿釉龙吻一对,高约1.6米,探首高空,作左右呼应状(13页图8),正脊当中置搂阁形,高达2米。左右为狮驮瓶,狮作跃起状,由一力士牵引,形神威武(14页图13)。歇山顶博风板与垂鱼间,均嵌装以浮雕纹饰,有楼阁、仙人、龙凤、兽面、娃娃、花草等,在卷棚歇山两侧所嵌装的,尤为精工。殿前立彩釉狮子一对形体高大,状极凶猛。
太原郊区呼延村崛蝇寺殿顶,有“隆庆六年,太原府文水县马东都琉璃匠张士金、张士端、张士泽、张士川”等题名,琉璃色釉、塑造均佳。在音筒上出现了堆塑罗汉群像,姿态不一,神采如生,具有写实作风。
万历琉璃继嘉靖之后,仍昌盛不衰,幷创作了许多巨大作品,遗存分布在全省南北,带有纪年的琉璃,已知者不下十余宗,如太原市杨家村弥陀殿万历三年的吻瓦,阳城东关关帝庙万历六年乔世虎等造的照壁,垣曲五福涧祖师庙万历九年的琉璃楼,文水马村洪福寺万历十三年的龙吻脊兽,太原崇善寺万历二十三年的琉璃香楼,介休县张壁村万历三十三年的琉璃碑,平遥武庙万历四十一年的吻脊,襄陵北梁村灵光寺万历四十二年的琉璃塔,阳城寿圣寺乔永丰父子造的琉璃塔,五台山狮子窝古竹林的琉璃塔等。其他不带年款者更伙。综观万历时的琉璃,造型更加生动活泼,以龙吻为例,眞是变化多端,创出了各种形式。对于结构复杂,施工工序极其详密的作品,像高达十余丈以上的古竹林和海会寺的琉璃塔,更是集中的表现了匠师们的高度智慧(13页图10,图7)。

明末作品,有平鲁垛坪鎭天启五年年款的龙壁,太原东关万寿庵崇祯十四年孔雀绿吻瓦等,技术一般。
关于日用器皿的琉璃,最値得提出的是从晋南一带发展起来的所谓“三彩法花”。它是以彩画技术中的立粉方法,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制带管的泥浆袋,钩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塡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作品多系小件的花瓶、香炉之类,也有用到神像菩萨衣饰之上的。色釉素淡典雅,后来江西景德鎭窑所造的素三彩器,实本于此。据老艺人谈,三彩法花原名粉花,是立粉的简称,因晋南口音,“粉”“法”二音相近,乃被古玩商讹传为“法花”,相沿已久。有些熟悉情况的古玩商反映,过去以高平、晋城、阳城一带出品最精,永济、绛州一带,多系人物之类。永乐法花,出平阳附近。汾阳山泉鎭所出者,质较粗糙,且与晋南作风不同。晋东南高平一带的明墓中,往往成批出土三彩陶俑与冥器,色釉与阳城乔家作风琉璃相似(图8)。

山西琉璃
选自《考古》1962年,高寿田
琉璃是以铅硝为助爆剂烧成的带釉陶器,远在我国东周时代,就已出现,但历代没有一个固定名称,或名釉陶,或名金银釉、缥瓦、三彩等,及至铅釉被用到建筑砖瓦之上以后,才称之为琉璃。究其命名之源,是沿用了魏晋时代从海市进入的色玻璃类的琉璃而名的,这样就把两者混淆起来,后来人们又把玻璃类的琉璃叫做料器或烧料,而琉璃之名,才逐渐成为铅釉陶器的专称。

历代的铅釉陶器,名称虽不相同,而原料与烧成过程基本一致,所以应当把它们都当成琉璃来认识,如果仍分割起来,则对于琉璃的发展演变,是不会搞淸其来龙去脉的。
从许多迹象来看,山西地区的琉璃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根据文献记载与口碑相传,元代建筑大都(今北京)宫殿的琉璃,就是山西赵姓琉璃匠制作的,明淸两代修建北京和沈阳宫殿时,也从山西太原、介休等地,调去了琉璃匠,故至今落户在北京琉璃河的苏姓与沈阳侯姓琉璃艺人即其后裔(见文参1956年7期陈万里先生《谈山西琉璃》。)
在封建社会,对这些劳动人民的艺术创作,从不肯载诸史册,故绝少文字资料。现在初步着手这项工作,感到遗存旣丰富又极其分散,在短期之内,很难做到全面了解,这里仅能将在晋中一带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择要举例介绍,借以窥见一斑。
从出土文物来看,汉代的铅釉陶器,在汾河中下游地区较多,遗物以壶、鼎、杯盘等日用器与灶屋、仓模型等冥器为多。有些上面还雕着仙人异兽纹饰,红泥质胎,瓜皮绿或褐绿袖,表面由于铅质的还原作用,形成的彩翳较厚,这些釉陶,也就是早期的琉璃作品。
到了公元四世纪初,铅釉开始应用到建筑物上,据文献记载,北魏统治者在其首都平城(今大同)修建宫殿时,其殿台和房尾,则悉以琉璃为之,这是一项値得注意的记载。
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北朝时代的绿釉菩萨三躯,是早年修筑同蒲铁路时,在介休附近出土的。以灰白牛泥捏塑,全身衣饰敷以绿釉,而头脸手足则利用了底胎本色,显得格外淸醒,这是铅釉应用到雕塑作品上的成功尝试(图1)。

从太原、长治等地墓葬中出土的唐三彩来看,唐代的琉璃艺术,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胎质细致而洁白,色釉已有了黄、绿、兰、白、赭等色,釉料新加入了钮、镒等原料,火度亦高,使玻化程度增强,获得了色彩鲜艳、流光夺目的效果。
大同市辽建上华巖寺大雄宝殿的一对鵰尾,形象高耸,不类元明以来的形制,两吻做工与色釉又不相同。北端者较旧,可能是辽代所制(图2),南端者色釉旣新,捏制技术亦差,可能是明代补制之品。

晋祠宋崇宁二年重建之圣母殿上的琉璃,大部系明嘉靖间所制,但其中还保存了一些早期的琉璃瓦,是1955年翻修屋顶时发现的。这些瓦的胎釉,均与明瓦不同,浅红地胎,瓜皮绿釉,内槽有粗布纹痕迹,幷按着一颗尹姓的押记,与宋押风格一致,当系宋代琉璃瓦(图3)。

由此推察,目前山西保存的不少宋金建筑之上,可能有类似情况。如介休城内三淸楼,楼顶琉璃大部为明淸所作;但梁架与通天大柱,还保存有宋元祐二年创建时之遗物,楼顶也发现了一些类似圣母殿的宋绿釉瓦。又如太原马庄宋熙宁二年创建的芳林寺附近,也能拣到一种白釉琉璃瓦碎片,用灰黑两色绞泥为胎,有似宋木理纹瓷胎,也应是宋代创建时的遗物。
朔县崇福寺保存了金皇统三年所建的弥陀殿,其上彩釉兢璃吻兽、武士等,形象威武生动,色釉浑厚明莹,相传是创建时当地吴家窑所烧(14页图12)。
元代纪年琉璃,除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从山西流出的元"至大元年汾阳琉璃待诏任塘城造”的三彩龙莲纹香炉外,近在平遥县东泉鎭百福寺发现了一套元延祐三年款的琉璃宝顶,安置在该寺山门脊中。其形制以立牌为中心,内塑合掌童子一,作虔诚礼拜状,四边以浮雕莲花为饰,背面以白、黄色釉为地,上刻款记三行:“介休县张元村琉璃待诏张琳男仲祥,延祐三年六月日造”二十三字,牌上用两个盘旋式的绿釉狮子,驮着莲座宝瓶(瓶已残),立牌左右,是两个东西向的呑脊吻,粗缸胎,黄、绿、白、黑釉,釉汁较摩。这是目前纪年琉璃中一件重要的资料(12页图1)。
五台县豆村佛光寺文殊殿顶所存“元至正十一年立”款字的琉璃立牌狮子,仍以红泥为胎,釉有黄、绿、蓝三色(12页图5)。

芮城元永乐宫在四个殿顶所安置的彩釉琉璃,也是极其高超的艺术杰作,而且能成套的较完整的保存下来,更是难能可贵。其中以三淸殿的琉璃,最为华丽,两个高近5米的大龙吻,分别为五大块砌成,红泥胎,孔雀蓝釉,整体为一条盘绕屈折的巨龙,幷配以龙王、雨师、流云等(图4)。这样大型的以龙为主的形式,还属初见,它给明代多样形式的龙吻,开了端緖。正脊筒面也新出现了堆起的捏塑花纹,如明珠、飞凤、蟠龙以及牡丹、莲、菊朵等。脊筒一律以绿釉做底色,衬以金黄釉的主纹,更是显明突出,垂脊之上,还点缀了海鱼、海马、狮子等。四角端各安角神一躯、瞠目张望,着以孔雀蓝袖,尤觉威武庄严(14页图14)。
纯阳殿黄绿釉鹅尾,高约2.5米,鱼尾鳞甲间,浮雕蟠龙一条极生动。龙虎殿与七眞殿顶琉璃装配完全一致,均有角神、兽头以及脊间鱼马之属。鱼形难尾高约L6米,身间鳞纹极工整,周边鳍翅间,幷附有流云等纹,红泥胎,黄绿色釉,由于釉色互相浸润,形成了浓淡不同的美妙光彩。脊筒是以灰条瓦砌成的水波形式,结合怒目张口的鹉首,颇有水流滚滚的感觉(13页图6)。

明代山西的琉璃,随着寺庙建筑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之大、技术之精,均超过以往,故遗存极其丰富。如太原市的晋祠,平遥县的武庙、城隍庙,介休县的后土庙、城隍庙、五岳庙,赵城广胜寺,解县关帝庙,阳城寿圣寺,晋城海会寺等地,均有较大规模的琉璃作品。其次,以琉璃为主或纯用琉璃制作的大型纪念建筑,如宝塔、楼阁、牌坊、照壁、香亭、神笼等也有不少。此外日用、陈设、玩赏等琉璃物品,如花瓶、鱼血、文具、神像、供器等,品类繁多,不胜枚举。
明代琉璃艺人,沿袭了元人的传统做法,多在他们的作品上留下了作者的姓名、籍贯、及制作时间等题记。就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自明中叶成化以后,几乎每个时期的纪年琉璃都有一些遗存,以下就根据这些材料与有关记载,来加以叙述。
明初琉璃,.太原存有洪武十四年建的崇善寺大悲殿与永乐六年建的黑陀报恩寺两处,所存琉璃吻瓦、供桌,笼座、花瓶等,均以细致的址泥为胎,纹饰精细淸晰,色釉匀称光亮,是代表明初官造的作品(13页图9)。
晋中汾阳、介休一带,是琉璃发展较早的地区,故遗存最为丰富。最近仅在介休城内进行了短期的调查,就看到了不少优秀作品,虽然没有纪年材料,但根据县志、碑石等有关记载与实物相互对证,可以找到一些明代早期的作品。如在后土庙三淸楼顶许多不同时代的琉璃中,发现了宣德二年重修时的一些遗作。以图5武士骑狮为例,它安置在一个垂脊端,形式、胎刹I、捏塑手法,均不类创建时之宋琉璃瓦,也不类万历以来重修的琉璃。故拟定为宣德间的遗物。
景泰七年创建的五岳庙,在钟鼓楼顶上的几件鱼尾式鵰吻,黄、绿、紫釉,做工、形制均超越一般,也可能为景泰时的原物。另外在已改建为小学的龙泉观内,一个敎室正脊琉璃中,存有彩釉狮虎斗及鸟首飞人等,色釉极为鲜丽,也应系明初之物。
文水县马村洪福寺中殿,有成化元年介休琉璃匠题记的彩釉琉璃立牌、菩萨、狮瓶一套,安置在正脊正中,龙吻一对,形体扁阔,塑工极精,有盘旋蠕动之感,在明代龙吻中,是较为别致的形式(13页图7)。
平遥郝洞鎭国寺过殿,有弘治六年题字的彩釉龙吻、狮瓶、浮雕凤莲娃娃脊筒,脊筒上有天马、天将群,脊筒下有卷草花边一道,均是新的创造。
平遥县桥头村双林寺,山门脊中立牌,铭刻了“弘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琉璃匠张士端,张恵、侯伯意、侯恭、侯敬、侯让、侯伯泉、侯旻、侯通、侯伯口、侯奈、侯坚、侯伯林、侯庆、侯相”十六人的题名。所作彩釉龙吻,腹背向外处,塑有抿口翘望的龙头一,成为以后较为普遍的形式(12页图2)。
平遥城东干坑村耶殊夫人庙院内,安置了一座殓葬夫人母子骨灰的琉璃棺罩,形式大小,均与实物仿佛,周体施以彩釉莲花,娃娃、龙凤等堆塑纹饰,是一件特殊的琉璃艺术品。院壁间嵌装的彩耕琉璃,有狮子、麒麟、楼阁、人物等,均极佳妙,其上还铭刻了“本县侯敬、侯让、门人蔡其、张宣,杜村里匠人造”题名。罩前石供桌与后立的石幢上,均有弘治八年的铭记,叙述了殓葬始末。而壁间琉璃匠题记中的侯敬、侯让二人,幷见于双林寺山门顶弘治十二年十六位琉璃匠题名的姓名中,证明此罩为弘治年间所制无疑(12页图3)。
平遥城内太子寺门前九龙照壁,在绿釉浮离岩山、流云、海浪间,配以黄、绿、紫、白等色釉的龙九条,据千坑耶殊夫人庙正德五年碑记中有关太子寺资料推断,它的制作时代应不出弘治正德间(图6)。

洪赵县广胜寺琉璃装嵌的飞虹塔,八角十三级,高十六丈,据塔间所嵌碑石记载,起工于正德十一年,完工于嘉靖六年,历时十二年,塔顶及各层间的脊筒、椽橹、斗拱、铺瓦等,一槪用彩色琉璃为之,壁间又分别嵌以华美的琉璃门框、角柱以及金刚、天王等神像,成为气势雄伟,精工富丽的艺术巨作(封底图版)。

嘉靖四十余年中,是琉璃艺术最兴盛的时代,遗存最为丰富。仅纪年作品,已知者如:晋祠宋建圣母殿,金建献殿,元建景淸门,明建东岳庙等处的琉璃,大都是嘉靖年间文水马东都琉璃匠张苓、张惠,张守拙,晋源县琉璃匠张天福等的作品。介休城内城隍庙,保存了规模巨大与较完整的嘉靖琉璃。这是一个四进院落的宏伟庙宇,从门前照壁、山门、过殿、乐台、献棚,到大殿、后殿、左右配殿以及东西廊房等建筑,均装配以华美的琉璃,工程之大,制作之精,颇属罕见。在后殿东配殿正脊立牌内,刻着“嘉靖二十七年,义常里乔登造”的款记,其制作与庙内大殿及献棚等处的琉璃一致,故知为同时期之作。
城隍庙大殿重檐歇山顶七间,紧与其前卷枷五间相接,殿顶黄绿釉龙吻一对,高约1.6米,探首高空,作左右呼应状(13页图8),正脊当中置搂阁形,高达2米。左右为狮驮瓶,狮作跃起状,由一力士牵引,形神威武(14页图13)。歇山顶博风板与垂鱼间,均嵌装以浮雕纹饰,有楼阁、仙人、龙凤、兽面、娃娃、花草等,在卷棚歇山两侧所嵌装的,尤为精工。殿前立彩釉狮子一对形体高大,状极凶猛。
太原郊区呼延村崛蝇寺殿顶,有“隆庆六年,太原府文水县马东都琉璃匠张士金、张士端、张士泽、张士川”等题名,琉璃色釉、塑造均佳。在音筒上出现了堆塑罗汉群像,姿态不一,神采如生,具有写实作风。
万历琉璃继嘉靖之后,仍昌盛不衰,幷创作了许多巨大作品,遗存分布在全省南北,带有纪年的琉璃,已知者不下十余宗,如太原市杨家村弥陀殿万历三年的吻瓦,阳城东关关帝庙万历六年乔世虎等造的照壁,垣曲五福涧祖师庙万历九年的琉璃楼,文水马村洪福寺万历十三年的龙吻脊兽,太原崇善寺万历二十三年的琉璃香楼,介休县张壁村万历三十三年的琉璃碑,平遥武庙万历四十一年的吻脊,襄陵北梁村灵光寺万历四十二年的琉璃塔,阳城寿圣寺乔永丰父子造的琉璃塔,五台山狮子窝古竹林的琉璃塔等。其他不带年款者更伙。综观万历时的琉璃,造型更加生动活泼,以龙吻为例,眞是变化多端,创出了各种形式。对于结构复杂,施工工序极其详密的作品,像高达十余丈以上的古竹林和海会寺的琉璃塔,更是集中的表现了匠师们的高度智慧(13页图10,图7)。

明末作品,有平鲁垛坪鎭天启五年年款的龙壁,太原东关万寿庵崇祯十四年孔雀绿吻瓦等,技术一般。
关于日用器皿的琉璃,最値得提出的是从晋南一带发展起来的所谓“三彩法花”。它是以彩画技术中的立粉方法,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制带管的泥浆袋,钩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塡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作品多系小件的花瓶、香炉之类,也有用到神像菩萨衣饰之上的。色釉素淡典雅,后来江西景德鎭窑所造的素三彩器,实本于此。据老艺人谈,三彩法花原名粉花,是立粉的简称,因晋南口音,“粉”“法”二音相近,乃被古玩商讹传为“法花”,相沿已久。有些熟悉情况的古玩商反映,过去以高平、晋城、阳城一带出品最精,永济、绛州一带,多系人物之类。永乐法花,出平阳附近。汾阳山泉鎭所出者,质较粗糙,且与晋南作风不同。晋东南高平一带的明墓中,往往成批出土三彩陶俑与冥器,色釉与阳城乔家作风琉璃相似(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