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上承了自盘古以来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及夸父近5000年缓慢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积淀。
在伏羲“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造琴瑟”的基础上，他与群臣“造文字，定干支，作四历，作音律”，
带领先民开发原始农业，研讨医药经典，发明指南仪，制造干戈、战车，烧制陶器，冶炼宝铜，立铜为币，
使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黄帝传世《黄帝内经》《黄帝四经》等著名经典。
其中，《黄帝四经》是一部比《黄帝内经》文化价值更高、作用范围更为广博的经典，它是修身治理学的集大成之作。
《黄帝内经》总结的，是两千五百年前轴心时代以前人类慧智同参、研究生命真相、修身治病的理法经验；
《黄帝四经》记录的，则是慧智双运、修身治国平天下、天人合一治世的宝贵经验和方法。
从这两部著名经典在两千五百年前诞生的现实当中可以看出，一个文化教育，一个养生修身，这两者自古以来就是道德根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
这两个系统，全部都是落实在“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治理学过程当中的。
可惜，我们在两千年前开始主动抛弃了它，将这一宝贵的文化埋葬了。

《黄帝四经》，上承伏羲内文明的易道文化思想，构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道文化思想，
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完全成熟，继而盛行于西汉初期，并且与《老子》完美结合，从而给汉朝带来了“文景之治”的辉煌。
然而，自此以后黄学却被淹没了两千余年，不见踪迹。
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突然打开了长久封闭的时间胶囊，
同时揭穿了老子《德道经》变成《道德经》，以及《黄帝四经》突然人间蒸发的秘密；
汉武帝与宰相田蚡利用改良儒生董仲舒制造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颠覆运动，
以及改造、培养、扶生智能型犬儒文化的佐证，也就更加铁案如山地摆在世人面前。
中国的内文明所诞生的文化和教育，也正是从此完全抛弃了慧智共运型文化，沦落为意识哲学文化的。
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黄帝四经》，由于收藏于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庭院和墓葬中，
而躲过了当年皇室对道家文化大清洗的空前浩劫，封存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冲破时间胶囊的封闭，重新横空出世。
它们的联袂出土，昭示的是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以前长期存在的道德根文化系统的重新复活，是中华古老内文明大慧大智井泉重新喷发而对子孙后代的滋养。
古代道德高峰上的慧智型文化、图文思维教育方法，为人类超越外文明的局限性，回溯于历史轴心时代之前，跨越历史长河，
重新认识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可靠的史料依据，以及原生态的教材。

《黄帝四经》虽然在“时间胶囊”当中被封存两千多年，但是一旦打开，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完整地揭示了宇宙自然的法则秩序。
黄帝揭示的法则是“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
意思是：天道无私无欲，居于“道〇”而执掌着“德一”为用，畜养着万物，慧照洞明于“形有阴阳”而“形德相养”的“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的三数法则；
从而确定万物形相“二”的阴阳从属性，建立“神、根、疾、位、动、静、内、外”等八种正善治的方法而不失，一丝不苟地执行“正、适、信、反、必、顺、常”等七法。
在性识悊学层面上，人们需要认识到天是如何“执一”的；
在慧识悊学层面上，人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明三”，
天道的规律是如何“明三”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又该如何去“明”这个“三”；
在智识哲学层面上，黄帝的思想要求人们遵循自然法则，“定”住自己体内的“二”；
在意识哲学层面上，则是要认识自然法则中的“建八正，行七法”。
验证的方法，对应于四种悊（哲）学层面，是从“名立”，“参于天地，合于民心”，进入到“精公无私而赏罚信”，
再到“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直至最高境界“虚同为一，恒一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