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帮个忙,告诉我怎样去格雷农舍吗?”基德以那民族的特有礼貌问道,“据我所知,博尔诺斯先生就住那儿。”
红头发人抽了一口雪茄,回答道。“沿着这条路下去,几十码就到了,一会儿我也要经过那儿,不过我是去彭德拉根邸园的,想去找点乐趣。”
“彭德拉根邸园是……?”卡尔霍恩·基德不解地问。
“克劳德·钱皮恩爵士的地方——您来这儿不也是为了这个吗?”那个同行抬起头来,“你是个记者,对吗?”
“我来这儿是采访博尔诺斯先生的。”基德说。
“我来这儿是采访博尔诺斯夫人的。”另一个回答道,“但是我不应该在她家里与她会面。”
他闷闷不乐地笑了下。
“你对灾难主义没兴趣吗?”那美国佬感到很奇怪。
“我对灾难有兴趣。灾难很快就要来了。”那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的灾难是一笔肮脏的交易,我永不会去掩饰它。”
说着说着,他向地板上狠狠地啐了一口。但即使这样,他的言行还是在各方面都让人一下子就意识到他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
美国记者更仔细地打量了那人一番。常沉迷于酒色的苍白的脸,预示着怒气爆发的表情已慢慢松弛;同样地,那也是一张机智敏感的脸。他的衣料粗糙,衣着随便,细长的手指上却戴着一只挺不错的标志戒指。从刚才的谈话中,基德得知他的名字叫詹姆斯·达尔诺,是爱尔兰一个破产地主的儿子。他在一家名为《时髦社会》的报社工作,一名采访记者,同时痛苦地担任相当于间谍的角色。他对报社满心不屑。
遗憾的是,《时髦社会》对博尔诺斯关于达尔文的文章丝毫不感兴趣,恰好相反,对于《西方太阳日报》的头脑人物来说,这正是他们兴趣所在的独家采访的权利。达尔诺到这儿来以后似乎嗅到了一股气息,一股互相诽谤的气息,正弥漫在格雷农舍和彭德拉根邸园之间,看来这事只有在离婚法庭上才能很好地解决。
《西方太阳日报》的读者对克劳德·钱皮恩爵士是很熟悉的,就如同熟悉博尔诺斯先生一样。这同人们以前熟悉蒲柏和德比·温纳差不多。当基德得知钱皮恩和博尔诺斯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时,心中感觉十分烦恼。他己听说(也曾写过,不懂装懂地写过)克劳德·钱皮恩爵士是“英国上流社会十大最有前途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是个伟大的运动家,曾乘着游艇环游世界,是个杰出的旅游家,还写了本关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书;他是个政治家,提出过令人吃惊的合并保守党和民主党的方法,并因此而吓走了选民,在美术、音乐、文学方面,他也有一手。总而言之,这些身份都是体体面面的。除了在芙国人眼里之外,克劳德爵士在人们眼里是很不错的人。这位文艺复兴风格的王子在多元化的修养和无休止的宣传方面还确实有点厉害,他不仅有着很好的业余爱好,还爱好得挺狂热。但,即使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古物研究家的轻率,我们还是只能用“半瓶醋的业余者”来形容他。
对于那幅画着同意大利人一样的黑紫色眼睛的猎鹰的画,有些记者赶快为《时髦社会》和《西方太阳日报》两份报纸拍了快照。那幅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人被自己的野心吞没了,犹如被吞没在一场大火中,甚至是一场灾难中。虽然基德对克劳德爵士知道得很多——事实上,比人们所知道的多得多——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把这么引人注目的一个贵族和一个刚被挖掘出来的“灾难主义”创始人联系在一块儿,更不用说会猜到他们俩是对亲密的朋友了。但在达尔诺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们俩在中学、大学就常在一块儿研究学习。即使两人在社会上的命运截然不同(因为,钱皮恩是个大地主,差不多是个百万富翁,而博尔诺斯则一直是个贫穷的、默默无闻的学者,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他们还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其实,博尔诺斯的农舍就挨着彭德拉根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