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23岁左右，王勃从游历巴蜀返回家乡，再次谋求出仕的时候。

从原文去理解。文中可以看出王勃的心境变化，从淡薄官场名利到希望再次入仕。司马其实是一个小官，且是个闲职，一般用来安置贬谪的官员。王勃是绛州龙门人，他向绛州司马上书，可知他当时在家乡。结合王勃生平，应该是写在他游历巴蜀后返回家乡后。
“遍游天下，寒心於将相之门；独守太元，侧身於名利之境。尝谓奉琴卮於北牖，咏诗礼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云英，临江湖而采烟液，生愿毕矣。” 这是上书前有归隐的想法。
“而属鸾扃停逸，频虚不次之阶；鹤板徵贤，累发非常之诏。天下有道，吾岂匏瓜？” 这是上书时的想法。天下有道，吾岂匏瓜。指不愿意就此埋没自己的才能，寻求再度出仕。

一是所问“五尺微童”句。
与《滕王阁序》的“三尺微命”句不同之处在于，“五尺”＋“童子”之意的解释是很丰富的，也很明确的。
见《孟子·滕文公子》：“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
见《龙筋凤髄判》卷三：“五尺童子尚以为愚”
见《史通·内编·辨职篇》：“虽五尺童儿,犹知调笑者矣”
见崔融《为朝集使于思言等请封中岳表》：“五尺童儿，羞论霸道。八十父老，不知帝利”。
古之学者亦有释义。
见明陆深《春风堂随笔》:“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古以二岁半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岁以上。十五岁则称六尺,若晏婴身不满三尺,则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岂成形体,当是极言其短耳。”
似乎未曾见有成人以“五尺”自称或谦称只用，若有的话，可以请朋友们举例补充。
对“三五”之辩，今之中外学者亦有讨论。
京都大学文学部藏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铃木虎雄博士的手泽本,其中有《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其《滕王阁序》的部分,铃木先生贴着引用《上绛州上官司马书》这一句,附有“三尺微命,前贤无解,私疑三字五讹”。
贵州师大的周亮在《“三尺微命”与<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中提到：
如果要将文中的"三尺"解释为身高的话，那么，就应该思考一下，作者为何不用"五尺"呢？进一步分析，按唐代的度量衡制度来看，十四岁的王勃自称"五尺"是恰当的，如用"三尺"则难以理解。因为，唐代的官尺，也称"大尺"，（与当时的民间使用的"私尺"也称"小尺"不同）一尺折合当今的３０．７厘米，（私尺为２３．７５厘米）即使按大尺来折算，"三尺微命"的王勃仅高９２．ｌ厘米，不足一米，与一个两岁小儿相当。
周亮并举例了《金瓶梅》中文字来证明，古人对“三尺微命”的看法：
“（上厅节级外云：我昨日见那围屏上写的"股王阁诗"甚好，闻说乃是唐朝，身不满三尺，王勃殿试此作。我如今这个样板去，恨即时就替我请去。，......末云：俺节级与了我这副样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请去，你这等身材如何充得过。净云：'不打紧，道在人为，你见那里，又一位王勃殿试来了'皆桩矮子来，将样板比，（净）越缩，（末）笑云：'可充得过了'净云；'一件，见你节级切记好歹小板凳要紧。”（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壶觑玉萧，门庆开宴吃喜酒"）
如此可见，古人对“三尺之说”亦是有疑问的。即“三尺”若为确实的文字，那么“三尺”也并非实指身高，也不可能间而引申为自称或谦称。
更何况《滕王阁序》存在异文现象，见其最早的手抄本，日正仓院本中，“三尺微命”即作“五尺微命”。

（来源：道坂昭广.《滕王阁序》“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新解——以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为线索[J].古典文学知识,2012(06):53-62.）
因此，“身高说”是已经无法立足的了，
但是否就能以此确定王勃的年龄呢?
笔者认为仍是待商榷的。
“五尺”虽常以代童子之用，但根据文本亦并非不能解释为卑微之语，尽管如此用法在古代文学中几乎是绝例，但仍不能武断。
但可以下的判断是——从“三五”之句来看这两篇文章“更有可能”是王勃在少年时期所作，因为在文学事实上难以找到除此之外以“三五”句为成人谦称的案例，因此，若认为其为王勃成年之作，多少有附会之嫌，这对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可靠的。

二是所问“下官”句。
摘文中“下官”句有：
1.下官者，康衢之贱耳。
2.三奔九合，下官闻管仲之风；千载一时，君侯受鲍卿之托。是以敢陈其迳庭。
3.君侯要津先据，图海盛於当时；下官覆篑方勤，为山始於今日
4.风规可接，惟君侯体之；今古未殊，则下官愿矣。
“下官”又是否为王勃之自称呢？
实难定论。
可见原文：
1.下官者，康衢之贱耳。“····者····耳”之用，见各类古汉语字典，其义是显然的：“代词，放在主语之后，引出判断”。除此之外，有“····者····也”句式。此句，即可解释为对“下官”身份的判断，而并非是自称，可见上下文义。
见下文：“下官者，康衢之贱耳。尝闻阙里之言，颇挂平舆之目。岂不知尘形俗状，游水镜而多惭？抱鼓援鼙，过雷门而自失？而欲刻鹄饰凫，唐突扃钥者耶！徒以登山泛海，庶测高深；执炬传萤，希增日月。”若率指自己为康衢之贱耳，又立马调转笔头说自己“尝闻阙里之言，颇挂平舆之目”，如此反差的目的在于哪里，如此文义通顺吗？若以代指对下官的定义，后说自己所行所闻，并逐步引出对上下属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则更为贴切。
见上文：“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绩。至今雷奔雨啸，风旋电转，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云台迫汉，南宫列元宰之图；霜戟罗门，北阙据名臣之第，尝见之矣。至若时非我与，雄略顿於穷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势。孔宣父之英达，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杰秀，名仅终於郡属。有时无主，贾生献流涕之书；有志无时，孟子养浩然之气，则说亦有焉。”此文开篇即在辩论上下君臣之关系，此乃本文的中心主旨。
见中间句：“语曰谈何容易？易称书不尽言，知谈之不易，而欲言之尽，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上文讲述下臣有志而无时，但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故“以是思之”。
这样的解释才是通顺的，或者说才更自然，更符合文中之主旨。
2.下官对君侯。除第一句之外，其余三句皆为下官与君侯偶，根本无法说明是王勃之自称。若王勃自称下官，那君侯指谁？——只能是收信人上官司马。若以《唐六典》为标准，绛州为上州，上州司马居于五品，怎能配得上君侯之称？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的，甚至有冒犯之嫌。如若你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人人向来平等，自当是笑话吧。如果你有文学事实的范例，欢迎举证。
此外见文义，三处君侯下官之偶，都是王勃对下官和君侯各自的行为作出了点评或者说是应有的期待。
如“君侯要津先据，图海盛於当时；下官覆篑方勤，为山始於今日”就特别明显。君侯“要”行何事，下官“方”为何事。根本不是自称之用。
综上所述，“下官”并非是证明王勃已经为官的铁证，且从文义分析，“下官”对“君侯”以分析上下属之关系才是其行文的中心，才更符合文义。

三是所谓“至若时非我与,雄略顿于穷途;道不吾行,高材屈于卑势”句。
是否能从此句中认为王勃已经有隐退之意呢？
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如此文为23岁出蜀之，后又有《上吏部裴侍郎启》。
此句所谓不过是当时易学的泛滥，王勃无论家学还是自学都有深刻的易学烙印，以隐世求出世只是其一种自荐的文学手法罢了。
正因如此，此文更有可能是其少年所作。
王勃所中之举人，乃幽素科目。
幽素之科考隐世之风，即易学之道。
可见王勃向来擅长如此文学。
若以此文作为应考之自荐，当是绝佳的。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讨论《滕王阁序》写作时间的时候，很难以王勃文中对仕途的消极看法而认定王勃已经对仕途产生了失望之感，并有隐世的前兆——这种观点一般出现在反对“上元二年说”的讨论中。
王勃在其文学中以隐世求出世是很常见，《滕王阁序》其实也是如此。
王勃自身深厚的易学知识使其自然对仕途的书写有隔离之感，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现实，隐士文化实际也是一种入世文化，它蕴含着中国古代的忠孝仁义之礼。若要展开，又是一番极长的辩论了。

四是所问“遍游天下”句。
一个十来岁古代的少年能“遍游天下”吗？
除了以文学的夸张解释外，事实上，王勃有没有可能“遍游天下”呢？是可能的。
一见《感定录》，王勃随舅南游。
二见两唐书，王勃赴长安学医学和易学。
前者从北向南而游，后者从东向西而游，有千百里之遥远，怎不能自称“遍游天下”呢？
此外，此句真的是王勃实指自己“遍游天下”吗？
见上下文：遍游天下，寒心於将相之门；独守太元，侧身於名利之境。
独守太元，实则通独守太玄，取的是杨雄之典故，其意为甘守寂寞，埋头从事著述学问。出处如下：
《汉书·扬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扬)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公孙创业于金马，票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遍游天下”对“独守太元”，一说是行万里路，一说是读千卷书，如此释义是极为通顺的。为何要强解是王勃对自己经历的实指呢？王勃自然未有“独守太元”，而又为何认为其一定“遍游天下”了呢？
其实此句亦有出处，如下：
《汉书·卷五十四》：“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
这是取了范蠡的典故。

从本次辩论中，可以明白凡事有争议是有原因的。你相信你所相信的，我相信我所相信的。不在一个频道上，是很难得出一致意见。就象“下官者，康衢之贱耳”，意思是“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路人甲”。我觉得意思是很明显的，不需要引经据典。我是从事实出发，基于原文，基于常识而作出基本的判断，却两次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实在是无语。

“下官”用作自称我认为没有问题，论据如下:
1、“辩证论”，此书作为自荐信，主要目的不在于辩证上下属关系，而在于展示自己。
2、“句式论”，从句式结构上来说“者...也”是判断句，具体细化而言，此类句式属于解释说明。既然如此，不妨设想下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将“者...也”用作自身身份的解释说明呢，那必然是自我介绍类的自荐信中。倘若这也需要举例，那《上刘右相书》中“借如勃者，渺小之一书生耳”想必足够有说服力，你总不可能说这里的“勃”另有所指，不是王勃的自称吧。
3、“反差论”，为何要形成如此反差，楼主想必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王勃陈述事实，实际上这里是转折。一是以“康衢之贱”强调自身地位低下，二是以“尝闻阙里之言，颇挂平生之目...”高谈阔论以展示自己见识非凡。说明自身身份低下的同时又展示自己非凡见识，此书作为自荐信，其用意何在不待明言。
4、“官职论”，汉代以后“君侯”一词并无明确等级界限，李白曾著《与韩荆州书》，即对韩朝宗称以君侯。

“下官”用作自称我认为没有问题，论据如下:

连“君侯要津先居...”一句都没读懂，一知半解的想必一定是阁下

继“五尺”与“下官”矛盾论，
据蒋注可知，此处“五尺微童”非是王勃自称或自谦，而是借用典故喻指自己，类似的有《益州夫子庙碑》:“接舆非圣，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凉於诡问”，这里“童子何知”化用“两小儿与孔子辩日”的典故，喻指自己在至圣先师孔子面前如同小儿一样处于无知。自称、自谦和喻指的区别在于，自称是实指，自谦是在实指的程度上进行夸小，喻指则是基于事物性质相同而形成的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