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亦是借用《古今类事》，不过把年龄改成了14岁，且删除了“传奇”情结。所载如下：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唐摭言》中第一次出现了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的记载，但并未明确提及阎公之名，且以为孟学士为阎公的女婿。而孟学士为谁？将再其他帖子作重点讨论。
《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上《王勃传》则采摭小说家言。文字省净,颇有文采。所载如下：
初,(勃)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
提醒：《新唐书》从未明确提及王勃于何年作《滕王阁序》，仅仅是记录了王勃作《滕王阁序》这一轶事。后29岁说或26岁说是元人辛文房的附会，而是否可信，亦将再另一帖《<滕王阁序>创作背景考（2）-上元二年说》中讨论。此贴先按下不表。
此外，后代选录或改编《唐摭言》中故事者，搜罗如下：
1.《太平广记》卷一七五《王勃》,注出《摭言》,文字比现存清乾隆间雅雨堂卢见曾刻本《唐摭言》要多,情节也更为丰富。
2.宋人曾慥编《类说》卷三四录《摭言》124则,后又补《摭遗》23则,其中第四则名《滕王阁记》。（上文已有讨论）
3.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一一《天时部》
4.《醒世恒言》卷四○《马当神风送滕王阁》,作为全书压卷之作,篇幅已扩展近十倍。作为明代著名的拟话本小说,此篇在叙事上不但将王勃滕王阁作序事和马当山遇叟助行等事拼接,又加上民间所传的王勃作诗静海浪和最后落水为仙事,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再加上其中引用并自撰数首诗和陆鲁望《滕王阁铭》,也是明代文人于话本中逞词献技的小说章法,相当有可读性。
5.明拟话本尚有周清源著《西湖二集》卷三《巧书生金銮失对》,这里,王勃作《滕王阁序》及马当山遇叟事,与张建封聘李藩幕僚事等几个小故事,都作为《巧书生金銮失对》入话来处理,所以情节相对简单,仅叙大意而已。
6.清代郑瑜杂剧《滕王阁》,极力渲染王勃过人的才华,共二折。剧中,马当神之事,并非直接叙出,而是通过王勃之口说出,这是戏剧与话本不同的处理,对集中描写王勃的文采有一种峰回路转的艺术效果。
7.元杂剧中尚有阙名《滕王阁》，已佚失。
8.明传奇本阙名《滕王阁》,已佚失。
9.傅惜华编《清代杂剧全目》录全名为《宴滕王子安检韵》作者为曹锡黼。
10.清乾隆丙子年(二十一年,1756)刻《愿情阁五种曲》本,又名《无町词余》,总名《四色石》,其中第三种为《滕王阁》。
11.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著录作者为曹锡黼,书名《四色石·滕王阁》。
参考文献：
陶绍清,阮璐.《唐摭言》本事嬗变考[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03):90-94.

但14岁的说法是最不被”大众“接受的，笔者见网络中的讨论，总结其原因有二：
一是《滕王阁序》中“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悲声与14岁少年本该有的意气风发并不相符。
二是大众已经接受了《滕王阁序》是王勃作于看望被贬谪的父亲的途中的这一观点，这是因为中学教科采用了这一说法，导致接受过中学教育的大众很少对此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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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观点真的可以被完全否定吗？——其实不然。
关于第一点，我们不能排除14岁的天才少年有极高的文学模仿的天赋，也就是说，哪怕他自己没有经历过“失路之人”的命运，但也有能力模范“失路之人”的口吻。可见其十三四岁所作的文章，他的文字中确能显露出这种“穷途”之感：
是以陈平昔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达人也，亲为饿隶。当其背强敌，转康衢，雄虑耿于风霜，危途迫于朝夕，岂自期荣称相府，西藩开虎据之图；宠冠斋坛，东向举能飞之策？（《上刘右相书》）
这篇中“穷途”之感确实不及《滕王阁序》要强烈。但却也足以说明十三四岁的王勃有能力在他的文章中模仿这种感情。《上刘右相书》中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较《滕王阁序》更为深刻，这或是上书当朝丞相的缘故，故要显示出王勃个人严肃的政治态度。但从中显然可见，少年王勃完全有模仿仕途学者的语气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
关于第二点，事实并无明确记载《滕王阁序》作于何年，故有可商讨之处。如今大众公认的观点，也就是《滕王阁序》作于“王勃省父途中”的这一观点，最早应来源于元人辛文房，他主要是根据《新唐书》的资料作出了揣测。
但此说并没有坚实的证明。
且从此说的诞生来看，其附会之意特别明显。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举例两种说法之后，亦认为“寻绎文义， 似以后说为是”。编者偏向于辛文房的说法，但仍难下定论。
也有很多人取“等终军之弱冠”句来说明王勃作此文时已经二十，但笔者以为此证与取“童子何知”句证明王勃为少年一样不可靠。
因此，王勃于14岁作《滕王阁序》并非是不可能的。
且从目前可知的史料来看，而不以附会的话，14岁之说或是史实。

1986年陈博作《王勃<滕王阁序 >写成时间考辨》便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从本序的文义来看，王勃作14岁并非不可靠，甚至可能是事实。
陈博认为《滕王阁序》表现的少年意气，后文的“无路”之感不过是少年对最高理想的追求，不该莽撞的将其行文和其生平结合。尤其反驳了将“家君作宰”句看作是王勃”省父“的证据。其论如下：

陈博同样举例了王勃在十三四岁的作品与《滕王阁序》用词的相似之处，以此反驳了以“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见周亮《“三尺微命”与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和“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作证王勃已经为官的观点。其论如下：

陈博举《上刘右相书》为例，证明王勃在十三四岁之时已经有创作如此名篇的能力，并指出前人对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的判断是缺乏依据的。其论如下：

参考文献：
陈博.王勃《滕王阁序》写成时间考辨[J].鄂西大学学报,1986(01):13-17.

聂文郁先生亦在《王勃诗解》中提出了十点论据来证明王勃于14岁作《滕王阁序》。
本吧已有朋友将其贴出。
鄙人将针对其每一观点再做辩解，以为讨论。

这一观点的讨论点在于——以”童子“自称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是说的通的。但从文学事实上来说，除了《滕王阁序》，其他文献中就没有类似的使用了，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古人是否有以”童子“自称的习惯，还是说此处以”童子“自称只是王勃的个人行为。

这一点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唐代一尺约现今三十厘米，若是实质则无疑说明了王勃是个侏儒。且王勃曾作《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此文一说在王勃十三至于十五岁所作，一说在王勃二十三所作，但无论合适，其中有一句乃坚定的反例：“五尺微童，所以固穷而不为也。”三尺若指身高，难道王勃越长越矮了吗？这是不符合事实逻辑的。

这一观点从文本出发，认为《滕王阁序》的书写不符合王勃26岁的心境。这并不能确凿地证明。因为在王勃短短的十余年的文学生命中，没有出现可以划分其创作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王勃作品的内蕴差别并不大，行文结构和逻辑的同质化其实是比较严重的，这其实也和骈文本身的弊端有关。王勃出狱仅仅两年时间不到，诗文并不多，若说此时已形成另一种成熟的风格，也是不符合事实逻辑的。此时，王勃的很多文章亦可能只是随感而作罢了。

这一观点对王勃其他文章的引用，确实说明了姚大荣的论证存在”有意“将《滕王阁序》和26岁的王勃关联在一起的问题，也就是说，姚大荣的证明实际上存在主观附和的成分，而不是对文本本身进行客观的判断。这也是很多坚持26岁说的朋友会犯的错误。

这一点是无懈可击的。因为王勃作《上刘右相书》的时间是确定的，其政治性和思想性都要远高于《滕王阁序》。因此，以王勃14岁的年纪作《滕王阁序》，在思想上的准备完全是足够的。

王勃在南下途中留下的文字太少，若仅以其南下的文章作对照，《滕王阁序》中流露出的积极入仕的感情确实与之有矛盾。但纵观王勃的人生，以文进身是其人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文人在低谷时，偶发几句不想当官的牢骚是正常的。但当官的机会真的到来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又会真拒绝呢？

这是一个不是证据的证据。反问——若《滕王阁序》如此闻名，为何杨炯不愿意多花几笔来说明王勃十四岁作《滕王阁序》呢？也正是差不多的时候，王勃作《上刘右相书》，为何不是此文使其“时誉斯归”呢？

这一观点其实是切中了关键，但没有讲到深处——那就是阎公和王勃到底分别处在哪一个位置上。到底是阎公求王勃赴宴作序，还是王勃狂傲不羁，非要当场打脸阎公？这个问题才是要解决王勃何时又为何作《滕王阁序》的重中之重。关于阎公的身份问题，亦将在另一帖子中作讨论。

这亦是一大证明。虽唐初九江称江州，但唐人在文学中延用九江以指地名的案例数见不鲜，故不可将其看作与下文”五岭“相对的虚指。九江在江宁之南，王勃没有道理先路九江再抵江宁，只有从江宁南下的道理。故此处”为别“必然指其曾路九江。

江宁之诗确实是一个疑点，但从上下文义来看，三秋对万古，一想一忆，亦不是不能将其解释为文学时间的假设，且王勃若八月作此诗，时间也可解释。但最重要的证据是罗振玉所辑王勃佚文附录中的《族翁承烈致书》：“乙亥年，中秋月廿有九日，寓言使至，得十一日信”，说明王勃的确在九月会抵达南昌。且唐代长江河运发达，江宁、九江、洪州要么临于长江要么在长江的支流上，都是河运交通的要道。若王勃八月中上旬作此文章，快船而行未必不能于九月九日前抵达洪州。
聂文郁先生的“十论”虽然亦不能完全证明王勃于14岁作《滕王阁序》为史实，且有多处错误的理解。但也确实有力地反驳了“上元二年说”，为“14说”的证明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参考文献：
（唐）王勃著；聂文郁选注. 王勃诗解[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0.02.

王天海先生的《〈滕王阁序〉写于何时》从排比史料入手以内证为主得出了王勃14岁写《滕王阁序》结论否定了省亲途经南昌而作的说法。其论如下：

这段首先论及了曾经“王勃卒年”的讨论，或许当时有人既认为王勃卒于上元二年，又认为王勃作《滕王阁序》于上元二年吧。另外，交通地理问题确实难考，时间久远，山河变化，难以揣测唐代从江宁至洪州最快所需时间。但从王勃父子此前行路之久远来看，江宁到洪州近千里，确实难以在短时间内抵达。


亦是对三尺是否实质的讨论。王天海并没有像聂文郁先生那样武断地认为“三尺”指的是王勃的身高，而是有虚指的成分，即王勃以此来表明自己还是少年的身份，与“童子”呼应。且取“等终军弱冠”句说明了王勃当时并未弱冠。又引宗悫之事，恰好是十三四岁之年纪。或是巧合，但与“终君”呼应，更可能是史实。

此点亦是从文义进行分析。《滕王阁序》表露出的积极求仕的态度，确实与其那段时间所写文章的基本情感基调存在较大的出入。但时间太短，文章太少，不能就认定王勃的文风或人生态度就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其以文进身的人生旅程来看，王勃试图再次以文章引起阎公等高级官员注意，也是可以解释的。


这是反驳了辛文房对《新唐书》误解。更具体的证明，我会贴在下一楼里。[

从人物性格来分析，王勃作《滕王阁序》时候的态度确实并非像一个历经官场沉浮的将近中年的读书人。但亦有可反驳之处——那就是王勃希望凭借此文再次“咸鱼翻身”。滕王阁赴宴可能是他获罪又出狱后，唯一一次可以接近朝廷高级官员的机会。因为如罗振玉所辑王勃佚文附录中的记载，王勃应是随父迁往交趾。所以这对王勃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哪怕是要打脸阎公，他也不得不写作以展现自己的文学天才。

这一点，如今看来也是老生常谈了。十三四岁的王勃完全有那个心理素质写作《滕王阁序》这样的作品，这是无可争议的。

以史为鉴。说明《唐摭言》所录之事情的合理性。既然王勃作《滕王阁序》是当时的佳话且《滕王阁序》当真从创作之处并名扬天下的话，那么王定保等人没有理由篡改史实，也不该将其年龄记错，必然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史料为基础进行创作或记录。
王天海的论述较聂文郁来说更为详细且有据。
我们会发现如果要反驳“14岁说”，我们几乎找不到除了辛文房所载事件之外的任何历史证据，哪怕是试图以文本来解释，都不可避免的会有几许附会的色彩。
但这并非说“14岁说”这一观点就无懈可击了。
14岁的王勃为何会前往滕王阁？
王勃为何要写“家君作宰，路出名区”一句呢？
王勃14岁的时候，其父应该还在京城附近为官，似乎好像也未有职位的调动一说。
那王勃写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受贬谪而南下，这句话很难解释的通。

欧阳修主修《新唐书》由宋祁撰《王勃传》中，记录王勃前往交趾省父是在“上元二年重阳”；后元代辛文房沿用此说，在《唐才子传》中有所记载：
王勃前往省亲，过南昌而作。父福时坐是左迁交趾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オ，因请为之。物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曲辞别，帅赠百，即举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这里所说的“二十九”是虚岁）
宋人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中也出现了阎公“将令其婿作记”的记载，但并未明确提及阎公及其女婿之名。如宋祁是引《唐摭言》语，那必会记录孟学士之名，除非宋祁亦是对阎公子婿为孟学士的说法有怀疑，或当时还有别的记载可以作证此事，不过亦未提及阎公女婿的名讳。
辛文房的说法是根据《新唐书》的记载附会而成，从成因看，这种观点本不该被看成史实。
清人蒋清翊在《王子安集注》中便已指出了辛文房的错误：

蒋清翊认为“初”字之义并非是以解释前文的缘由，而只是单纯追溯往事。
杨树达在《词诠》中便有举例：“追溯时则用‘初’字。往往居一节之首，以一字为读”。

杨树达所举的例句（《词诠》，杨树达，新华书局，1954年）
因此，此处的“初”字只是在追溯前事，也就是王勃写《滕王阁序》的事情，来说明王勃在文学上的天才。而本传中，也使用了“初”字来追溯王勃祖父王通的著述，等等。
所以，辛文房的说法是难以站住脚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