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假如一位女子也学会了代言体写作，这会让男读者们无所适从。人们能接受男词人细致地描摹虚构角色——如淑女、侍妾、陪客或者名妓，当然也包括诸多男性形象——但如果女词人也这么写，就会被认为是虚伪做作、不合规矩。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及权势根本无法与男人相提并论，男人则要求她们学会敬畏与服从。若一名女子也有杜撰人物的本领，就会使男作家的类似做法显得不足为奇，反过来更肯定了女子的才华，这与从属的、恭敬的、忠贞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从而挑战既定的社会礼教。与之相比，简单地认定女人无从掩饰自己的表达要来得容易得多。

人们武断地排除李清照虚构角色的可能性，可其他词人却经常这么干。易安词的自传体读法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被视作李清照作品唯一正确的解读方式。

学者们甚至热衷于对易安词进行确切系年，而这几乎完全基于过分简化的先入之见：人们先假定不同时期的词人心态，仿佛她在特定处境下只能抱有唯一情绪似的，然后相当主观地判定哪些词归属于哪个生活阶段。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学者们对具体作品的系年存在着混乱的分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品内外都没有确凿的系年证据，研究无从推进，只剩下词作本身一些模棱两可的细枝末节。

我们有必要提及公平对待作品的问题。我们对李清照抱以热忱，因为她在其置身的文化历史中显得那么独一无二，身为女作家，她至少有一些出色作品打破了世人对女子习文的偏见，从而扭转女性写作的不利局面。她是一个留下出色的文学作品、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名女子，可谓世所罕见。我们无比期待她的言说，因为除了她，我们又如何获知当时名门闺秀的心声呢？但正是对这位奇女子的热情使我们将易安词与同时代男性词作区别对待，我们把易安词读成自传，而完全忽视了她也具备男词人的拟题与杜撰能力。这实在是不智之举，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解读是否过于偏狭？但易安词的自传体解读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我们必须努力保持高度自觉，才能规避其弊端。

李清照与丈夫新婚别离的情况，陈祖美、诸葛忆兵与邓红梅三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却被同一种冲动所驱使，其观念也异曲同工。由于黄盛璋对赵明诚成婚后离家远行这一传统观念的反驳极其有力，这些学者不得不寻找另一个造成夫妻别离的理由。他们的设想拘泥于细节，且互不兼容，这反映出观念与史实的张力，他们执着于找到这样的离别场景，但记载夫妻二人当年生活的史料着实有限，这令我们无从下断语。

凤凰台上忆吹箫（第12号）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27]

针对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妻离别的不同说法，其实有一种解决之道来回应这个难题：那就是破除自传体解读易安词的思维定式，不再将词中女子与历史上的李清照一一对号入座，词中情语也不一定是对赵明诚的表白。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一视同仁地看待李清照与同时代的其他词家，那么易安词中伤情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传统题材的再创作，而《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词中主人公就属于这类传统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上的李清照本人。在柳永、欧阳修、秦观，以及几乎所有宋代男词人笔下，我们都能轻易地在词中找到为爱人离去而伤心的怨女。由此来看，将《凤凰台上忆吹箫》置入李清照生平的做法毫无意义，而试图把它与夫妻分离的现实相挂钩的意愿也同样徒劳无功。

简单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李清照与同时代的男作家一样，有能力虚构文学形象、杜撰事件情节；尽管她是男性文人圈中的唯一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要以自传体写作，其他作家并不如此，男词人常以代言体填词，李清照为什么不可以呢？进而，人们常把词人李清照设想成赵明诚的贤妻，严格制约其创作主题，从而将她的文学个性及自我形象简化为“赵明诚之妻”这唯一身份。这对任何妇女都不公平，而对才女李清照而言尤其如此，但绝大多数关于李清照的文学批评却恰恰是这么做的。

李清照的生平受到广泛关注，并且是同时代女性中记载最翔实的一位。有关她的身世传闻不但流传后世，而且与其文学作品勾连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作家的文学表达植根于她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的阅读习惯往往混淆了作品与作家的界限。我们将会看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易安词几乎只能被读成自传，我们在词人的传记情境中想象易安词的创作由来。

李清照南逃路线

在战火中保全性命还不是李清照面临的唯一难题，她不仅要活下去，还想妥善安置仅有的收藏，而在战乱年头，繁重的藏品无疑拖累了她的行程。但她绝不想轻易放弃，这些艺术品不仅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已故的丈夫从池阳出发前也曾叮嘱她将宗器随身携带，“与身俱存亡”。[5]如今，这样的嘱托一定成为李清照沉重的负担。

她的困难还不仅仅是在战火中将这些物品转移地点那么简单，她是一个独自逃难的寡妇，身边没有年长的儿子或其他亲人的扶持，其收藏很容易成为乡野盗贼的目标。在对这段往事的回忆中，李清照提到自己曾向弟弟寻求庇护，可实际上我们不清楚她是否与弟弟会合，她也没说这位亲人有没有给予帮助。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段叙述都反映了一位无助的单身寡妇在社会动乱的每个关节点遭人欺压。她不断地带着收藏寻找新路线，希望把它们置于安全之所，但每一次的期许都落空了。

觊觎李清照收藏的不仅有金兵、军阀和地方豪强，甚至连高宗皇帝及其亲信也对之虎视眈眈，所谓的“颁金”谣言更是把李清照吓坏了，因为它影射南宋皇室对其藏品感兴趣。乍一看，这种说法难以置信：南逃的高宗仅能保全自身，时时担心自己像父兄那样被金兵俘虏，怎么还会花心思去关心那些书籍名物呢？可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其中的深意：皇室对历史文物的占有加强了南宋的文化正统色彩。

高宗躲避金兵时，他还在处心积虑地重建皇室收藏，尽管这难以想象，但却是事实，高宗的此番努力在当时文献中得到印证。比如我们读到一则笔记说：“太上（高宗）警跸南渡，屡下搜访之诏，献书补官者凡数人。”[8]另一则笔记说：“思陵（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9]赵、李夫妇花了近三十年的心血经营其藏品，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私人收藏，难怪高宗及其侍从垂涎于此。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尽管李清照未曾提及，但我们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赵明诚去世后仅一个月，高宗御医王继先就找到李清照，想要购买其藏品中的古玩。他的企图没有得逞，赵明诚的表亲谢克家时任兵部尚书，他向高宗上疏表示抗议，此事方才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