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爆炸”源于极为低级的错误
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正是乾隆皇帝本人。
这是个非常滑稽的故事，而且非常真实，我们可以从《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看到这个记载。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乾隆帝阅读了他祖父康熙皇帝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到上面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全国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他随即查阅了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各省奏报的民数，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发现在八十二年间，全国“民数”居然从两千三百多万增加到三亿多。如果人口增长速度真的如此之快，而且持续了八十二年之久，那确实是一个“人口奇迹”，甚至是“人口爆炸”。乾隆皇帝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到十分震惊，并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人口增长了这么多，耕地却没有同步增长，粮食供应怎么能跟得上呢？国计民生怎么办呢？
而实际上，乾隆皇帝的这个惊天大发现是他误读了《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人口统计数字导致的。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是岁（康熙四十九年）人丁、户、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六。”这个统计对象本是“人丁、户、口”三项，而不是“民数”。这涉及清朝人口统计制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按照清朝的制度：这里的“人丁”指的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且无残疾的男子，这部分人要承担以白银计量的“丁税”（人头税）；而这里的“户”是指承担人头税的“边民”（边疆居民），纳税单位以“户”计；“口”是指部分地区承担“食盐钞银”（人头税的一种）的女性。很显然，这三项合计数并不等于人口数，因为绝大部分的女性和所有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男子都没有统计在内。
此外，为了征税，朝廷规定每五年“编审人丁”，而民众则想方设法地逃税，因此“人丁、户、口”数字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漏。康熙皇帝对此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当时，人丁统计本来就不是全体人口，再加上严重的隐漏，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就更大。
乾隆皇帝年轻的时候也很清楚人丁并非全体人口，他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就曾下旨要求各省督抚，每年年底的时候把省内各府、州、县的户口增减、仓库存粮等一一上报。户部根据他的上谕，制定了民数汇报的方案，要求各省督抚在完成辛酉年（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的人丁编审后，再按户清查人口，不管男女老少都要登记，并在每年十一月将人口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一半对一半。但在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越发困难，全国性的人口危机随时都会到来。当时学者汪士铎为此惊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而民众的生活水平随着人均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而下降。
现代学者通过微观计量研究，证明十八世纪后半期确实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重大转折：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利用四十九种族谱发现“在时间上，未婚率的提高、生育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大致都出现于清代由盛转衰的十八世纪末叶，这是值得注意的人口现象”。
我利用江南曹氏与范氏族谱进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时，也发现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曹氏与范氏的夫妻年龄差达到了最大，生育间隔最长，生育数最少，曹氏男子的初育年龄最大，两个家族的男子二十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持续下降，意味着死亡率开始上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李中清等对清皇族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婚龄上升，生育间隔变长，生育数减少，死亡率上升……这些人口学指标是经济恶化、生活水平下降最直接有力的证明。这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已经难以维持数亿民众原有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没有全面转型和产业革命，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出现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

旧制度不行，新制度又如何？乾隆五年建立的统计“民数大小男妇”的民数汇报制度规定，每年年底督抚将各省户口的增减情况详细编成统计册上奏给皇帝，并送交户部审阅。照例乾隆皇帝在民数奏折上朱批“册留览”，但对统计并不敏感的乾隆皇帝会认真审阅吗？
此项制度执行六年之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山东沂州府兰山县发生灾荒，这时候问题就暴露了，官方救济灾民的时候必须逐一清点所有人口，结果发现该县需要救济的户口居然比上一年度上报的民数多，随后发现东平、济宁、临清卫、郯城、蒙阴、齐河、肥城、即墨、济宁卫等地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地方官对受灾的人数一般不敢造假，不敢多报，也不敢少报，比如灾民如果是十万人，地方官上报说有十五万，那就属于冒领救济粮，皇帝肯定怀疑他是不是有贪污，所以受灾人数是比较可靠的，那么问题就出在上一年度奏报的民数存在严重的漏报。
山东巡抚阿里衮向皇帝奏报称，每年的民数很难挨家挨户地查，一般都是各州县按照保甲册上登记的数目进行编造，而各州县的保甲册记载并不全，每户只选择性地登记一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登记在内，因此他请求进行全面复查。乾隆皇帝对此却不以为意，他传令给阿里衮，说已经查了的州县就查了，其他没查的就算了，不必认真查。显然，乾隆帝对于民数的确切数目并不太介意，他顾虑的是认真清查会骚扰民众。
到了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民数汇报制度已经执行了三十四年，这时候又因为赈灾出事了。这一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报在赈灾时发现民数登记有重大纰漏：比如应城县（今湖北省应城市）每年只上报新生人口八人，应山、枣阳只报十几二十人，而且每年新增人口的数目完全雷同。这说明民数汇报册完全是编造的。赈灾需要编造灾民册，必须逐一登记以申请赈灾物资，因此容易发现原有户籍册的漏报情况。乾隆皇帝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下了道上谕：民数汇报制度推行日久，有些部门竟把它当作“具文”，报上来的人数竟然不及实数的两三成，这怎么行？令各省督抚严查，再重新上报。

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清朝的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何炳棣就认为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时也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认为人口增长是最根本的原因，认识到了人口压力的存在。
康熙皇帝对人口压力有清楚的认识。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之后又多次发出类似的感慨，说天下太平的日子久了，人口繁多，而土地和粮食增产有限，自然粮食供应不足，粮价持续上涨，老百姓的生计也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没有理由夸大治下严峻的人口压力。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除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已开垦殆尽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认为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只有新疆还有可开垦的土地，但是新疆虽大，可耕地却有限，难以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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