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
张彬村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以欧洲大航海时代为参照，旨在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因为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而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郑和下西洋促进建立的朝贡贸易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统制经济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郑和下西洋船队空前庞大，经济意义却无足轻重，甚至于对中国经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经济发展；大航海时代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2-0024-06
[收稿日期]2006-03-12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规模具体说明了传统中国航海事业所达到的水平，也具体说明了宋、元以来不断发展的航海事业的成就。但它是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相形之下，15世纪末由西欧人主导而展开的全球性的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船队规模虽然都很小，但却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为甚么西欧人的小规模航海事业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大规模的郑和航海事业反而无足轻重。从海洋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许多前贤已经做过研究，不需要我来重复。在这里我想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希望藉此能更清楚地看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我的检讨主要是针对“朝贡贸易”在经济运作上的反功能(dysfunction)作用，因为朝贡贸易是郑和下西洋想要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的确被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对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经济发展的经验，呈现鲜明的对比。
一、从Adam Smith到Joseph Schumpeter
Adam Smith(1723—1790)在他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里说过：“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到达东印度群岛(The East Indies)的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的事件。”①《国富论》发表于l776年，距离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1492年发现到达美洲的海上航路，以及Vasco Da Gama(1460—1524)在1498年发现到达印度的海上航路，已经将近三个世纪。Smith回顾在这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利用这两条新航路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的规模得到空前的扩大。市场的扩大有效地强化世界各地的产业分工，促进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生产与消费，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物质上的福祉。商业资本是带动市场扩大的关键因素，而市场扩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三个世纪因此也被描述为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
在Smith的时代，特别是他的晚年，英国已经哨悄地展开工业革命，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就像Columbus与Gama没有察觉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一样。创新(innovation)，特别是技术的创新，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而工业资本是不断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18世纪末到今天也就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回顾和检讨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在1934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理论(The Theory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从创新的角度详细讨论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距离 Smith的时代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②
把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 Y)以来的欧洲经济发展划分成两个时代，当然是历史学者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发展的时间轨迹并没有断裂点。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给工业革命铺好了道路，终于在18世纪末揭开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资本的累积，和工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压力所导致的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力的要素替代现象不断地发生，这就是欧洲在18世纪末所看到的由技术创新启动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Smith所指出的，新航路的发现引导欧洲经济发展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其它地方，透过其全球贸易市场的支配优势与新旧大陆的殖民地的丰沛资源(特别是贵金属和美洲的土地)，欧洲在资本累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资本价格偏低，而在工资率方面则维持长期的高昂，结果带给欧洲人强烈的诱因去发展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力投入的经济生产，资本与劳力的比率不断地提高，单位劳力的产能跟着不断地提高。就这样，从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Smith说这两条新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录上最伟大的事件，在他的时代有效，在今天依然有效。③
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当然不能单纯看作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扩大海外市场和支配海外资源的结果，欧洲本身的内在的人文环境的变化可能更具有关键性。首先投入大航海事业并且有将近一个世纪在全球的市场与资源控制取得绝对优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其经济发展以及航海事业在16世纪后期逐渐落后于西北欧洲地区，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所带动的持续的经济成长首先出现在西北欧洲，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国家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从先进到落后，以及从落后、追赶到超越，这是近代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课题里，外在的因素固然有影响，决定性的影响往往来自内在条件的变化，而内在与外在因素的互动与返馈，更增加了这个课题的复杂性。不论欧洲的个别地区在近代经济发展有甚么不同的经验，就整个欧洲而言，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在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所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
张彬村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以欧洲大航海时代为参照，旨在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因为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而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郑和下西洋促进建立的朝贡贸易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统制经济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郑和下西洋船队空前庞大，经济意义却无足轻重，甚至于对中国经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经济发展；大航海时代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2-0024-06
[收稿日期]2006-03-12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规模具体说明了传统中国航海事业所达到的水平，也具体说明了宋、元以来不断发展的航海事业的成就。但它是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相形之下，15世纪末由西欧人主导而展开的全球性的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船队规模虽然都很小，但却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为甚么西欧人的小规模航海事业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大规模的郑和航海事业反而无足轻重。从海洋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许多前贤已经做过研究，不需要我来重复。在这里我想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希望藉此能更清楚地看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我的检讨主要是针对“朝贡贸易”在经济运作上的反功能(dysfunction)作用，因为朝贡贸易是郑和下西洋想要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的确被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对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经济发展的经验，呈现鲜明的对比。
一、从Adam Smith到Joseph Schumpeter
Adam Smith(1723—1790)在他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里说过：“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到达东印度群岛(The East Indies)的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的事件。”①《国富论》发表于l776年，距离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1492年发现到达美洲的海上航路，以及Vasco Da Gama(1460—1524)在1498年发现到达印度的海上航路，已经将近三个世纪。Smith回顾在这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利用这两条新航路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的规模得到空前的扩大。市场的扩大有效地强化世界各地的产业分工，促进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生产与消费，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物质上的福祉。商业资本是带动市场扩大的关键因素，而市场扩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三个世纪因此也被描述为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
在Smith的时代，特别是他的晚年，英国已经哨悄地展开工业革命，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就像Columbus与Gama没有察觉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一样。创新(innovation)，特别是技术的创新，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而工业资本是不断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18世纪末到今天也就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回顾和检讨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在1934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理论(The Theory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从创新的角度详细讨论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距离 Smith的时代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②
把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 Y)以来的欧洲经济发展划分成两个时代，当然是历史学者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发展的时间轨迹并没有断裂点。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给工业革命铺好了道路，终于在18世纪末揭开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资本的累积，和工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压力所导致的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力的要素替代现象不断地发生，这就是欧洲在18世纪末所看到的由技术创新启动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Smith所指出的，新航路的发现引导欧洲经济发展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其它地方，透过其全球贸易市场的支配优势与新旧大陆的殖民地的丰沛资源(特别是贵金属和美洲的土地)，欧洲在资本累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资本价格偏低，而在工资率方面则维持长期的高昂，结果带给欧洲人强烈的诱因去发展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力投入的经济生产，资本与劳力的比率不断地提高，单位劳力的产能跟着不断地提高。就这样，从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Smith说这两条新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录上最伟大的事件，在他的时代有效，在今天依然有效。③
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当然不能单纯看作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扩大海外市场和支配海外资源的结果，欧洲本身的内在的人文环境的变化可能更具有关键性。首先投入大航海事业并且有将近一个世纪在全球的市场与资源控制取得绝对优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其经济发展以及航海事业在16世纪后期逐渐落后于西北欧洲地区，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所带动的持续的经济成长首先出现在西北欧洲，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国家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从先进到落后，以及从落后、追赶到超越，这是近代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课题里，外在的因素固然有影响，决定性的影响往往来自内在条件的变化，而内在与外在因素的互动与返馈，更增加了这个课题的复杂性。不论欧洲的个别地区在近代经济发展有甚么不同的经验，就整个欧洲而言，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在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所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