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汉充县治与古人堤遗址的性质
充县之名，见于《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和《后汉书》志二二〈郡国志四〉，治所具体位置不详。充县于晋太康四年（283）废省，其地新置临澧县，《水经·澧水》：「澧水出武陵充县西历山，东过其县南。……又东过零阳县之北。」郦道元注：「充县废省，临澧县即其地，临澧县之故治，临侧澧水，即为县名，晋太康四年置。」[30]此后隋于其地置崇义县，唐武德中沿置，麟德元年（664）省并入慈利县。[31]
有关汉代充县城的方位记载，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唐代史料。《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永和二年（137）春「武陵蛮叛围充县」条李贤注：「充县属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义县东北。」《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更为具体：「充州在澧州西五百里，武德所置崇义县东北一里故充城是，南至沅陵县一百二十里。」[32]这个说法为《舆地纪胜》沿用：「两汉志、晋志并有充县，《元和郡县志》云在慈利县西二百四十里，武德中所置崇义县东北一里，故充城是也。」[33]这应当是光绪《湖南通志》卷四二〈建置志二〉「桑植县古城考」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汉充县、晋临澧县、唐崇义县治均比定于今桑植县城的根据。不过，由于缺乏时代更早的确切史料，充县治所在仍让人存有疑问。[34]

古人堤简牍的出土，为认识东汉充县治位置提供了新的资料。下面先来看10号封检正面三行文字的提示。中间大字「兵曹掾猛使福以邮行」，显然是收件人和传递方式。左侧的「永元元年十二月廿日辛丑起廷」，是封检发出的时间。「起」是发出之意，这在居延汉简中有不少记载，如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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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南書二封 皆居延都尉章九月十日癸亥起一詣敦煌一詣張掖府
郵行永元元年九月十四日夜半椽[掾]受路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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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书传递过程中留下的收受转发记录，两书皆是九月十日癸亥从居延都尉府发出，分别发往敦煌县和张掖太守府。传递转发过程中详细记录「起日」、收件者、印章内容和封检是否完好，是为了记录备查。[36]以此参照，10号封检当是永元元年十二月廿日辛丑从充县发出的，末尾的「廷」指县廷。这种在最后署明发出单位的做法，在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两通东汉封检中也可以看到。如2号是「东部劝农邮亭掾周安言事」，收件人和传递方式是「廷以邮行」，左侧下部小字墨书「光和六年正月廿四日乙亥申时□驷□亭」；3号是「左部劝农邮亭掾夏 详言事」，左侧下部小字墨书「中平三年二月廿一日己亥言安定亭」。[37]两牍末尾的驷□亭和安定亭均指劝农邮亭掾发出文书之所。2号背面所记也正是安定亭事务。据此可以判定，这是一道县廷封印「充长之印」后发出的封检，收件人是「兵曹掾猛」，[38]发件时间是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十二月廿日辛丑。

右侧墨书「充长之印」，长沙东牌楼出土1号东汉封检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实例，该检残存墨书两行，右侧小字为「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中间大字为「临 湘丞掾驿马行」，[39]这通封检在临湘县治出土，可知右侧小字为收件者所记。10号封检右侧的「充长之印」，也应当是收件单位启封后记录下的封泥印文。仔细观察10号封检图版，可以发现其下部有封泥槽，可以排除副本的可能性。[40]这样就可以判断，古人堤遗址是收件人「兵曹掾猛」所在之处，充县治必在另一地点。
那么，「兵曹掾猛」所在的古人堤，又是何种性质的官府机构呢？先来看古人堤同出简牍中提供的讯息。43号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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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二年七月以來
發書刺本事 （正面）
功曹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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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已指出，这是一则档案标题。按，「发」为启封之意。背面的「功曹」则显示，这是功曹永元二年七月以来收到文书的启封记录。11号牍正面又有「掾 回 陈伯秋鹿封」。由此来看，古人堤发掘的房屋建筑遗址，应当是一处负责收发、保存文书的官府机构。[41]出土简牍中书信所占比例极大，正可与此相印证。这些书信中提到了不少职名，如26号牍正面有「门下骑吏 杨少」，2号牍背面有「路掾史」，5号牍正面有「□尉」，16号牍背面有「秦掾」「吕掾」，30号牍背面有「黄卒史」，73号牍正面称「因力田至书」，等等。不过，这些职名出现在书信中，很难判定是否属于古人堤官府。[42]
目前可以明确判定的古人堤官府属吏，除了「兵曹掾」、「功曹」，还有15号牍习字时反复书写的「贼曹小史周□」。古人堤同出的几种汉律抄文，均为贼律、盗律，也说明贼、盗事务是古人堤官府的重要职责。[43]

根据这些讯息，再考虑到古人堤位于武陵蛮活跃地区，就让人有一个推测：会不会是武陵郡都尉治所呢？遗憾的是，现存史料中完全没有相关讯息可考。如所周知，东汉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44]此后都尉多见于边郡。东汉武陵都尉可考者仅温序一人，也是建武六年以前之事。[45]当然，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之后，也不断有复置之举，如永元二年二月「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阳嘉二年（133）四月「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官」；内郡如太山、琅琊，亦曾在永寿元年（155）七月置都尉官。[46]此外，《后汉书》中也有会稽东部都尉（阳嘉元年）、九江都尉（永嘉元年）的记载。[47]东汉时期武陵郡北部蛮人动乱频发，活动地域集中于澧水上游和溇水流域，古人堤遗址附近是重要的扼守据点，在此「复置」武陵都尉以控御蛮人，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后汉书·南蛮传〉记武陵蛮历次动乱经过甚详，官府方面均为太守统兵，完全未见都尉踪迹。[48]而且，结合居延、敦煌等汉简资料来看，如果10号封检是从充县治发往武陵郡都尉治所的话，收件者似乎应署明「都尉府」，而非仅署所属官府不详的「兵曹掾」。这些都让人感到困惑。

会不会是郡县之下的行政分理机构呢？县掾史在县廷以外理事的例子，可以举出前引东牌楼2、3号封检中出现的劝农邮亭掾。他们都是在临湘县廷以外的「亭」中理事。这两道封检中的劝农邮亭掾，其前冠有临湘中部、左部，说明是分部理事。郡掾史的例子，最常见的是督邮，东牌楼简牍5号光和六年〈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是上行于中部督邮掾的文书，其中就提到了「中部督邮掾治所」。[49]此外，70号简又记有「中部贼捕掾」。[50]两件文书中的「中部」，均应指长沙郡中部，而同时存在的，应当还有东部、西部。[51]分部理事的郡督邮掾、贼捕掾，显然各有其「治所」。这种「治所」，有的可能位于一些县治所在之地，如5号牍就出土于临湘。但不管如何，它们在性质上都属于郡府的派出机构。5号牍尾部注有「诣在所」，表明即便「治所」设于临湘，由于经常移动视事，中部督邮掾所在之地并不固定。相关例子在敦煌悬泉简中还有不少，如Ⅱ0214①:125：「入西板檄二，冥安丞印，一诣乐掾治所，一诣府。」[52]Ⅱ90DXT0114③:444：「出东合檄四，皆从事田掾印，其一诣从事张掾治所，一诣从事陈掾治所，一诣从事祭酒张掾治所。」[53]这两支简中提到了多处「某掾治所」，据此推断，前引悬泉Ⅱ0014②:294中由敦煌太守府发给劝农掾、史的文书，去向亦应是劝农掾、史「治所」。这种带有临时、分理性质的「某掾治所」，与郡府、县廷之间有着密切的文书往来，成为郡县行政的重要内容。[54]

[30] 《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三七，〈澧水〉，页3065-3067。关于充县、临澧县沿革，另见《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七，〈州郡志三〉，页1119。
[31]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二六，〈地理志下〉，页89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O，〈地理志三〉，页1614。
[32] 《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三O，〈江南道六〉辰州沅陵县「壶头山」条，页747。
[33] 《舆地纪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七O，〈澧州·古迹〉「故充城」条，页431。
[34] 杨守敬比较审慎，只是模糊的指出，充县古城在「今永定县西」（《水经注疏》，卷三七，〈澧水〉，页3066）。永定即大庸。桑植、大庸附近均有丰富的汉代考古文化遗存，参看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页228-232。
[3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页214。居延、敦煌等地出土汉简中记有「起日」的简很多，不赘举。

[36] 居延汉简288.30：「二合檄张掖城司马毋起日诣设屏右大尉府」（《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页488），就特别记下了该檄「毋起日」，即没有署明发出日期。又，505.39：「北书五封一封遣杜陵左尉印诣居延封破□□旁封十月丙寅起卒顺」（《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页607），记有封泥情况。
[37] 两道封检的图版、释文，均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11、12、71、72。
[38] 「兵曹掾猛」之后的「使福」，不太好理解，整理者认为是「使者福」。按，敦煌悬泉汉简Ⅱ0014②:294记：「出东书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诣劝农掾，一诣劝农史，一诣广至，一诣冥安，一诣渊泉。」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92-93。这里称「东书四封」，实际上却有五个收件者，后三者均为敦煌属县，前两者则是劝农掾和劝农史。前两者似乎应合并为一个收件方。以此参照，10号封检中的「使福」，也许可以理解为「兵曹史福」。
[39] 图版、释文，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页11、71。另可参看孙闻博，〈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文物》2010.10:84-87。

[40] 此点承蒙审稿人提醒，谨致谢意。关于封检的讨论，参看大庭脩，〈再论「检」〉，《汉简研究》（徐世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76-204。此外，关于副本问题，参看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2.4(2011):601-678。
[41] 遗址中文物遗存丰富，尤以陶器、木片、铜铁器等生活用品居多。建筑遗址房屋由平等分布的三排木柱支撑，用砖均为花纹砖，磨蚀严重，建筑内部和周围相同时期底层中有大量灰烬炭末。发掘者推测认为，该建筑不象是普通民居。参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中国历史文物》2003.2:67-69。
[42] 这些职名大都郡、县皆有，如骑吏，《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页3652。本条原断句有误，今改之。
[43] 水间大辅，〈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汉简に见える汉律の贼律・盗律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2(2003)：185-212。
[44] 《后汉书》，志二八，〈百官志五〉，页3621。

[45]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温序传〉，页2672。
[46]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页170；卷六，〈孝顺帝纪〉，页262；卷七，〈孝桓帝纪〉，页301。[47]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孝质帝纪〉，页259、277。
[48] 如永和二年武陵太守李进讨破诸蛮；永兴元年（153）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武陵蛮；延熹年间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武陵蛮（《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页2833-2834）。
[49] 图版、释文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页14、73。
[50] 图版、释文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页39、103。
[51] 关于长沙郡的分部问题，参看罗新，〈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页309-316。
[52]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页93-94。
[53]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页91。
[54] 里耶秦简8-1318号内容为：「廷以邮行户曹」，亦是户曹与迁陵县廷之间的文书传递，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页310。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