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觉得宋徽宗王皇后之死不是意外，不过论证有点牵强
《宋史·后妃下》载：“后性恭俭，郑、王二妃方亢宠，后待之均平。巨阉妄意迎合，诬以闇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狱止。后见帝，未尝一语辄及，帝幡然怜之。大观二年崩，年二十五。”史籍中“秘狱参验”与“大观二年崩”前后相续，似乎暗示二者具有某种逻辑关系，但语焉不详，“秘狱参验”发生于何年月，就成为推断其与“大观二年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的重要线索，唯一可以用来推断事实的依据，只有案件经办人——刑部侍郎周鼎，而考察周鼎在徽宗朝的仕宦经历是解开谜团的一把钥匙。
至于“秘狱参验”的幕后主使，或许就是何执中、郑居中及郑氏一党。大观三年六月辛巳（1109年7月7日），何执中拜相，大观三年七月五日（1109年8月3日），“中奉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周鼎知应天府”，（《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由此推断，王皇后或因“秘狱参验”而死，而案件经办人周鼎随即被罢去刑部侍郎，仅落得个闲职，聊以领取俸禄而已，但是，何执中甫一拜相，周鼎便迅速起知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即今河南商丘，（《宋史·地理一》）自然非一般府、州可比，而周鼎出殿近畿大藩，更像是何执中对其酬佣和补偿。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也是中晚唐文人、士大夫共有的噩梦：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对唐帝国气运带来巨大冲击，唐玄宗仓皇出逃入蜀，八年战乱导致山河破碎，朝廷威望渐减、藩镇割据之祸暗涌。因此，曾经站在政治核心圈的唐玄宗、杨国忠、李林甫、杨贵妃等皆被后世责难。虢国夫人无疑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上层人物，她在天宝时期享受的奢靡、特权、专宠都被归结为引发安史之乱的原罪。但是，她到底在政局变动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干预政治，是否与安禄山发生过关联，在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书写中，掺杂着性别因素、政治因素，甚至是对过往场景的辉格解释……正如刘静贞教授的精辟总结：“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往往是男性知识人书写的文辞字句，在一种非以女性为其论述主轴的情况下，所出示的只言片语，而且十分地零散隐微。

《新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都不同程度地将虢国夫人僭越制度、扰乱秩序与王朝走向晦暗进行关联；把她放荡的私生活一步步放大和细化，增加且突显她蛮横、奢靡的诸多故事；甚至出现了她参与政治事件的描述，相关细节如收受官员贿赂、协助杨国忠获得皇帝重用、与安禄山结拜、阻止玄宗禅位、力劝玄宗避乱入蜀地；最后，直接将虢国夫人视为安史之乱三位祸首之一。宋人感叹：“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唐玄宗“败以女子”，“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可不慎哉！”
与宋代文本将虢国夫人深刻卷入天宝政局不同，元明清诗歌把她推崇为“花仙”，逐渐脱离贵妃姐姐的特殊身份、走出唐玄宗的荣宠、与政治风云告别。在文学的世界里，她不施粉黛、天姿国色、自是倾城，成为素颜美人的代表。从“淡扫蛾眉”到“素面朝天”再到不流于世俗、怀淡泊之志，到明清时期，文人们的集体书写赋予虢国夫人新生，她与花卉的素美映照，被比为海棠、红梅、白牡丹、梨花、白莲花、木芙蓉等，成为天真无邪、幽独高洁、清芳自守的化身，受到正面颂扬。男性知识人如刘兼、李曾伯、徐渭等多以虢国为典，抒发对仕途不畅的郁积，表达自己不慕荣利、清空淡远的内心（如《海棠花》《声声慢·赋红梅》《闻人赏给事园白牡丹三首》）；女性知识人如郑允端、屈秉筠、吴绡等更关注虢国之“美”，以之表现自己的情趣与文笔（《白芍药》《杏花二首》《月下白莲花》）。

新罗三位女王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唐罗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涉及唐罗往来的各个层面。虽然相关研究成果部分地谈到了新罗的三位女王，但直接的研究则并不多见，所见仅有王玉洁《小议新罗女王》文对于女王继位背景、统治行为等的研究；张燕燕《古代日本、新罗最初的女性王权与宗教》文分析了女王统治中的宗教因素；王櫻洁《后世对新罗善德女王的评价及原因分析》文针对善德女王即位基础、统治行为、后世评价及其原因等问题进行研究，但受篇幅所限，尚有不少申论的余地。

新罗的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为新罗第二十七代王，名德曼，是二十六代真平王的长女，因真平王无子而即位。从善德以女性身份继承最高统治者位，而且是被新罗“国人”共同推立的情况来看，新罗当时在王位继承中性别因素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善德女王在位共16年，通观其人生，主要事业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在新罗国家对外关系方面，集中处理与高句丽、百济以及唐王朝的关系；二是在推动新罗国内的文化事业发展上，而这两者又都与新罗、唐朝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

善德女王时期外患不断，但借助与唐朝藩属关系的逐渐巩固，以及儒学、佛教等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新罗国内的局势还是较为稳定的。总之，善德女王时期的新罗虽然不断遭到高句丽、百济的进攻，但因唐朝的一统和强盛也给了新罗以希望一通过借重唐朝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摆脱危机，这正与唐朝经营东北的方略一拍即合，于是双方的藩属关系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与频繁的政治往来相伴的是文化往来的高速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儒学和佛教两个方面，这些对于新罗，乃至整个朝鲜半岛此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善德女王是新罗与唐关系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真德女王是新罗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本名胜曼。其父为善德女王之父真平王的亲兄弟，故真德女王为善德女王的堂姊妹，也是最后一位圣骨新罗王。真德女王在位八年，是唐朝与新罗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纵观真德女王的主要事迹：外交方面与善德女王时期相似，关键在于处理与唐、高句丽、百济的关系；而内部事务则主要是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进一步的“唐朝化”。

真德女王即位后仍然面临着百济和高句丽的军事威胁。如，真德女王元年（647）十月，百济兵围新罗茂山、甘勿、桐岑三城，大将金庾信经过苦战之后将其击退。二年三月，百济将军义直再次进攻新罗，攻取十余城池。真德女王再次派遣金庾信击退百济军。三年八月，百济将军殷相又攻陷新罗七城，经过十余天的苦战，金庾信以计大败百济军。此战新罗斩百济军卒近九千人，对于百济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故此后到真德女王末年，均再未发生百济入侵之事。

前面提到，善德女王时期因为借高句丽打击百济的希望破灭，故新罗集中加强了与唐朝的关系，所以真德女王在位的时候，与三国间的争战相伴，新罗更进一步密切了与唐朝的关系。从历史记载来看，真德女王向唐朝遣使主要有几个目的：一是作为藩属的例行朝贡行为；二是进献某些特殊的物品；三是出于一些特殊情况的信息沟通等

到了真德女王四年六月，在遣使告知唐朝击败百济进犯之事的同时，真德女王又遣金法敏向唐朝进贡所作织锦“五言太平颂”，以歌颂唐朝的文武功业。唐高宗对此极为高兴，改封真德为“鸡林国王”，加封法敏为太府卿。拜根兴曾分析金法敏此次告捷、举讼百济言辞中“增强了自信和坚强”，导致唐朝调整了半岛策略。而真德女王的太平颂中有“幡旗何赫赫，钲鼓何镗镗。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的诗句，则又体现了新罗将唐朝奉为东亚宗主，可以对“违命”者钲鼓征伐、降其“天殃”这一权力和威势充分认可的较低的外交姿态。这与金法敏的表达一刚一柔，获得了较理想的效果。也在这一年，新罗才开始正式实行唐朝永徽年号，标志着唐朝与新罗藩属关系的完全确立，对于唐罗关系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真德女王时期与唐朝交往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唐朝文化的大量借鉴和吸收。其中包括了文化教育、政治制度、服饰礼制等内容，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全面“唐朝化”的时期。真德女王二年（648），金春秋出使唐朝，请求前往国学观释尊及讲论。太宗许之，并厚赐之。此后在宴席上，金春秋又请求改换中原章服，太宗于是出内府珍服赏赐金春秋及其从人，并加授金春秋特进、其子文王为左武卫将军。金春秋为了表示其忠款，上奏以其子金文王留在长安宿卫。到了三年正月，新罗正式开始施用中原衣冠。而根据《三国史记·杂志第二》的记载，这一年的改换服制只是男子，妇女服制的改变则要到文武王四年（664）才得以实施。服饰的改变显示了新罗对于唐文化礼仪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