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称制时的一些政策设计，可以说对文景之治的历史成功有引导性的意义。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扬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卷三《高后纪》末尾的“赞曰”，也发表了类似的评断，只是字句略有不同。
如果说，在吕后专制时代已经初步开启了文景之治的行政程式，是有历史合理性的。
——王子今《长安碎影:秦汉文化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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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着眼点在民众的感受，在国家是否稳定，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应该看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从而对吕后做出了正面的评价:“本卷记述吕后(吕雉)临朝称制八年的史事及其为人为政的一些特点。吕后，即吕雉(字娥姁)，刘邦之妻。刘邦称帝，立为皇后。能干有谋，协助刘邦有力。刘邦死后，掌握大权。这位无名义而有实权的女皇帝，既贯彻汉初‘无为而治'策略，又违背‘非刘氏而王’的规定而封王诸吕，故一方面促进了汉初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另一方面也促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刘、吕矛盾这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很难论其历史是非及正义与否。当时的民众，想的只是安宁和富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符合历史的需要。”
--施丁《汉书新注.高后纪》

韩兆琦《史记题评》：“从整篇作品以及整部《史记》来看，司马迁对吕后却又不是一概否定的。司马迁认为，吕后的主要功绩是在刘邦死后的十几年里，为维持社会安定，为发展社会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民休息’的政策只有到吕后执政时才开始成为现实……至于她为了报复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将他们母子残酷整死的事情，系事出有因，倒还可以不论。诸如此类的吕后的人品，实在无可称道。然而这只是一方面。据《季布栾布列传》和《匈奴列传》记载，惠帝时，匈奴单于来信侮辱吕后，吕后大怒，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樊哙等诸将都主张出兵讨伐，唯有季布陈述利害，坚决主和。吕后这时虽然盛怒，头脑却清醒，她没有为泄私愤而发动一场不合时宜的劳民伤财的战争，而维护了汉初那种和平安宁的恢复发展生产的良好环境。王诸吕与诛诸吕，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司马迁出于传统的维护刘氏的观念，对吕后一系列做法颇多意见，但在具体记述时仍比较客观

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上，吕后也表现出顾全大局、忍辱含垢的政治家风度。在她临朝称制期间，匈奴冒顿单于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给吕后写了一封“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之类的带有侮辱性内容的信件。士可杀而不可辱，一介布衣尚不可欺，更何况吕后是堂堂中国的女主！吕后接信后，虽然在短期内愤怒情绪占了上风，萌生出征讨的念头，但她最终还是理性占了上风，否定了樊哙莽撞的做法，继续推行刘敬倡导的对匈奴和亲的政策，为汉家休养生息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
封建时代最为人所诟病的吕氏代刘，在今天看来其实不应成为吕后的大错，江山仍然姓刘，吕后还是刘邦的妻子，吕后并没有将国家交给吕家的人，这样看来吕后多封几个吕家的人就不那么重要，而关键是看其政策是否符合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再追问一句，为什么皇帝一定要姓刘而不能姓吕呢？谁打的江山非得谁来坐吗？凭什么？为什么？似乎在封建的政治学说中并没有这一问题的答案。
——徐兴海《吕太后本纪研究集成》

在吕后主政的十五年中，她始终遵循着无为的政治原则，与民休息。据史册说当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不能说不是这项政策的成功。她的若干政治措施，也颇值得称述，例如惠帝即位之初，就把田赋减低为每年征收十五分之一。这办法虽在高祖时制定，但一度废除，至是又行恢复，比起秦代半数以上的征课来，不知轻了多少。此外秦代的苛法，也有若干被取消，如惠帝四年(前191)的废除“挟书律”，以及吕后元年(前187)的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等。
——傅乐成《中国通史》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吕后秉政期间，先后任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人做丞相，执行的是刘邦确定的无为而治、恢复民力的政策。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残酷刑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时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吕后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掌权的十五年中，刘邦所确立的恢复生产、减轻刑罚的方针继续得到贯彻。惠帝不用过问政事，吕后治国不出房门，而海内安定，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民众逐渐富裕起来了。

吕雉不仅有姿色，而且很有心计，有天生的政治才能。吕刘联姻，大约在公元前214年，刘邦时年三十四岁，吕雉二十许。她听从父亲不嫁沛县令，而嫁一个亭长，吕雉的妹妹又被父亲嫁给刘邦的心腹好友，沛县狗屠樊哙，一个赳赳武夫，为的都是同一个政治目的，反秦打天下。吕后以她女性特有的身份，宣传刘邦神异，许多神异就是从吕雉口中吐出，不胫而走的。如吕雉在田间劳作，遇一老叟路过乞饮相面，说吕后两子（即后来的惠帝刘盈、惠帝姐鲁元公主）当大贵。老叟离去，适逢刘邦赶来，追上老叟给自己相面，老叟说“君相贵不可言”。所谓“贵不可言”，就是“贵为天子”。刘邦反秦后隐于芒砀山中吕雉宣扬说，刘邦所居山中位置，天空上有五彩祥云，这样的祥云只有吕雉识得，她观望天气，就能找到刘邦。吕雉懂得蛊惑人心，才具不凡。吕雉不仅是刘邦的结发妻子，更是刘邦的起事伙伴，又生有贵子，所以后来刘邦要更易太子，终于忍不下心来，这是有渊源的。
楚汉相争，吕雉在项羽军中当了几年俘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铁马金戈的生活锤炼使吕后政治更加成熟，扮演黑脸协助刘邦屠杀功臣，显示了铁腕人物的手段。吕雉打破刘邦异姓不封王的规矩，封诸吕为王，诛杀刘氏子弟，表现了她果敢与残忍的一面，哪一方面都不让须眉。惠帝即位，只是个傀儡。之后惠帝死，她又实际执政八年，坚持了无为政治，维护了全国的政治稳定。所以司马迁为吕太后立本纪，认为“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还评价吕太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太后本纪》）。“刚毅”二字，在男性帝王中，司马迁只用于对秦始皇的评价，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视吕太后为实际上的帝王，而且视其为一个铁腕人物，在定天下中立有大功，故为之立本纪，这是对女性杰出才能的充分肯定，表现了作者实录精神的一贯性。实录，就是按历史的原本面貌记事论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要一视同仁，只有司马迁能做到。
——《史学大家张大可讲史记》

高帝末年之同姓诸侯王，与刘邦血缘关系十分亲近，因而各王国地域择取并无特殊考量。⑦然而吕后与刘氏诸侯王并无血缘关系，随后吕后诸侄、惠帝子、鲁元公主子的分封，使关东诸侯王与吕后在血缘关系上出现亲疏之别，从而达到以血缘亲近之王国屏障血缘疏远之王国的控制效果，最终形成一套带有强烈政治理念的地缘政治体系。这种格局的建立，可以视为吕后对刘邦封建体系的发展。
将血缘与地缘配合，构建层级控御封建体系的政治理念，并未因吕后之死而烟消云散。此后文帝对天下封建体系的重建，依然带有浓厚的吕后色彩。文帝四年，其构建的天下封建体系初具规模。文帝将代、梁、淮阳三个皇子封国安插于汉廷与其他关东诸侯王国之间，呈现出以血缘亲近之诸侯王国屏蔽血缘疏远之诸侯王国的局面。这个局面正是吕后七年天下封建体系的再现。就此而言，称文帝在天下封建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建设上全面承袭吕后，并不为过。
这种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封建体系，终于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发挥作用。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联合非文帝系诸王，向景帝及文帝系诸王发动军事进攻。战国末年关东王国合纵击秦的局面得以重现。在这场激烈军事较量中，梁国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吴楚联军两月有余，对保卫汉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梁孝王世家》曰:“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①梁国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起到屏蔽汉廷的作用，为汉廷完成战争动员、调动军队赢取宝贵时间，最终帮助景帝平定叛乱。
七国之乱平定后，参与叛乱的刘氏诸国悉数被废，几乎重演了战国末年秦灭六国的历史进程。随着大量关东王国废除为郡，关东王国区域变得支离破碎，诸侯王国屏蔽汉廷的地理格局宣告终结，以血缘亲近之王国屏蔽血缘疏远之王国的政策，也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地理基础。景帝把大量皇子分封到齐、楚、吴、赵故地，成为新诸侯王。关东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为汉郡与诸侯王国相互交错的局面，天下格局由此进入全新时代。
回顾吕后时代历史，可以发现文帝的王国控御政策与吕后别无二致，其展开地缘控制政策的步骤也与吕后完全一致。上述地缘控御政策的推进，均与东郡密切相关，所谓“以亲制疏”的地缘战略显然是对吕后政治经验的继承。不仅如此，文帝另一项王国控御政策“众建诸侯”的来源，也需要重新思考。以往认为这一举措源自贾谊《治安策》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①班固在《汉书·贾谊传》更是明确提到“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②然而回顾历史，吕后即曾把齐国拆分为四(吕、齐、鲁、琅邪)，把赵国拆分为二(赵、恒山)，把楚国拆分为二(楚、鲁)，这岂非“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所以这一做法不仅来自贾谊献策，而且借鉴自吕后时代的政治手法。也就是说,“以亲制疏”、“众建诸侯”都是吕后曾经执行过的王国控御政策，也是文帝王国政策的来源，而贾谊奏疏可能仅仅是总结、重申早已存在的政治经验，而非发明
总之，文帝时代的王国控御政策，其实继承自吕后，这表明文帝的政治运作具有深刻的吕后“烙印”。吕后一生致力构建的地缘政治格局虽然在她死后土崩瓦解，却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文帝时代，成为留给文帝的政治遗产。
——马孟龙《东郡之置与汉初关东控御政策》

倒是中央电视台易中天“品三国”中有几句话给人以启示，大意是吕后虽然改革创新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史书却将她写得一是处，原因是她恩施于集体怨加于个人，个人得不到她的好处就怀恨在心，而写史恰恰是由个人操作的事情，所以吕后在史书中的形象就不佳。文青是非常现实的，白烨不可能扶持所有的文青，这是硬道理。在文青看来，扶持某些人，就等于打压了另一些人，怨恨由是而生。
——《新实力与新活力：“80后”文学现象观察》

褚紫玲：浅谈吕后性格发展的合理性
丈夫死去，她则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儿子的地位，及至儿子死后，她则尽全力保全自己。从最先的贤良淑德到最后的凶狠阴鸷都只环境在左右她，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她是必须做出一些决策的。
“与其说吕后残忍，还不如说政治斗争是冷酷的。何况，作为孤儿寡母的弱势统治大一统帝国的掌权者，吕后稍有差池，便会丢了江山，丢了性命，自然要处处小心，试试谨慎，以至于做出了很多‘非人所为’的事情来”而且，笔者还要辩驳的是为什么男性统治者为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时有多残热都不足为怪，而女性稍有不妥便会被千夫所指呢?汉武帝可以因巫蛊之案杀死太子、赐死年轻的钩弋妇人，唐太宗可以诛除建成元吉，父子兄弟相残都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英明伟大形象，而为何吕后一上场就被人指为“最毒妇人心”呢?
作为一个妻子她只是想巩固丈夫的江山;作为母亲，她只是想维护儿子的地位: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她只是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她错了吗?退一万步讲，她的残热影响到她的政绩了吗?没有。可是为什么人们要以有色的眼光来对待她呢?综上可知，吕后性格的发展是有着“合时”的合理性的。希望能有更多人能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给吕后以合理的评价。

案孝惠即尊齐王，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坐，已有可疑。太后欲酖齐王，何时不可，岂必行之燕饮之间？酖酒岂不可独酌一卮，而必并酌两卮，致待自起泛之乎？【故知汉初事传者，多类平话，人彘等说，亦不足尽信矣】。
高帝之世，异姓王者八国。卢绾之废，乃在高祖崩年，长沙则始终安存，白马之盟，不知竟在何时？果有其事，史安得绝无记载，而仅出诸王陵之口乎？平、勃等谓“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此实持平之言。郦寄说吕禄曰：“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此当时实在情形也。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孝惠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其所名子，安知欲为变？齐王之起兵也，遗诸侯书曰：“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即绛侯、朱虚诛诸吕后，仍徙济川王王梁，【可知谓少帝、梁、淮阳、常山皆非孝惠子，必为临时造作之语。】
《吕后本纪》言：孝惠帝崩，张辟强说丞相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吕氏权由此起。果如所言，少帝废后，安得又以周勃为太尉？然则产、禄之居南北军，【实在高后临命之际，即其封王吕氏，亦在称制之年，盖诚以少帝年少，欲藉外戚以为夹辅，亦特使与刘氏相参。】
【吕后初意，固惟汉宗室、功臣之任也】。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然其明言诸大臣之废立为阴谋，已非后世之史所及矣。】
《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民入粟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岁以上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之半。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十三岁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世皆以是为文、景二帝休养生息之于农民功，其实亦不尽然】。【《高后本纪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毋来献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年。又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思勉《秦汉史》

吕思勉:秦汉史:吕后二兄皆为将。其妹夫樊哙，则始与高祖俱隐，起兵时又从之来。知吕氏亲党，皆一时豪杰，高祖创业，深得其后先奔走之力。田生谓“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信不诬也。】

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残酷刑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时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吕后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社会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史称:“孝惠皇帝、高祖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②惠帝时，吕后利用权术，胁迫大臣请封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皇宫内外，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氏权由此起”。此后，“号召一出太后”③。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因当场反对，冒犯了吕后，立即被夺了相权，让他做个毫无实权的“帝太傅”，王陵称病辞职。于是吕后先后封吕台、吕产、吕禄、吕通为王，吕姓亲属封侯的更难尽数，宫内和朝政大权都掌握在诸吕手中，形成了吕姓外戚势力。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吕产将南北军。临卒之前，又任吕产为相国，吕禄独掌军权，诸吕谋乱进入紧张阶段。
①惠帝纪年七年。惠帝之后，吕后直接称制八年。
吕后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蔑视汉朝军事实力，写信给吕后，措词甚为不恭。在群臣中，樊哙提出，派他将十万军可以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坚决主张国家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是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意见，派官员送国书，表示继续与匈奴修好。冒顿单于得书后，也派使者表示道歉，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双方互以车马赠送，同意和亲。
——白寿彝《中国通史》

邓经元:怎样正确评价吕后
刘邦死后，吕后制政的十五年，是汉初开始实现“与民休息”的时期。所谓“与民休息”，是当时实行的一项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因秦末以来经过多年战争，天下残破，死者过半，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流亡。针对着这种情况，刘邦破项羽后，即下诏罢兵归农。但后来战争仍连年不断，罢兵之诏形同一纸虚文。如平城之役，汉兵三十二万;英布反时，征诸侯兵，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惠帝即位，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才开始成为现实。惠帝二年，肖何卒，曹参代肖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黄老思想的“贵清静而民自定”(以上二处引语见《史记·曹相国世家》)成为当时推行政策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治上，以清静无为、约法省禁来协调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和级和阶级矛盾，经济上，则以不干涉或少干涉和轻徭薄赋未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史称惠帝、吕后之时，“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史记·吴王濞列传》)这是西汉中央政权对同姓诸侯的不干涉政策。又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这是经济上的不干涉政策。在轻徭薄赋方面，则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史记·平准书》)所以《史记·吕太后本纪》末司马迁的评论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初的“与民休息”，在惠帝、吕后时期发其端,中间经过文帝、景帝时期,一直继续到汉武帝初年。汉初的统治者实行这项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方面是针对着当时社会经济极端凋敝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是接受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汉初“与民休息”的结果，维持了六十多年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取得了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显著效果，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的政策措施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并取得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显著效果，是并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