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是我自己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哲学家。44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7岁因车祸英年早逝。是完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传奇人物。《鼠疫》，表面上在描写阿赫兰城的鼠疫，实际上却在含沙射影战争之中，人民的忧郁，震惊，感伤，怀念，表达了加缪那一代人，对悲惨现实的无奈，对渺茫希望的渴求，对和平的期望。

处于如同鼠疫与战争一般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的人们，是极度悲伤、绝望、愤怒的。人们无法理解在平静的生活（如全书第一页“总之，那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中“凭空产生”的苦难，并寄希望于反抗，斗争。人们在失去爱与自由之后，才渐渐意识到了爱与自由的珍贵，然而却已经晚了。斗争未果后，人们逐渐变得“循规蹈矩”，变得“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人们终于也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空虚与深深的麻木，尽管他们可能还有很多事可以去做，但也都踌躇不前，杞人忧天了。

因为他们心中最首要的任务——终结鼠疫没能解决。在自然（鼠疫），以及社会面前（战争），客体（个人）的一切需求都是徒然的，一切欲望都是无可满足而匮乏的。“大他者”（拉康语，指秩序）的威严是绝对的，不可被打破的。这一事实被赤裸裸展现在大众面前时，集体的恐慌便产生了。人的“不能性”也被从肌肤内翻出来，刺痛着人们。当人们面前自己的不能性的时候，又怎么会尝试去做那些哪怕在平常十分正常的事情呢?久而久之，人也便沉入了浮华幻想的“彼岸”。在这个“彼岸”，一切都是美好的完备的，所有人都是可能的。仅有一点不足——它不是真实的。

在深切的痛苦之中，人们寄希望于虚幻缥缈的事物，暂时的“不能性”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不能性”——即对现实事物的“不能”，这种“不能”，当时难以体现出来，而在灾难过去，海水退去，就知道谁在裸泳，书中的柯塔尔就是一个典型，柯塔尔是一个工资待遇丰厚的“上层人士”，但在最后，故事的末尾，一切都从鼠疫中恢复的时候，他疯了。他在街区内四处射击，警察也难制服他，最后的最后，一位年迈的老人询问里厄大夫，柯塔尔去哪了，里厄回答：“死于鼠疫”。是的，柯塔尔死于鼠疫，并不是那令人痛苦咳血的疾病，而是心理上的更深层的问题。柯塔尔无法再回到现实世界，回到正常的人生中来，他已经彻彻底底“被放逐”了，但是，加缪为我们指出了仅存的一丝光明，“远处，黑红相间的闪光标志着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和广场所在地，在这摆脱了桎梏的夜晚，欲求像脱缰的野马，正是它低沉的吼声传到了里厄这里”。而最后，里厄也回应了这吼声。

事实上，这并非笔者第一次阅读加缪的《鼠疫》，早在新冠毒爆发的时候，笔者就已经阅读了两遍了，然而可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并没能读懂加缪的意思，如今回望，可以说“字字珠玑”。加缪的《鼠疫》，不仅是象征意义上对“后大战时期”的解放，更是对直接意义上“后疫秦时期”的救赎。在回想过去，悼念“逝”水年华之时，也为新世界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不仅仅是疫病，很多东西都会改变人，要么改变，要么死亡，世界和人，总得改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