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兵不能见敌难服，而多费不固，兵不达明者也。善阵，知背向，知地形，
而兵数困，不明于国胜、兵胜者也。民心固，合天地，而兵不能昌大功，不知会者也。兵失
民，不知过者也。兵用力多，而功少，不知天时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
多悔，信疑者也。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者也。敌以分吾，吾以一一拒之，内疲之兵
也。多费不固，不知天地之力也。
白话文翻译：
如果军队在面对敌人时不能取得胜利，反而耗费巨大且阵脚不稳，这说明将领不够明智。虽然善于布阵，知道如何利用地形，明白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但军队仍然经常陷入困境，这说明将领并不真正理解国家强盛和军事胜利的真正含义。如果民心稳固，顺应了天地的规律，但军队仍然不能建立伟大的功勋，这说明将领不懂得如何会集和利用各种力量。如果军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说明将领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如果军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取得的战功却很少，这说明将领不懂得如何利用天时的优势。如果军队不能战胜重大的困难，不能凝聚民心，这也说明将领的领导能力有待提升。如果军队经常陷入后悔和疑虑中，这说明将领在决策时缺乏信心和决断力。如果军队不能预见未形成的福祸，这说明将领不懂得如何做好准备和预防工作。如果敌人采用分兵策略来攻击我们，而我们却只能一一应对，这会导致军队内部疲惫不堪。如果耗费巨大而防线不稳固，这说明将领不懂得如何利用天地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防御。
疑难字词或专业术语解释：
“兵不能见敌难服”：指军队在面对敌人时不能取得胜利。
“多费不固”：指军队耗费巨大但防线不稳固。
“不明于国胜、兵胜者也”：指将领并不真正理解国家强盛和军事胜利的含义。
“不知会者也”：指将领不懂得如何会集和利用各种力量。
“天时”：指自然条件和时机的优势。
核心内涵：
这段话深入探讨了将领在军事领导中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它强调了将领需要具备明智的判断力、对国家强盛和军事胜利的真正理解、会集和利用各种力量的能力、顺应天地的规律、凝聚民心、利用天时的优势以及做好预防和准备工作等。如果将领缺乏这些素质和能力，就可能导致军队的失败和困境。同时，这段话也提醒将领要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
孙子所列举的这些情况，都深刻反映了将领在军事领导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在决策、战略规划和士兵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对战争结果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如果军队在面对敌人时表现不佳，很可能是由于将领的智慧和判断力不足。战争不仅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智谋的博弈。一个明智的将领能够洞察敌情，制定合适的战略，从而在战争中占据优势。
其次，将领对国家强盛和军事胜利的真正含义的理解也至关重要。仅仅善于布阵和利用地形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明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众的福祉。如果将领能够深刻理解这一点，那么在制定战略和决策时就会更加明智。
此外，将领还需要具备会集和利用各种力量的能力。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一个优秀的将领应该能够调动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战争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将领在决策时的信心和决断力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一个犹豫不决、缺乏信心的将领很难带领军队取得胜利。相反，一个果断、有信心的将领能够激励士兵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最后，将领还需要具备预见未来和做好预防工作的能力。战争是充满变数的，一个优秀的将领应该能够预见未来的变化，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而确保战争的胜利。
综上所述，将领在军事领导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智慧、判断力、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都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命运。因此，选择和培养优秀的将领是战争胜利和国家强盛的关键所在。

原文：
故兵“见善而怠，时至而疑，去非而弗能居，止道也。贪而廉，龙(怠)而敬，弱而强，
柔而正，启道也”。行止道者，天地弗能兴也；行启道①者，天地兴也。能与天地同兴者，
麟凤之将，王霸之兵也。
欲以国之民之所安，用麟凤之将，王霸之兵，借天地之力，精兵要政，横兵千里而不伤
者，牛纼而击也。见敌难服，兵尚淫天地而动水火，实而一也。
三百九十
白话文翻译：
所以，用兵时如果“见到好的战机却懈怠不前，时机到来却犹豫不决，放弃了不利局面又不能占据有利地形，这些都是停滞不前的道路。由贪婪转为廉洁，由懈怠转为敬业，由弱小转为强大，由柔顺转为刚正，这些都是启发前进的道路。”走停滞道路的人，天地都无法助他兴盛；而走启发道路的人，会得到天地的帮助而兴盛。能够与天地同兴盛的，是麒麟凤凰一般的将领，是王霸之业的军队。
如果希望以国民的安定为基础，任用麒麟凤凰般的将领，统领王霸之业的军队，借助天地的力量，精兵简政，即使军队横扫千里也不会受损，这就像是用牛耕地一样轻松而有力。当面对难以制服的敌人时，军队可以充分借助天地的力量，动用一切资源，团结一致对抗敌人。
疑难字词或专业术语解释：
“见善而怠，时至而疑”：指看到好的机会却懈怠不前，时机到来时却犹豫不决。
“启道”：指启发前进的道路，与“止道”相对。
“横兵千里而不伤者”：指军队能够横扫千里而不会受损。
“牛纼而击”：意指像牛耕地一样轻松有力地攻击敌人。
核心内涵：
这段话主要强调了将领和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它指出，停滞不前的道路只会导致失败，而只有走启发前进的道路，才能得到天地的帮助而取得成功。同时，它也强调了精兵简政、借助天地之力以及团结一致对抗敌人的重要性。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孙子对于战争规律和军事策略的深刻理解。
这段文字深入阐述了战争策略与将领品质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战争的结果。首先，它批评了在战争中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的行为，指出这些都是导致停滞不前的原因。相反，那些能够由弱转强、不断自我提升和转变的，则是走向胜利和兴盛的道路。
其中，“能够与天地同兴盛的，是麒麟凤凰一般的将领，是王霸之业的军队”这句话，特别强调了将领的素质和军队的品质对于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影响。一个出色的将领，如同麒麟凤凰般稀有而珍贵，他能够引领军队走向胜利，成就王霸之业。
接着，文字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战争模式：以国民的安定为基础，任用杰出的将领，统领高素质的军队，借助天地的力量，实行精兵简政。这样的军队，即使横扫千里也不会受损，其战斗力如同用牛耕地一样，既轻松又强大。
在面对难以制服的敌人时，这样的军队能够充分借助天地的力量，动用一切资源，团结一致对抗敌人。这体现了战争中的策略性、灵活性和团结性，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是对战争策略的深入剖析，也是对将领和军队品质的极高要求。它告诉我们，只有在全面提升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才能借助外力，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校注]
①启道：亦作“起道”。
韩信序次语：
此篇简名皆曰《麟凤》。以表而言，行逆兵容。实而究之，应顺兵容。向人顺之，麟凤
之才。富国强兵，善哉！善哉！牛纼而击，兵无殃灾。以信究之，《麟凤》简名者，名符其
旨也，故定名《麟凤》。今依三简之长，车子重修元容。
白话文翻译：
韩信的序言如下：这篇文章简称为《麟凤》。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在讲述与常规兵法相悖的内容。但实际上深入研究，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顺应了兵法的真正精髓。对于那些能够顺应并理解这篇文章的人，他们具备麒麟和凤凰般的才华。这篇文章对于富国强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它就像用牛耕地一样，为战争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基础，使得军队能够避免灾难。经过我韩信的深入研究，《麟凤》这个简称确实与其内容相符，因此我们确定这篇文章的名字为《麟凤》。现在，依据三篇简牍的精华，李左车重新修订和整理了原文的内容。
注释：
“韩信序次语”：表示这是韩信为某篇文章或书籍所写的序言或评注。
“简名”：简称。
“行逆兵容”：表面上似乎与常规的兵法相悖。
“实而究之，应顺兵容”：但实际上深入研究，它是顺应了兵法的真正精髓。
“车子”：李左车
“重修元容”：重新修订和整理原文的内容。
核心内涵：
韩信在这段序言中对《麟凤》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虽然表面上与常规兵法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却深入到了兵法的核心。他强调，只有真正理解并顺应这篇文章的人，才能展现出麒麟和凤凰般的才华。同时，韩信也肯定了这篇文章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意义，并表示李左车已经根据三篇简牍的精华对原文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整理。
原文：
《军政》之《道行》曰：“止道之灾曰五：曰耗，曰屈，曰陵，曰挫，曰疲。有灾而眎
(视)原，行应之原曰九：曰不知明，曰不知胜，曰不知会，曰不知过，曰不知心，曰不知机，
曰不知殃，曰不知备，曰不知借。止道行，行必不灾也”。信观天下，天下败者，皆行止道
也。止道者，逆行也。逆行者，逆天而行，逆地而行，逆人而行，逆法而行。天下胜者，皆
行启道也。启道者，顺行也。顺行者，顺天而行，顺地而行，顺人而行，顺法而行。故而道
行者，知顺知逆，兵胜也。启道止道，顺逆之道。麟凤之将，王霸之道。
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
二百五十一
白话文翻译：
《军政》中的《道行》篇说：“停滞不前的道路所带来的灾害有五种：耗费、屈服、受欺凌、受挫和疲惫。当遭遇这些灾害时，我们需要审视其根源。导致这些灾害的根源有九种：不明智、不知道胜利的条件、不会集力量、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不了解民心、不把握时机、不知道灾难的严重性、不做好防备、不懂得借助外力。只有避免停滞不前的道路，行动才不会遭受灾害。”我韩信观察天下大势，发现所有失败者都是因为走了停滞不前的道路。停滞不前的道路，就是违背常理的行动。违背常理行动，就是逆天、逆地、逆人、逆法而行。而天下所有胜利者，都是因为走了启发前进的道路。启发前进的道路，就是顺应常理的行动。顺应常理行动，就是顺天、顺地、顺人、顺法而行。因此，懂得顺应和违背常理的将领，才能带领军队取得胜利。启发前进和停滞不前，是顺应和违背常理的两条道路。而麒麟凤凰般的将领，才能真正掌握王霸之道。
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记。
注释：
“止道之灾曰五”：停滞不前的道路所带来的五种灾害。
“有灾而眎 (视)原”：当遭遇灾害时需要审视其根源。
“行应之原曰九”：导致这些灾害的根源有九种。
“逆天而行，逆地而行，逆人而行，逆法而行”：违背天、地、人、法的常理而行。
“顺天而行，顺地而行，顺人而行，顺法而行”：顺应天、地、人、法的常理而行。
核心内涵：
这段文字主要阐述了军事行动中顺应和违背常理的重要性。它提醒将领们要避免停滞不前的道路，即违背常理的行动，而要选择启发前进的道路，即顺应常理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同时，这段文字也强调了麒麟凤凰般的将领对于掌握王霸之道的重要性。
韩信所引述的《军政》中的《道行》篇内容，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的成功与失败之道。通过对比“停滞不前的道路”与“启发前进的道路”，明确指出了顺应和违背常理的行动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
停滞不前的道路，代表着违背常理、逆天逆地的行动，它会导致耗费、屈服、受欺凌、受挫和疲惫等五种灾害。这些灾害的根源在于不明智的决策、对胜利条件的无知、力量的分散、对自身过错的盲目、对民心的忽视、对时机的错失、对灾难严重性的低估、防备的不足以及对外力借助的缺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走向失败的路径。
相反，启发前进的道路则代表着顺应常理、顺天顺地的行动。它强调智慧、对胜利条件的了解、力量的集中、自我反省的勇气、对民心的洞察、对时机的把握、对灾难的预警、完备的防备以及善于借助外力。这些因素构成了走向成功的基石。

韩信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观察天下大势，得出所有失败者都是因为走了停滞不前的道路，而胜利者则是因为走了启发前进的道路。这一观察结果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可以引申到更广泛的生活和事业中。
最后，韩信提到“麒麟凤凰般的将领，才能真正掌握王霸之道”。这强调了将领素质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具备高超的智慧、敏锐的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才能引领军队走向胜利，实现王霸之业。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不仅是对军事策略的深入剖析，也是对成功与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它提醒我们，在生活和事业中，要时刻警惕自己是否走上了停滞不前的道路，而要努力寻求启发前进的路径，顺应常理，把握时机，借助外力，以取得成功。

房立中 1997年5月
孙武是我国春秋末期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实践家，关于他的事迹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孙子兵法》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文化瑰宝。由于孙武所处的时代，距今久远，加之史籍记载语焉不详，致使学术界对《孙子兵法》一书的篇数和成书年代，孙子故里和事迹等许多重大问题，发生分歧，新近在民间发现了一部标为抄自“周书汉简”的手抄本，——《孙武兵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往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和成书年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司马迁在《史记·孙吴列传》中称：“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汝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这是史书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最早记载，其篇数也与传世各本的篇数相同。但是准确地说，司马迁在此并不是在叙述《孙子兵法》的总篇数，以往人们将此条史料作为孙子书只有十三篇的佐证是欠准确的。高诱注《吕氏春秋》有孙子“五干言”之说。高为东汉人，在曹操之前，“五干言”之说在班固(或任宏)之前似己形成，否则高氏无法称“五千言”。这一天然证佐确实有力。然而东汉高诱在注《吕氏春秋》时又称孙膑“八十九篇”，此又似在班固(或任宏)之后，同一人注同一书；评孙武、孙膑兵法之篇数，当在同一时期，且依据同一史料。从注孙武五千言看，高氏似未见班固(或任宏)八十二篇之说；从高氏注孙膑八十九篇看，高氏又似见过班固(或任宏)之八十九篇之说，即见八十九篇，也应知八十二篇。而八十二篇不可能五干言，高氏注此两条内容有些蹊跷，令人费解，使其权威性大打折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吴孙子》八十二篇”。依《汉书》、《七录》等文献的记载，后人怀疑十三篇并非《孙子兵法》的全部，但苦于材料所限，一直未能得到验证。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筒，里面除存有《孙子》十三篇内容外，又出土了
《吴问》、《四变》、《见吴王》、《黄帝伐赤帝》等简牍。此外，在银雀山汉墓中，还发现了《篡卒》、《月战》、《势备》等内容，竹筒的整理者将它们暂归于《孙膑兵法》，但也指出：“本书所收《孙膑兵法》的前四篇记孙子与威王的问答，肯定是孙膑书。第十六《强兵》篇也记孙膑与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本文，故暂附在书末。第五至十五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这些篇既有可能是《孙膑兵法》，也有可能是《孙子》佚篇。……我们认为这些篇中所谓‘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暂时把它们定为孙膑书，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篇是《孙子》佚篇的可能性。”①
杨善群先生也提出:《孙膑兵法》“下编各篇中没有‘孙子曰’三字，这不能作为排斥它们于《孙膑兵法》之外的理由。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孙膑自己的著述手稿而未经弟子整理的，二是孙膑的弟子或后学者的撰述。不论属于那一种情况，按照我国古代编辑典籍的惯例，都应该归入孙膑的集子之中。
纵观春秋战国间的许多私人著述，如《老子》、《庄子》、《尉缭子》、《公孙龙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大都没有‘X子曰’的字样。如果这些典籍一旦亡佚而由小组重新整理，岂不都要把它们移到‘丛残'中去!再说‘下编'中的有些篇，如果‘发现有确凿的证明’不是孙膑书?，那末也有可能是孙膑弟子或后学者的著述，本来就编在这集子之中，怎么可以因此就删除移走呢?况且这‘确凿的证明'还不知是什么?古代编辑典籍往往把这一学派的许多著述都编在一起，不限于一个人。如《墨子》一书收进了许多墨子后学者的著述，《商君书》中有许多篇‘有确凿的证明’写于商鞅死后(见高亨《商君书注释》附《商君书作者考》) ，《管子》一书更大都是战国时代的著述。难道可以把这些非本人的著述都从其集子中除去”。②
最近我们所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许多篇章与《孙膑兵法》相合，如果这个抄本确实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那么，银雀山汉简《孙子》，就应是八十二篇的祖本。汉简中暂定为孙膑书的许多篇章都应是《孙武兵法》的内容，银雀山汉简中多次提到的“孙子”，过去被认为指孙膑，现在看来大多应当是指孙武。还有《将败》、《兵之恒失》等许多被列入《佚书丛残》中的篇章及散简中的部分内容也应是《孙武兵法》的一部分。
关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篇数，仅是《见吴王》一段佚文中提到了献吴王十三篇，但这不等于说孙子兵法止十三篇。这一点与《史记》所记性质是一样的。在出土的木牍中也不见十三篇的记载，一号木牍所记至少是十四篇，即:势、实〔虚〕、地形、九地、用间、火队、七势等。三号木牍还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将败、兵之恒失、王〔道〕、效贤、为国之过等。五号木牍也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分士、三乱、三危、亡里等。

这些篇目的顺序与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及今本十三篇都不尽相同，篇名也不一致。所有这些都说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不是十三篇而是数十篇，是一部古代的“孙子全书”，后来出现的八十二篇，应是依据类似的抄本整理出来的，而那些类似的抄本与这个简本可能同来自一部祖本。
《孙子兵法》流传到汉初发生了变化。据《史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曾对兵书进行过整理，即“韩信申军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有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在新发现的民间抄本“终语”篇末载有所谓“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写的批注。汉武帝时，“军正杨仆捃摭（junzhi）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到汉成帝时，命陈农求天下遗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
尉任宏校兵书，最后由刘向校订成书并作《叙录》。后又由刘歆作《七略》，其中的《兵书略》即是班固著汉书时的依据。班固始明确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
自班固《汉书》以后，再也没有文献明确著录《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可见八十二篇在社会上未能流传。《孙子十家注》及《太平御览》中均收有曹操写的《孙子序》或《孙子兵法序》，其文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晃公武《读书志》称: “杜牧以为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陈振孙《书录解题》也称:“《汉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为十三篇。” 陈振孙的“八十一篇”之说很值得重视，过去校勘古书，常把“八十一篇”成为误写。其实不然，“八十一”当为汉代《孙子兵法》整理者有意设计的篇数，是取九九之数。陈振孙所见的材料，尚有“八十一篇”之说。班固著录时从“韩信批注之说，加上“终语”一篇才有八十二篇之说。南北朝时，阮孝绪撰《七录》，说: “《孙子兵法》三卷，”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按: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可见此时的《孙子兵法》已非八十二篇全部。
关子《孙武兵法》的书名在典籍中曾多次出现。孔颖达疏《左传》时所引的就是《孙武兵法》，李善注《文选》时也引过《孙武兵法》或《孙武子兵法》，这说明在唐代还有此书名，从这些记载看，曹操有可能见过八十二篇本或残本。孔颖达、李善、张守节、杜牧所言，似有所本。他们或许也见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残卷。“吴孙子”“齐孙子”“孙武兵法”“孙膑兵法”的概念，当出现在汉代。先秦的传统是统称为“子”。汉以后韩信、刘向等整理子书时，才加以区分，或以国别，或直呼其名。银雀山1号墓汉简中没发现这些后起的概念。应当说这些竹简抄录于，尚未区分“吴孙子”和“齐孙子”之前。我们就不该用“孙武兵法”或“孙膑兵法”来命名这部兵书。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中有一段文字记叙了孙武与吴玉的问答，其中两次提到十三篇。其文称“若□十三篇”，“十三篇所明道言功也，诚将闻□”。最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终语”篇，更具体提到孙武成书的时间，其文称“历时八年，周敬王囚年秋而修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以名命筒，定名《孙武兵法》”，周敬王五年又“缩立成简”，“百句取精”，选出《孙子兵法》十三篇“定为传世简”。文中又提及以十三篇见吴王。在八十一篇之外又有“终语”篇，“终语”篇的末尾又有韩信的批注:
“虽称‘终语'，实言兵理，彠示而示，多多益善矣。故定而入《孙武兵法》第八十二篇。”下注为“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
以上文字已经把成书的时间、地点、作者、篇数及成书过程一一交待清楚了。然而这必定是孤证，而且过于清楚，也让人难以置信。八十二篇不可能是孙武亲著，其中“周敬王四年秋而修成兵法八十一篇”“周敬王五年”又选成“十三篇”等语言明显属于后人伪托。要确证其成书年代，我们不能不求佐于其他史料。
《尉缭子·制谈》提到：“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武子是也。”《韩非子·五蠢》提到了孙子之书：“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提到兵法，而且应是指《孙子兵法》:“(诸将)因问信曰:‘吾闻《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竟然以胜，此何术也？’
（缺一页）

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除十三篇外又有《吴问》、《黄帝伐赤帝》、《囚变》、《地形二》等佚篇。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印证了银雀山汉简中归于《孙膑兵法》和《佚书丛残》的许多篇，也是孙子佚篇。这样，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就不止十三篇了，而是数十篇。现在可以初步认定它是一个未经汉人整理的《孙子兵法》抄本。
在银雀山汉简出土后，人们多以为出土的是《孙子》十三篇。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银雀山汉简整理时将《四变》和《地形二》列在下编、这是很牵强的。《吴问》等列于下编尚可说通。而《四变》、《地形二》与十三篇的内容浑然一体，为维护十三篇之说，将其割裂并不科学。而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有“地形一”、“地形二”、“九变一”、“九变二”、“天地一”、“天地二”，还有“官一”、“官二”、“官三”。其中“九变二”的内容与《四变》可以相合。银雀山汉简中、确有十三篇的内容，但就整体而言。它更接近八十二篇，因此说，它应当抄自八十二篇的一个祖本。以往我们认识银雀山汉简时，往往以十三篇为界，凡与十三篇相合的则认为是孙子书，凡不合者多归入他书，或列为附篇。现在看来，这样做是错误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将《地形二》列为附编，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看作后人窜入，都缺乏佐证，难以服人。结果对客观地研究《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障碍。根据银雀山汉简所反映的情况，认为它抄成于文景之时，其成书可能更早，其战国色彩乃十分明显，再有书中明明写着苏秦事迹，苏秦为战国中后期人。因此说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成书的上限时间不早于战国中期。当然成书时编者会有所本的，其所本当是孙武的军事思想或某些篇章。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书的许多篇可以互相印证。说明他们之间有渊源关系。从篇目次序，篇章内容及用字用辞来看，手抄本要比银雀山本协调、严谨得多。这或许是成书晚的原故，或许是经后人序次、校订的结果。但是八十二篇抄本所依据的简本不会直接来源于银雀山汉简本。因为前者的有些篇章明显长于后者。如《军击》(或《雄比城》)就是如此。八十二篇的《军击》篇内容完整，顺序井然，似更接近原本。而银雀山出土的该篇却内容残缺，且简牍错乱，特别是同一简上的文字前后矛盾，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简本的前身，即它所依据的简本已残缺错乱。由此可以推定八十二篇本中的《军击》篇不可能抄自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中的〔雄比城〕及其传本。由此亦可推知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之前不仅存在过“父代本”，而且存在过“祖代本”。八十二篇中的《军击》篇至少源于这个祖代本或其较完整的传本。那么，这个祖代本的成书时间要比银雀山汉简本早许多。
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孙武兵法》的各篇中，“终语”篇《预示》似乎成书较晚。但也不会是汉以后的伪作。因为不计此篇《孙武兵法》仅81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十二篇。故当包括此篇，也就是说在任宏校兵书时己有此篇。这一点也可以从《预示》篇的内容得到佐证。八十二篇抄本中提到了吴王与孙武谈论如何用兵。吴王曰“汝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并让孙武“小试勒兵”，“试妇人”，孙武“即勒兵、杀目、姬以服”。司马迁的《史记》和银雀山汉简的《见吴王》均与此相合。说明八十二篇的《预示》篇有所本。但是这还不能排除后人依《史记》之言伪作的可能性。《预示》篇中记载了吴王与孙武谈论如何治国。吴王问“孰有道，孰无道?孰善治，孰无治?孰固成，孰先亡?”这段对话不见于史籍。但银雀山汉简《吴问》及散简中的一些内容与此相合。其文曰“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武举了范、中行、智氏及韩、魏、赵的例子，回答了孰先亡，孰次之，孰固国。说明了亩税大小及国民谁先富的关系。散简中又有：“明于国之所以亡”，“亡国之恒者也，故有国者必明之”等内容。如果说，《预示》中其他内容可能是伪托者杜撰或依据《史记》等典籍记载伪托的话，那么银雀山汉简已于地下埋藏两千多年，在这期间是不可能被转抄被依托的。 那么两个文献内容如此相合，就说明，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定抄自一部与银雀山汉简地位相当的古代文献，否则就无法解释八十二篇抄本与银雀山汉简内容、语言相吻合这一现象。如此说来，八十二篇抄本中，成书最晚的一篇——《预示》的成书年代也不会晚于汉代，甚至不能排除由韩信或其门客拟作的可能。
今本《孙子》十三篇，被古今许多学者称为孙武亲著，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可靠证据。史籍中多次出现“献吴王十三篇”之说，看来历史上应当确有此事。但是那可能是更古老的十三篇，那个十三篇的内容和篇目，我们已很难说清了。总之它决不会是今本的十三篇。今本十三篇从内容到篇题都要晚于银雀山简本。当然其基本内容在前两个版本中己早有反映。但今本十三篇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是从许多孙子篇籍中精选编定的。比如《九地》篇的内容要

比如《九地》篇的内容要比银雀山简本和手抄本更精细、更烦杂。因此今本十三篇当是有别于古十三篇的新十三篇。当是刘歆以后某人（或许就是曹操）定本的。当然其基本思想早在春秋末期就可能形成，但思想不是著作，不是载体，最早的反映孙武军事思想的著作也未必就是十三篇，更不可能是今本十三篇。起码现在我们还未见到今本十三篇是孙武亲著的可靠的证据。
从目前可以见到《孙子兵法》中，其各篇的成书时间也是很复杂的，有些可能成形的早些，有些则要晚些。古时无篇名大题，篇籍均可分别转引抄录；那么，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写成一篇流传一篇。从现有篇籍看，大体可分为两类。这两类的成书时间应是有区别的。银雀山汉简和八十二篇抄本如此，今本十三篇也是如此。如:计、形、势、南北、方面、明暗、行空等篇可能成书略早、而地形、军击、九地、九天、九处、十中、十发、将败、八阵等篇可能成书略晚。
我们在考察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时。还应注意到兵书的内在因素。兵书不同于一般的议论和记叙文章。它的内容往往涉及到天文气象，地理山川，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知识，不是一般文人可以编造的。它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是精通文史的军事专家的力作。即使文武双全的人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写就。兵法中所反映的军事哲理，不是一般的文字堆砌，而多是血肉凝成的智慧精华。每一篇文章都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这些精警幽玄的哲理，多经过几代人的补益和完善。
在一定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思想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离开了春秋战国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就产生不了包《孙子兵法》在内的先秦诸子文化。因此说孙子兵法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特定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象《孙子兵法》这样的精警之作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不可能是一时之作。将《孙子兵法》放在春秋、战国的大环境中来分析，其思想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更大。其作为一部兵书的载体产生于汉代的可能性更大。当然不能排除历史的继承性。如果我们认定《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成书于汉代，那么其中有一些非属先秦的古字，古语及思想、事迹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文物出版社1985午9月，第1版，第8页。
②杨善群: 《<孙膑兵法〉结构体例探讨——与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商榷)》，《管子学刊》1996 年，第4期，第72页。
③遵信:《孙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时代》，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 第1版，第138页。
④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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