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认为是现存最早、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曹丕代汉之时，献帝畏惧百官相逼不敢出行，皇后曹节见此大骂我父兄扫清海内、屡有大功，有何不可为帝？并对献帝直言“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这一叙述显然和我们所熟悉的毛宗岗父子版《三国演义》以及范晔《后汉书》中的“曹节掷玺”故事大为不同。在毛本与《后汉书》中，曹节站在了丈夫献帝一边，对曹丕“篡汉”的行为大加指责；而在嘉靖本中，曹节则与父兄同气连枝、支持哥哥曹丕代汉受命。两个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竟如此巨大，但小说怎么写其实并不构成问题，因为毛宗岗父子在批改过程中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大规模删除了原文中赞扬曹操一方的诗词和评论——问题在于作为“正史”的《后汉书》中的记载。
《后汉书》成书于东晋至南朝宋时期，作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享有盛誉。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后汉书》在对曹魏尤其曹操本人的历史记载中，大量采用敌国编写的《曹瞒传》等杂记文本。史家对于材料的取舍剪裁往往反映着作者本人及其时代的思想观念。范晔也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写道：“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杰思，殆无一字之空设。”即希望通过自己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姜磊，2024）。然而部分记载还是存在较大争议的，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对“曹节掷玺”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司马光注意到，这个发生在汉魏之间的“掷玺”故事与《汉书》中汉元帝的王太后故事很相似。王太后的侄子王莽计划篡位，向她索要玉玺，王太后愤怒地将玉玺扔在了地上，玉玺因此被摔碎了一角。司马光对此的分析是：“按此乃前汉元后事，且玺绶无容在曹后之所，此说妄也。”
（《资治通鉴考异·卷三·魏纪》四部丛刊宋本）
事实上，后人撰史因袭前人典故的做法，在汉魏之际乃至更广泛的修史情况中并不少见。正如刘知幾所言：“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这一叙述显然和我们所熟悉的毛宗岗父子版《三国演义》以及范晔《后汉书》中的“曹节掷玺”故事大为不同。在毛本与《后汉书》中，曹节站在了丈夫献帝一边，对曹丕“篡汉”的行为大加指责；而在嘉靖本中，曹节则与父兄同气连枝、支持哥哥曹丕代汉受命。两个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竟如此巨大，但小说怎么写其实并不构成问题，因为毛宗岗父子在批改过程中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大规模删除了原文中赞扬曹操一方的诗词和评论——问题在于作为“正史”的《后汉书》中的记载。
《后汉书》成书于东晋至南朝宋时期，作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享有盛誉。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后汉书》在对曹魏尤其曹操本人的历史记载中，大量采用敌国编写的《曹瞒传》等杂记文本。史家对于材料的取舍剪裁往往反映着作者本人及其时代的思想观念。范晔也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写道：“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杰思，殆无一字之空设。”即希望通过自己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姜磊，2024）。然而部分记载还是存在较大争议的，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对“曹节掷玺”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司马光注意到，这个发生在汉魏之间的“掷玺”故事与《汉书》中汉元帝的王太后故事很相似。王太后的侄子王莽计划篡位，向她索要玉玺，王太后愤怒地将玉玺扔在了地上，玉玺因此被摔碎了一角。司马光对此的分析是：“按此乃前汉元后事，且玺绶无容在曹后之所，此说妄也。”
（《资治通鉴考异·卷三·魏纪》四部丛刊宋本）
事实上，后人撰史因袭前人典故的做法，在汉魏之际乃至更广泛的修史情况中并不少见。正如刘知幾所言：“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