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仁轨与苏定方的交情，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刘仁轨曾与许敬宗的同党刘义府结下梁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载“拜新安令。累迁 给事中。为李义府所恶，出为青州刺史。显庆五年，伐辽，义府欲斥以罪，使督漕， 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随军。”《新唐书.刘仁轨传》，而李义府真是许敬宗一党据《新唐书.李义府传》载“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 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敛衽矣。”所以作为许敬宗好友的苏定方，自然也受到了这次事件的影响，其事迹在国史中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删改。而659年的孟达天池之战即为一例，这里本大王深入分析一下这场战斗。据出土吐蕃方面史料载“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已末，公元659年)赞普驻于“扎”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奔布之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对于这一记载，我们首先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准确性问题。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苏定方因都曼叛乱而被派遣前去平叛。关于苏定方平定都曼叛乱的具体时间，根据当代学者的深入研究，“这次出征的明确日期只有两个。一是显庆五年正月，即苏定方凯旋后在东都执都曼献俘之时，诸史料步的记载都一致，《新唐书·高宗纪》还明确记载为正月癸卯(正月初二)。另一是显庆四年十一月癸亥(二十一日)。《新唐书·高宗纪》此日下的记载(前已录出)比较模糊，可以理解为都曼寇边之日，也可看作苏定方任安抚大使之时。司马光参考了《实录》，将此日记为苏定方任安抚大使讨都曼之日。但是，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次年的正月初二只有四十一天，除去从西域某地回东都洛阳所需的时间(假定为二十至三十天)，剩下的十至二十天决不够苏定方在京都受任，再赴西域作战所需的天数。所以“显庆四年十一月癸亥”应是苏定方自西域某地做最后出击或是他与都曼接战之日。苏定方应在显庆三年(658年)十一月京师执贺鲁献俘之后又返回了西域。有三种可能:一是献俘之后不久，二是翌年三月弥射败真珠叶护的前后，三是显庆四年九月以后思结都曼起兵时。而无论如何，西征功臣西返总说明了西域不安宁。这正符合我们前面对弩失毕诸部的考察。”《唐代西突厥都曼起步事考》本大王认为显庆四年三月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故苏定方实际上至少有9个月时间，时间上是没有问题。

然而，在考据时间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对空间的考量。文献中提到的“乌海之东岱”，需要确定其所在地是否符合唐与吐蕃作战之空间，才能进一步确证这场战斗的真实性。按一般说法“乌海”所在地是吐谷浑境内(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而苏定方应是从“丝绸之路”从长安或洛阳，经甘肃、到新疆。如此从甘肃至果洛藏族自治州路程至少有数千里，那么苏定方这次与吐蕃交战确实显得多余。但是根据当代学者的深入研究““乌海”被误认为是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花石峡镇一带“东给措纳湖”的主要原因跟《安多政教史》记载有关。藏文版《安多政教史》中所记载的“上部有扎陵湖和鄂陵湖、苦海、东给措纳湖、托索湖等五大神湖。”这一段在汉译版《安多政教史》中译作“其上部为扎陵湖或称为察汗淖尔、阿拉淖尔或称为鄂陵湖、百力豆措湖亦译作苦海、当如措那克湖亦意译作黑海、陶素淖尔等,被称为措曼秀摩五湖。”因为，汉译版中把“东给措纳湖”翻译为“黑海”或者“乌海”，所以导致唐之“乌海”即今果洛藏族自治州花石峡镇一带“东给措纳湖”的观点。…………………………两位藏族学者有关“乌海”位于今循化县境内的观点与当地“阿尼达延山神”传说相结合，便能考证“乌海”确切地理位置。《道帏藏族社区志》中写道:“达延芒布支大臣率蕃军一千兵，前往董岱措纳湖一带，于汉兵八万军交战。达延芒布支不幸而牺牲。属下为了彰显和永记他的战绩，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此山上修建陵墓，并炯察和朝察两大将军联合把汉军从达延石城赶到黑山。此后，达延芒布支被敬为山神 同时成为具有神力的家乡神。”位于“东日措纳湖”或者“乌海”附近的“达延神山” 不仅是道帏藏族乡的圣地，“达延山神”更是道帏藏族乡的保护神。达延·芒布支卒后，“乌海”附近的居民(今道帏乡一带居民)把他敬为山神 并将他的墓建在今循化县道帏藏族乡一带。综合以上资料，唐之“乌海”或者吐蕃“董岱措纳(孟达天池)”的具体位置可以确定为今循化县孟达乡、道帏藏族乡以及大河家镇交接处之名为“东日措纳湖”或者“孟达天池”的圣湖。”《“大非川”地理位置考》

另有学者对原文名称进行释义，“措那董茹即为今青海循化县境内之孟达天池，孟达天池在藏语被称作“董茹措那”(stong ru mtsho nag)，只是前后两词换位而已。在孟达天池不远处还有叫做“阿米达结”(amyes da rgyal)的山神，据称是上引达结芒布支于659年战死阿米达结山附近后，后人为追忆达结将军而命名该山为“达结山”。”《吐蕃地名研究》可知唐与吐番交战地，并不是吐谷浑而是唐陇西道，并且也并不是苏定方孤军深入，而是吐蕃大举入侵。那么吐蕃入侵的目的何在？对此在弓月和疏格二王向唐投降之时有一段回忆的记载“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资治通鉴》卷202自此可知是一开始弓月是和都曼，在苏定方平定都曼叛乱之后，弓月不甘心失败，南引吐蕃北招咽面继续与唐对抗。而吐蕃这次入侵唐陇右道显是应弓月之邀，但是吐蕃并没有与弓月在西域会和，而是从青海方面进攻，其目的应该是想占领甘肃，切断唐与西域各国，使西域各国不战而降。但是正好被回师的苏定方撞见。

接下来，我们需要审视这段古藏文文献的翻译是否准确。由于这批文献的发现对于研究唐与吐蕃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其内容的翻译和理解必须严谨。以下是笔者对收集到的各种翻译，可以分为五种第一唐朝大胜支持此翻译者为①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已末，公元659年)赞普驻于“扎”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奔布之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②黄布凡《敦煌藏文吐鲁史文献译注》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第二吐蕃与唐朝交战八万损失到一千支持此翻译者为①《唐吐重要文献选辑》“659年达延奔布支在乌海的东如，与唐将苏定方接战，达延卒，(阿柴人口)从八万减到一千”②叶拉太《吐蕃地名研究》“至羊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结芒布支于措那董茹与唐将苏定方交战，达结战死，八万大军减至千人。一年。”第三唐人大败持此翻译者为根郭琼培的《白史》“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意”另有一些藏学者也同样这样认为。第四唐军小胜持此翻译者为胜扎西当周认为是“一千吐蕃兵因寡不敌众败于八万唐军”第五吐蕃小胜据黄正英在《敦煌本吐蕃历史大事记年有关唐吐关系的译注拾遗》一文中认为是“(吐蕃)以八万之众败其一千”
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这就是记载史事因语词隐晦，造成不清不楚的结果，让后人费疑猜，致史事混沌不”《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文本原意来进行解释，对此索南加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部分地名及疑难词句研究》一文中指出①达延并非战死或者被杀死，而原意是去世即正常死亡，②原意并无胜败之意，只说是“技穷”故原意是“八万技穷于一千”③由于原意模糊不清，所以是唐军八万还是吐蕃不得而知，但是由于汉文没有记载此事，外加“唐军八万技穷于一千吐蕃”符合文书标准，所以应是唐军八万技穷于一千吐蕃军。笔者认为目前所留汉文资料，最近都离此战百年之后。所以必不可少会参考《实录》，而《实录》被刘人轨删改过，刘仁轨有足够理由删除这一战。不过由于是吐蕃人所写，外加违败杨胜严重，对唐作战无一败北记载，故笔者认为正确应为“及至羊年(公元659年)，赞普居语扎之夏热地方，大论东赞驻于阿夏(吐谷浑)；达延奔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庭苏定方进行交战，(这一年)达延卒；八万(唐军)技穷于一千(吐蕃)。”《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部分地名及疑难词句研究》
这里我们不妨继续对《敦煌历史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据现在学者研究认为，吐蕃史书似喜以“屠杀很多人”来代替胜负，如659年论钦陵与王孝杰大战只记为“杀很多唐人，”如670年大非川，仅记为“于吉玛廊屠戮很多唐人”，如745年于石堡击败来袭唐军依只说“杀掉大部分唐人”，这与汉文史书对比吐蕃史书，不重视战争胜负，重视杀戮特点非常明显。⑭而这次记载吐蕃并没有记载，自己杀了多少唐人，而仅仅只是用一句“技穷”，可以看出吐蕃方面明显心虚。并且吐蕃亚相达延奔布与唐交战之后就忽然自然死亡，虽然说不是不可能，但是明显过于凑巧。所以笔者认为实际应因是唐人胜利，至于八万打一千纯是吐蕃为了挽尊所说，所以不需要以此记载来认定这场战役中唐与吐蕃的兵力。故笔者认为实际情况是，唐与吐蕃在陇右大战，最后吐蕃大败，双方回去之后，唐朝许敬宗对此多有吹嘘，但是后面随着刘仁轨当权被删除。吐蕃方面失败之后，也不好意思乱吹，但是还是说八万技穷于一千来给自己挽尊。

@7Ae
老兄来看一下是否正确

吧主，这是什么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