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各位同志提问批判,本人理论不精,还在学习中,还请多多包涵。
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讲,9月18日代表着一系列沉痛,严肃的事件,同时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历史危机也是我们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如今,这一历史危机仍然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边。我们应当怎么做?
在今年9月18日,深圳某日本十岁男孩遇袭身亡,在此之前的6月24日,苏州日本校车一对母子遇袭,见义勇为的中国妇女不幸身亡,两起事件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先来谈谈对错。我们先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尝试论证杀人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就像普遍的司法程序一样:
“归类性错误”:出现评价错误,在外行须域的平行性判断,道德生活赋予人的一般价值观。笼统的来看受害者的身份有三:最为基本的,拥有人权的人,未成年人,日本人,在法律和道德体系下,杀害前两者身份的人就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是恶劣无耻的,杀日本人是否可以接受,是立场问题,会在下文讨论,首先表明作者立场——从阶级叙事角度出发,日本人并不是一个人的第一身份,第一身份永远是阶级,其次是立场,因此不应当。
事实认知错误:不存在价值观混乱,仅主观上对一个纯粹事实出现误认。假定杀人者精神正常,那么很难误认杀人事实。
禁止性错误:对某种行为“法律是否禁止”的误解。杀人违法,是最为普遍的常识。
综上所述,上文所提到的两起事件中的行为不涉及上述任何的错误。从最为客观中立,最为克制的事实和结果来看——一位未成年人死了,伤人事件激化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历史危机。
再来谈谈立场。中国人的立场并不是统一的,在谈论中国对日本的负面态度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应当单纯描述这一态度的存在,更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究其根源——中日之间的历史矛盾与现有矛盾,究竟是因何产生的?中日之间的历史矛盾,是日本侵华,中国抗击侵略者,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冲突。而中国与日本现在的矛盾在集中在核污染水排放,以及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缺乏反思的现象上。
首先,先问有没有,再问是不是——核污染水排放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吗?从最近恢复对日本海鲜进口的政策来看,核污染水的危害并没有之前常见的观点中所表达的那样严重。这个时候,当初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核污染水危害,这一行为满足了哪一群体的利益?这些是我们应当回答的问题。其次,更具体的讲中国人民——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是否因反对并不存在的核污染水排放事件受益?先从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理由说起:
中国人民对核污染水排海事件的观点可能归于四点原因:
1. 对健康直接影响的担忧——担心海产品损害健康。实际上,有吃海鲜习惯的中国人占少数,往往仅限沿海地带。并且日本向中国海鲜出口量极少(2020年,中国海鲜十大进口国不包括日本,从这10个国家的进口额占到中国进口海产品总金额的近七成,加之中国本身就是海鲜出口国),正相反,日本是中国海鲜出口最大目的地(2019年)。故本原因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公众对于进口数据的不知情,也可作为影响力有限的次要原因考虑。
2. 朴素的环保道德感——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当对国际社会负责,不应当排放核污染水进入太平洋。通过太平洋的洋流,核污染物质最终会扩散到全世界的海洋和水体中,并通过生物富集进入生物圈。这一点是表层主要原因,但是单单是环保道德观念无法解释中国人民对日本以及西方权威机构对核污染水水质担保的不信任。更无法解释中国为何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口——因为很明显,并不仅是日本遭到了污染。
3. 中日历史矛盾的延续——这是四点原因中,最为深层次,最为核心的。部分中国人民对核污染水排海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因的环保主义议程。中国与日本的历史矛盾,以及中国与西方当下的矛盾,产生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信任。
4. 对以东电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对——持这一观点的人占相对少数,此观点的支持者普遍将福岛核泄漏事件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类比,指出资本主义在解决世界级安全危机的消极,相比之下,苏联做出的反应更加负责,也更有牺牲精神。因此反对核污染水排海,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态度的一部分。
其次是对伤害事件的看法,如今中国人民厌恶从阶级立场对日本的厌恶有如下:
1. 在日本资产阶级政府的影响下,不承认侵华战争,“反战败”的态度。
2. 日本军国主义败类依然活跃在战后的日本政治领域。
3. 日本右翼近年来影响力的上涨,让中国人民警惕。
尽管有以上三点理由,持此观点的,具有清醒的阶级立场的中国人民,可能还是少数,这样的先进代表更不可能对日本未成年人行凶。而且以上三点与一个在中国定居的日本未成年人无关,对他的暴力并不能伤害到资产阶级政府/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或者是任何一位支持战争的日本反动派。从阶级立场出发,应当谴责,并坚决不能以任何形式认同发生在6月24日与9月18日的两期伤害事件。
关于此事件的余波,我想要指出两点:
第一点是针对常见的“中国人在日遇害的关注度不如日本人在华遇害”观点的评价。这一评价的来源有二:第一,由于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中国外交的围追堵截,我们在外交事件上的处理需要谨慎,第二,中国人民作为历史危机的受害者,战后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对抗日战争的掩饰的双重作用下,日本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了解程度和严肃态度远不如中国人民,但这并不代表如今的日本人民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因此,在外交层面和话题关注度上,显得中国人在日遇害的关注度不如日本人在华遇害。借此炒作毫无意义,只会加剧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与矛盾。正相反,矛头应当对准蓄意蒙骗日本人民的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将日本人民绑上侵略战车的军国主义败类与门阀财阀,以及在外交层面上责难中国的世界资产阶级政府。这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也是我们终将摆脱的锁链。
“今天的日本人民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这一论点势必会引起争议。我想在此解释。对于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批判,一是从极端民族主义视角出发,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持有不可原谅的态度。这一批评主要以阴阳怪气的形式出现。认为“这一切都是昨天的中国人干的,日本人原谅今天的中国人吧。”客观来讲,日本战后思潮与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单纯考虑人的生老病死,远比持刀杀人事件后中国一天的变化大。
第二个角度背后的问题比较尖锐,也是很有争议性的——日本帝国时代的日本人究竟是不是受害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前文所述的立场也有着直接联系。答案是: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日本人民并不是一个人,并不具有统一的意志,总体来讲,日本人的角色是,部分日本人民选择了支持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政权,部分人是被迫的。再者,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最终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法西斯分子通过谎言与压迫夺得了统治地位,但日本人民也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与直接的反抗,关于这部分,可以读读《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出版印刷工人的抵抗》。但如上文所说,我们讨论的是今天日本人的态度,历史是动态的。
以上是针对第一点做出的回答。
第二点,也就是现在“塔”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战略层面上要完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要完成支持国货,另一方面不能将外资挤出或吓出中国市场,一定会主动提升民族主义情感,所以不播报中国公民在日遇害,重量级宣传核废水,以及这次海鲜禁令上的让步,调节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叙事,目的是国家发展层面的战略,从宏观的层面上理解政策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
在文末,千言万语汇作一句话——“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写在天安门城楼上最美好的愿望,应当是世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指引我们解放的前途!
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讲,9月18日代表着一系列沉痛,严肃的事件,同时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历史危机也是我们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如今,这一历史危机仍然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边。我们应当怎么做?
在今年9月18日,深圳某日本十岁男孩遇袭身亡,在此之前的6月24日,苏州日本校车一对母子遇袭,见义勇为的中国妇女不幸身亡,两起事件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先来谈谈对错。我们先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尝试论证杀人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就像普遍的司法程序一样:
“归类性错误”:出现评价错误,在外行须域的平行性判断,道德生活赋予人的一般价值观。笼统的来看受害者的身份有三:最为基本的,拥有人权的人,未成年人,日本人,在法律和道德体系下,杀害前两者身份的人就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是恶劣无耻的,杀日本人是否可以接受,是立场问题,会在下文讨论,首先表明作者立场——从阶级叙事角度出发,日本人并不是一个人的第一身份,第一身份永远是阶级,其次是立场,因此不应当。
事实认知错误:不存在价值观混乱,仅主观上对一个纯粹事实出现误认。假定杀人者精神正常,那么很难误认杀人事实。
禁止性错误:对某种行为“法律是否禁止”的误解。杀人违法,是最为普遍的常识。
综上所述,上文所提到的两起事件中的行为不涉及上述任何的错误。从最为客观中立,最为克制的事实和结果来看——一位未成年人死了,伤人事件激化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历史危机。
再来谈谈立场。中国人的立场并不是统一的,在谈论中国对日本的负面态度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应当单纯描述这一态度的存在,更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究其根源——中日之间的历史矛盾与现有矛盾,究竟是因何产生的?中日之间的历史矛盾,是日本侵华,中国抗击侵略者,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冲突。而中国与日本现在的矛盾在集中在核污染水排放,以及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缺乏反思的现象上。
首先,先问有没有,再问是不是——核污染水排放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吗?从最近恢复对日本海鲜进口的政策来看,核污染水的危害并没有之前常见的观点中所表达的那样严重。这个时候,当初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核污染水危害,这一行为满足了哪一群体的利益?这些是我们应当回答的问题。其次,更具体的讲中国人民——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是否因反对并不存在的核污染水排放事件受益?先从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理由说起:
中国人民对核污染水排海事件的观点可能归于四点原因:
1. 对健康直接影响的担忧——担心海产品损害健康。实际上,有吃海鲜习惯的中国人占少数,往往仅限沿海地带。并且日本向中国海鲜出口量极少(2020年,中国海鲜十大进口国不包括日本,从这10个国家的进口额占到中国进口海产品总金额的近七成,加之中国本身就是海鲜出口国),正相反,日本是中国海鲜出口最大目的地(2019年)。故本原因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公众对于进口数据的不知情,也可作为影响力有限的次要原因考虑。
2. 朴素的环保道德感——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当对国际社会负责,不应当排放核污染水进入太平洋。通过太平洋的洋流,核污染物质最终会扩散到全世界的海洋和水体中,并通过生物富集进入生物圈。这一点是表层主要原因,但是单单是环保道德观念无法解释中国人民对日本以及西方权威机构对核污染水水质担保的不信任。更无法解释中国为何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口——因为很明显,并不仅是日本遭到了污染。
3. 中日历史矛盾的延续——这是四点原因中,最为深层次,最为核心的。部分中国人民对核污染水排海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因的环保主义议程。中国与日本的历史矛盾,以及中国与西方当下的矛盾,产生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信任。
4. 对以东电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对——持这一观点的人占相对少数,此观点的支持者普遍将福岛核泄漏事件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类比,指出资本主义在解决世界级安全危机的消极,相比之下,苏联做出的反应更加负责,也更有牺牲精神。因此反对核污染水排海,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态度的一部分。
其次是对伤害事件的看法,如今中国人民厌恶从阶级立场对日本的厌恶有如下:
1. 在日本资产阶级政府的影响下,不承认侵华战争,“反战败”的态度。
2. 日本军国主义败类依然活跃在战后的日本政治领域。
3. 日本右翼近年来影响力的上涨,让中国人民警惕。
尽管有以上三点理由,持此观点的,具有清醒的阶级立场的中国人民,可能还是少数,这样的先进代表更不可能对日本未成年人行凶。而且以上三点与一个在中国定居的日本未成年人无关,对他的暴力并不能伤害到资产阶级政府/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或者是任何一位支持战争的日本反动派。从阶级立场出发,应当谴责,并坚决不能以任何形式认同发生在6月24日与9月18日的两期伤害事件。
关于此事件的余波,我想要指出两点:
第一点是针对常见的“中国人在日遇害的关注度不如日本人在华遇害”观点的评价。这一评价的来源有二:第一,由于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中国外交的围追堵截,我们在外交事件上的处理需要谨慎,第二,中国人民作为历史危机的受害者,战后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对抗日战争的掩饰的双重作用下,日本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了解程度和严肃态度远不如中国人民,但这并不代表如今的日本人民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因此,在外交层面和话题关注度上,显得中国人在日遇害的关注度不如日本人在华遇害。借此炒作毫无意义,只会加剧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与矛盾。正相反,矛头应当对准蓄意蒙骗日本人民的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将日本人民绑上侵略战车的军国主义败类与门阀财阀,以及在外交层面上责难中国的世界资产阶级政府。这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也是我们终将摆脱的锁链。
“今天的日本人民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这一论点势必会引起争议。我想在此解释。对于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批判,一是从极端民族主义视角出发,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持有不可原谅的态度。这一批评主要以阴阳怪气的形式出现。认为“这一切都是昨天的中国人干的,日本人原谅今天的中国人吧。”客观来讲,日本战后思潮与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单纯考虑人的生老病死,远比持刀杀人事件后中国一天的变化大。
第二个角度背后的问题比较尖锐,也是很有争议性的——日本帝国时代的日本人究竟是不是受害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前文所述的立场也有着直接联系。答案是: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日本人民并不是一个人,并不具有统一的意志,总体来讲,日本人的角色是,部分日本人民选择了支持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政权,部分人是被迫的。再者,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最终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法西斯分子通过谎言与压迫夺得了统治地位,但日本人民也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与直接的反抗,关于这部分,可以读读《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出版印刷工人的抵抗》。但如上文所说,我们讨论的是今天日本人的态度,历史是动态的。
以上是针对第一点做出的回答。
第二点,也就是现在“塔”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战略层面上要完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要完成支持国货,另一方面不能将外资挤出或吓出中国市场,一定会主动提升民族主义情感,所以不播报中国公民在日遇害,重量级宣传核废水,以及这次海鲜禁令上的让步,调节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叙事,目的是国家发展层面的战略,从宏观的层面上理解政策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
在文末,千言万语汇作一句话——“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写在天安门城楼上最美好的愿望,应当是世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指引我们解放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