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史学领域极常见的命题，前人研究已非常充分，要写出新意很难。周思成新著《王安石“强辩”考》自熙宁时代的唇枪舌剑切入，以当时广泛而激烈的政治辩论为审视主体，实可谓独辟蹊径，使人耳目一新。
传统意见谈论王安石变法，常将事与人分而论之。即对王的个人品行持肯定态度，对变法则持否定立场。如司马光身为王安石最强劲的政敌之一，于王去世后评价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建议“朝廷宜加厚礼”，以堵塞反复无常之徒的诋毁。黄庭坚是反变法派，亦不吝赞美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朱熹严厉批评王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也仍肯定其为人“清介”“高远”。吕中极不满王安石“引用小人”，却仍承认“安石之心与章子厚（惇）不同，……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

这种评价模式长期延续，直到晚清才因国运急速下坠而发生变化。彼时的开明知识分子群起呼吁变法图强，这种心理很自然地也投射在了历史人物身上，商鞅、王安石与张居正等改革者成了时代书写的宠儿。如深度参与了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的梁启超，不但为王安石立传，还大声赞誉其为“三代以下之完人”，甚至将其与英国近代著名政治人物克伦威尔相提并论。这种按现实需要重新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做法，意味着时代意见全面压过了历史意见。晚清只是开端。此后，时代意见愈演愈烈，历史意见步步退缩。及至后来，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已全面翻转。

时代易变，时代意见必然游移不定。历史意见不会，毕竟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固定。后世之人虽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现场，那些严肃的历史研究终究是在不断逼近历史本相。《王安石“强辩”考》试图回到熙宁元丰时代，具体而言是回到变法期间各种政治论战的现场，自然也是一次摆脱时代意见、回归历史意见的努力。不过该书未止步于此，还试图更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其副书名“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便隐隐指向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王安石“强辩”考》，周思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4年5月。

被忽视的常识
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最大常识，便是北宋仍是个皇权专制国家——遗憾的是，前些年的宋史热似乎让许多人忘记了这一点，竟将赵宋王朝视为了拂晓、前夜乃至近世的开端。实则赵宋王朝的皇权依旧无远弗届，赵宋王朝的官僚集团依旧只是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工具。至于文官们较前朝更有尊严、也多了些批评皇帝的空间，只是皇权从改良统治术的角度出发，略略放松了勒在官僚集团脖子上的绳索，并不意味着官僚集团成了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存在。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皆无能够抗衡、制约皇权的力量。当然，北宋政治确有其特别之处，正如本书所承认的那般：

好书，不过批王过了

“北宋政治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这个时代和这套制度竟能允许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升到能够真正左右国家命运的高位，并且，在获得权势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权力腐化的侵蚀。单是这一点，北宋政治也足以得到很高的评价。”
只是这种特异性远不足以改变北宋的政权性质。王安石与司马光可以利用其能量与声望部分影响时代走向，但真正的决策者仍是皇权及其代理人。当皇权决意不受王安石与司马光影响时，王安石与司马光毫无办法。
正是这个最大的常识，决定了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论战，无论表现得多么激烈与充分，皆只能走向强辩，且必以诡辩告终。

王安石像，出自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

政治靠山决定论辩成败
王安石的强辩众所周知。赵抃说他“强辩自用，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朱熹说他“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强辩既是王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也是他立身朝堂期间留给世人最显著的政治标签。围绕在王安石身边的那些知名新法派干将，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也皆在史料中呈现出咄咄逼人、利口轻肆、猖狂狡狯的论辩特征。
这些史料记载，不能简单归结为政治对手的污蔑。毕竟熙宁以前、元祐之后同样政争频繁，可惟有熙宁、元丰时代的变法派在史料中留下了强辩的历史形象，可以说是个极突兀的例外。

在宋人刘安世看来，这突兀的例外之所以出现在熙宁、元丰时代，核心原因是宋神宗的权力毫无制约而又亟欲大有作为：“神庙即位，富于春秋，天资绝人，读书一见便解大旨，是时见两蕃不服，及朝廷州县多舒缓，不及汉唐全盛时，每与大臣论议，怫然有不悦之色。……独金陵(王安石)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以激切奋怒之言，以动上意。”神宗即位时仅二十岁，正是雄心勃勃意欲有为的年龄，又素好法家权术，喜读《韩非子》，曾沉痛慨叹“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革”。熙宁元年王安石入朝，神宗向他询问治理天下的法门，王回复“择术为先”。神宗又问效仿唐太宗如何，王回复“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这些话语，既契合神宗的价值观，也命中了年轻皇帝欲大有为的心态，神宗自然颇为受用。其命王安石“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可谓顺理成章。

因新政成了疯狂逐利的财政改革，当时天下人对王安石变法群起而攻之，可王始终屹立朝堂岿然不动。据刘安世分析，这岿然不动主要依赖虚名、实行、强辩、坚志八字——“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此虚名也；平生行止无一点涴，论者虽欲诬之，人主信乎？此实行也；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故曰强辩；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祸福恐之得回，此老实不可以此动，故曰坚志。”简言之就是名声大、私德好、擅长强辩、绝不低头。前两项不足为奇，后两项恰是神宗最看重王安石的地方。王安石能够上位，是因为想要大有为的神宗希望他上位；王安石的强辩能够在朝堂上有发挥空间且无往而不利，是因为想要大有为的神宗需要他的强辩。史载，王安石于御前与人争辩，常自神宗处收到“上笑”“上悦”“上大悦”之类反馈，这反馈毫无疑问正是极有力的支持。

宋神宗像，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帝王像》。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表述，应是“以神宗意志为准、由王安石负责执行的财政改革”。正如《宋史·唐介传》所言：“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亦正如曾公亮的无奈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无人能够在政治辩论中击败王安石并阻击变法，其核心原因既不是王安石辩才超群，也不是变法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道德优势，而是王安石的辩词背后站着宋神宗。没什么东西可以制约皇权，所以王安石的政治辩论，往往在启动之前便已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也正是“强辩”的核心含义——不管道理上站不站得住脚，论辩时总有说辞，总能够强行宣布论战胜利。

强辩的终点是诡辩
变法初期，王安石与司马光围绕“理财”的著名争论，便是一场典型“强辩”。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的缘故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声言只要朝廷起用专业理财人士，必可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担忧所谓理财专家不过是擅长“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毕竟天下财富“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朝廷欲增加财政收入便大概率要增加百姓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