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肯定有一大堆王左到处发这张图，但是不必害怕，我们一样有一大批看完这个帖子的🐞能理直气壮反驳这批王左

1957年，中国接连研制出了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该成果同1947年美国发明的半导体点接触式晶体管仅差10年。
1962年，中国成功研制出硅外延工艺，并且逐渐开始研究采用照相制版等工艺。继1958年美国首次研制成功半导体集成电路后，1965年，河北半导体研究所也鉴定了DTL型逻辑电路，随后，上海元件五厂鉴定出TTL电路产品。
这一类小规模双极集成电路的出现代表着小规模集成电路在中国诞生。
1972年，中国成功研制出第一块PMOS型LSI电路。1976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利用中国自主研制的ECL 型电路成功研制出运算 1000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

2.成就的背后……
似乎到这里，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一帆风顺、所向披靡，似乎赶英超美只是十几年的事情——毕竟直至73年日韩台都还没有任何半导体工业的科研基础。
然而，王左并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路线模式的错误、层出不穷的各种运动，半导体产业看起来的辉煌不过是昙花一现，天天吹嘘的“发育不良婴儿”离夭折远比想象中近得多

早期的半导体产业主要是以国防应用为主。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我国成立了电信工业管理局，主管国防电子通信，下属大量企业与研究机构。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导弹、雷达、国防通讯和国防计算等领域。此时，中国半导体产业用于民用的非常少，只有少量的用于制造半导体收音机。
之前的图片显示，尽管中国半导体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看起来不大，但是国内研究的技术大部分未进行市场化应用，发明的半导体产品基本上是实验室的样品，而国外则大规模地用于民用产品上

同时期美国的企业不管是从产品开发还是技术更迭，都是围绕市场进行的。早期有晶体管之父之称的肖克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根晶体管。后来，8位年轻的天才离开了肖克利公司并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迅速发展并提升了集成电路行业的技术水平。此外，仙童半导体还培养了大量的半导体人才。
1968 年，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诺伊斯和摩尔创办了英特尔，罗伯茨拉斯特和赫尔尼创办了泰瑞达的子公司阿米尔科半导体;1969 年，从仙童半导体公司离职的桑德斯创了 AMD。后来 AMD 成了英特尔仅有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半导体公司和资金来源已经由专业风险投资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

由于紧贴市场，一直围绕市场进行运营，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半导体巨无霸企业。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由于体制的限制，发展速度非常慢。而市场需求则主要满足军工企业和国防事业的需要，市场空间非常有限，因而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请特别认清楚一个观点：集成电路产业自其诞生之日起，立即表现出其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三高”特征。20世纪80年代张忠谋首创的Fabless模式让一大批没有制造能力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也进入了市场，使得产业界主导的集成电路研究获得了极其爆炸的增长(这也导致⏰️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彻底沦为路边一条)。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界将制造售卖半导体芯片获得的恐怖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也只有产业界近乎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才能承受得起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奇高无比的风险和研发成本。事实上，在Fabless模式成立之前，只有德州仪器、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这样巨头中的巨头才能承担得起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发

你这没什么新东西，我以前就知道了

学过半导体物理的，再随便搜一下，都能知道个大概

无论如何，以产业界为主导、产学研联合投入的研发模式是美团决胜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不二法门。美团厂商在集成电路市场的占领份额从来没有低于60%，企业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研发投入逐年攀升，形成研发——升级——获利——继续研发的良性循环。
截止2011年，100亿美元的投入才能建立一条28nm技术的产线，16nm则需至少130亿美元的投入，台积电在2013年仅在产线升级上就投入了100亿美元。这是水涨船高下的结果。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种模式下的回报有多么丰厚

除此以外，其他的问题也不小，我们一个个看下来

“三线建设”时期，受当时国际关系恶化的影响以及后期“左”倾路线的干扰，大量重要科研项目与生产建设工作停滞，电子工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方针被迫改变。在此期间，对地方半导体产业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尤其是规划了企业与学校的三线建设工程

自 64 年始，一批骨干企业陆续从中心城市迁往偏远地区，一批学校（包括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异地新建分校或改建为生产工厂。在新的布局调整中，半导体化的军民产品比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民用产品比例缓步上升。
但是总体来看，异地搬迁造成的“孤岛”和“飞地”效应，使许多迁往偏远山区的企业与学校发展状况极差，收效甚微。企业造出来的产品质量不高，残次品较多。而原有骨干技术人员难以兼顾首尾，许多拆分企业与学校得不到配套工业和技术基础支持，只能“自力更生”。这极大限制了行业的正常发展

“三线”建设时期相当多地区的投资布局并不合理。有一些工厂选址过分强调了“靠山、分散、隐蔽”，这样的规划割断了产业内部的有机联系，使原有的技术力量无法协同，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无法形成。
由《中国电子工业年鉴（1986）》的数据可知，截至 1965 年，13 个三线省份中有 5 个省份（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广西）的电子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以至于没有具体数据，到了 1970 年，仍有 3 个省份（云南、青海、宁夏）空白。
相较于“三五”时期，“四五”期间，除河南省外的 9 个三线省份（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山西）的年均增长速度都出现了幅度不一的下滑，这与 1965—1970 年间电子企业大举迁入三线省份以至于企业数量暴增近 7 倍的情况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