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由于有诸葛亮的这层关系而获益。不过，这层关系，也为诸葛瑾带来了麻烦。但是由于诸葛瑾的小心谨慎，早就避于无形了。《三国志·诸葛瑾传》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这段故事，后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刘备不信任诸葛亮的铁证之一。王夫之曾经在《读通鉴论》中说：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使公果与子瑜合而有裨于汉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况其用吴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对于这个评论，笔者不敢苟同。很多学者都把责任推到刘备身上，但是却忽略了这事情的另外一个主角---诸葛瑾。诸葛瑾的性格，同诸葛亮有一个共同之处：小心谨慎。这从上面谈过的诸葛瑾的生平已经可以得到一个佐证。而诸葛瑾的这种性格，到了诸葛瑾的晚年还是挥之不去、一直存在的。《三国志·诸葛瑾传》中就说“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这种“忧戚”，正是其谨慎性格的一种体现。在这种谨慎性格的影响下，诸葛瑾自然也会采取一些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行为。回头说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的这件事。当时刘备已经得到益州，正处于冉冉上升的时候，这个时候刘备怀疑诸葛亮，时机不对，要怀疑也应该是在赤壁之战诸葛亮出使东吴的时候，这才更加合乎情理；笔者认为：这次诸葛瑾的出使，没有对诸葛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对诸葛瑾带来了不便。因为几年之后，诸葛瑾就因为曾经出使过蜀汉，而且有个在蜀汉做丞相的弟弟，孙、刘交恶而受到孙吴部分人的怀疑。并且把小报告打到了孙权那里。为了这件事情，陆逊还亲自上表为诸葛瑾担保，孙权也不得不站出来公开辟谣：“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见《三国志·诸葛瑾传》）。看来这件事情在当时闹的还挺大的。从这里足见王夫之的评论是错的，把方向给弄颠倒了。说完对王夫之评论的看法，再说说诸葛瑾的这封信。笔者估计也正是因为此次出使的影响，诸葛瑾才写信给刘备劝和。这封信与其说是劝和，还不如说诸葛瑾向怀疑者们的一种公开表白。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先将《三国志·诸葛瑾传》中该信的原文列明如下： 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裴松之在作注的时候，就说这封信于理不合：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对于裴松之之前的分析，笔者深感赞同，这封信的劝和内容从一个孙吴官员的笔下而出，实在是毫无道理（讲的是歪理），“实为辞章之费”，但对于诸葛瑾这个小心谨慎的人来说，却是很正常的，裴氏同样没有从诸葛瑾的身上寻找原因。基于同样的原因，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裴松之的反驳也是毫无意义的：及昭烈之时，以达意讨贼，则人心尤易于耸动，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亏，何痛如之？顾可以先元首乎！后儒谓孙权亦汉贼也，则诚如裴氏所论。于此时也，责以犄角讨贼，同好弃恶，告诸天地，腾书远近，为文祭于羽，暗示士众，旋师北向，身出秦川。若克关中，汉业可复，权亦称藩矣。和裴松之一样，何焯仅仅是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辩解，却没有抓住这封信的本质。笔者认为：诸葛瑾通过这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堵住了怀疑者的嘴，同时也获得了孙权的绝对信任。通过这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诸葛瑾的老谋深算。诸葛瑾能在孙吴政坛屹立不倒，一直身居高位，这与其性格上的小心谨慎、官场上的左右逢源、处事深谋远虑，都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此，诸葛瑾才能成为孙吴政坛的不倒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