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混血人种包括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库西特人、达罗毗图人。黄白混血人种包括突厥人。黄黑混血人种包括南岛人。






二、人类文明
　　1、文明的内容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是吃饭问题，人类解决方式有两种：果实采集业和狩猎业。 由于长期的实践、灵感智商的触动，出现了农业革命，果实采集业演变为种植业，狩猎业演变为畜牧业，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
　　紧接着吃，人产生了对穿、住、用的需求，于是与之相应的纺织业、住宅建筑装修业、制造业出现于人类社会。用就是日用品，包括家用电器、毛巾纸张、桌子椅子等。统称工业。
　　工业其实就等于“手工业＋科学”。古代中国之所以只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而未能将手工业发展为工业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古希腊发展出来的科学精神。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是手工业的支柱。中国古代发达的是技术而非科学。科学需要我们认识事物的“所以然”，而技术只需要我们知道事物的“之所然”。因此，技术只需要我们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总是可以总结出来的。但科学却不同，科学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我们有一种精神----求知的精神，认识事物的内在原因，而非只知道外在现象的精神。
　　 
　　接着人产生了对服务的需求，对应产业具体如下：
　　需求 产业 需求 产业
　　生命健康 医疗 性 婚姻/情人/娼妓
　　行----亲自从一点到另一点 交通运输业 行----自己不动,通过某一种媒介取得与另一点的联系 网络通信运营业
　　美 艺术 自然人文美 旅游业
　　人体美 美选拔/表演 外表美 美容美发/服饰设计
　　探寻真理 科研机构 学习真理 教育产业
　　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体育比赛-游戏、影视等。
　　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一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产品/服务交换，以达到发挥各自优势、满足自己多方面需求的功效，于是商业应运而生了。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厂房道路，于是建筑业(包括商用建筑、路桥施工等)显得必要；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工具设备，于是一个专业生产部门机械行业(包括网络通讯设备、运输设备、生产设备、动力设备、办公设备、安全卫生设备等)诞生了；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电力、石油、煤炭，于是能源产业应时而现；产业的源头都要追溯到矿产开采，它提供最原始的原材料(木、金属、石头)。 可以说商业、建筑、机械、能源、采冶都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支持行业。
　　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经济)、社会政权组织程度(政治)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两大内容。
　　2、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迭。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公元前4000年文明的出现。 
　　苏美尔人掌握了农业灌溉的技术，这是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学会了冶炼青铜，这是最早的冶金业；发明牛拉犁，牛说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犁说明了最早的机械行业的诞生。 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当时已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最先使用的地点是波斯湾和尼罗河上。风的利用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横帆的出现说明交通运输业的进步。 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
　　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于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600个。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


　　在山西高原西边，吕梁山、秦岭、六盘山、贺兰山等山脉环绕的范围以内，是华北地台中最稳定的一个地区。它在中生代时曾微微向下弯曲，形成碟状盆地，随后又逐渐升起，长期遭受剥蚀的地面变得相当平坦，海拔却不低，达1000～1400米；其南部为黄土覆盖，形成黄土高原，其北部则表现为草原或沙漠。
　　到了第四纪初期，在黄河发源地处，由于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喇山对峙南北，也由于今日若尔盖草原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此时处于下沉状态的地区，自河流而来的滔滔河水，遂亦以此古若尔盖湖为归宿。 当时今天的共和县一带也是一个蓄水的盆地，来自西倾山和阿尼玛卿山间的一条河流注入其中，它日后也成为黄河上游的一段。此时共和盆地与东边的河流还不相通，那一段黄河流入贺兰山旁因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古银川湖即今之宁夏平原。 在鄂尔多斯东缘，一条河流经由一串较小的湖海流入古汾渭湖。古汾渭湖此时也是封闭在内陆的，东边的中条山还阻挡着它与大海相通；山脉东侧的流水经由不止一股河道，在山东丘陵南北入海。
　　流水的冲刷在源头地区作用很强，原来浅浅的河底逐渐变深，源头的位置也向河流流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日积月累，这种溯源侵蚀作用终于将分水岭打开，两边的河流贯通汇合，海拔高处的河流改变原来的流向，汇入海拔较低的河道中。于是黄河诞生了。
　　山东丘陵是最早升出水面的古陆的一部分，其后虽也有过为海水淹没的时候(如在寒武纪、奥陶纪)，但从长期来看，大部分时间是陆地，而且近期还在上升。山东丘陵上升的时候，旁边的平原却在下沉，使海水曾淹没到太行山麓，黄河和其它众多入海的洪流带来大量泥沙淤积，于是有了今天的华北大平原。
　　
　　2、旧石器时代
　　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打制石器为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距今一万年时，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
　　 这个时代是地球上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北半球的中高纬度的全部地区、低纬度地区的一些高山出现了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冰川的前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的多次交替，并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动植物的迁徙绝灭。　中国华北更新世可以分为4个时间单位，依次称为“泥河湾期”、“公王岭期”、“周口店期”、“马兰黄土期”。泥河湾期相当于早更新世，公王岭期和周口店期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的早期和晚期，马兰黄土期则相当于晚更新世。
　　　　泥河湾期的地层以由砾石、砂、泥灰岩、粘土构成的河湖相堆积为代表。“泥河湾动物群”由长鼻三趾马、板齿犀、后裂爪兽等第三纪末期的残余种属和象、马、骆驼、野牛、羊等近代哺乳动物的属组成。其中有许多是北方型的动物，反映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泥河湾期地层除分布在横亘于山西、河北两省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外，在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区等地也有出露。现已从这个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3个旧石器地点：山西南部的西侯度、位于泥河湾盆地里的小长梁、东谷坨。埋藏环境表明当时人们是沿着湖滨、河岸活动的。
　　　　公王岭期地层以夹有古土壤的厚层原生黄土为代表，标准地点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从这里除发现蓝田人头骨化石和石器外，还发现了一个由38种动物组成的“公王岭动物群”，包括一些第三纪的种属(如巨剑齿虎、奈王爪兽等)和较多的更新世种属，现生种属仅占整个动物群的13%。公王岭动物群中有一批过去未曾在秦岭以北发现过的南方种类，如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貘、中国爪兽、毛冠鹿和苏门羚等，这表明当时华北的气侯比较温暖湿润。公王岭期的人类活动遗迹除蓝田外，还见于山西南部的□河等地。从埋藏环境看，当时人们似乎更多地活动于河谷地带。
　　　　周口店期的标准地点是北京人遗址，属洞穴堆积。这时黄土堆积在华北广泛形成。 周口店动物群由近100种哺乳动物组成，可分成3类：首先是泥河湾期残留的种属(如剑齿虎、居氏大河狸、三门马等)；其次是真正的更新世种属(如纳玛象、披毛犀、肿骨大角鹿、中国缟鬣狗、洞熊、杨氏虎等)；最后是一些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种(如狼、棕熊、小型啮齿类动物)。从生态上看，这个动物群所反映的气侯和地理环境非常复杂，但大部分是温带古北界的种类。这表明当时周口店一带的气侯总的来说具有温带特点，和今日华北接近。不过，其间曾发生过多次冷暖、干湿的明显波动，而且气侯的大陆性程度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马兰黄土期地层以分布极广的晚更新世马兰黄土 和河流的或河湖相的堆积为代表，标准动物群是产自鄂尔多斯高原东南角的河湖相堆积层中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它的重要成员有纳玛象、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诺氏驼、马鹿、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和最后斑鬣狗等，多半是适应草原生活的动物，但也有一些喜欢在水边、林边生活。从动物群总的特点来看，华北在马兰黄土期的气侯要比前一时期寒冷和干燥。
　　更新世期间，东北的气侯和华北的差别不大。辽宁也有早期人类的活动。 从晚更新世起，东北与华北在气侯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生活在东北的是“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它在成分上与西伯利亚动物群基本相同。像狼、洞熊、猛犸象、普通马、披毛犀、马鹿、大角鹿、野牛、原始牛等，从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以至欧洲，都有它们的踪迹。这一动物群拥有萨拉乌苏动物群所缺少的猛犸象和东北野牛等种属；森林动物所占比重也大于华北的动物群。这些差异，表明晚更新世东北的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寒冷和潮湿的。
　　由于纬度较低的缘故，长江以南地区在更新世期间气侯的变化不如北方显着。从分布很广的石灰岩洞穴或裂隙堆积中发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从早更新世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只是根据一些特殊或稀有的种类，才能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作进一步的早、中、晚划分。华南也存在河湖相堆积中的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如早更新世的云南元谋动物群和晚更新世的四川资阳动物群。元谋动物群反映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则反映温暖湿润的山林环境。资阳动物群除含有犀牛、水鹿和剑齿象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外，还包括一般只生活在高寒地区的猛犸象，其性质比较复杂。
　　在更新世冰期和间冰期气侯影响下，植被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华北位于寒温带、温带区域与亚热带区域之间，属过渡地带，所以受冰期、间冰期气侯交替变化的影响尤其强烈。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这里至少可以划分出5个冷期和4个暖期。冷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今的要低4～7.5℃，而暖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今的要高。在冷期里，暗针叶林(云杉、冷杉林,或云杉、冷杉、松林,或含云杉、冷杉、松的针叶阔叶混交林)发育，从高山向河谷和平原、从北向南蔓延。但在冷期的极盛阶段则代之以适应干冷气侯的草原性植被。在暖期里，盛行针叶阔叶混交林或阔叶林。据研究，公王岭的蓝田人生活在暖期里，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人生活在冷期里。北京人的时代延续达50万年，其间曾发生多次冷暖期的交替变化。
　　在冰川作用引起的海平面升降以及新构造运动等因素影响下，中国东部在第四纪以来发生过多次海侵和海退。在晚更新世低海面时期，海面要比今日低130多米，以致黄海北部大陆架出露，使哺乳动物和人类可以从陆地迁移到沿海的岛屿上去。进入全新世，随着气侯逐渐变暖，海平面回升，一些陆地又重新被海水淹没。
　　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在中国十分丰富。 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已发现的有元谋人、蓝田人、湖北郧县的材料；晚期直立人的化石特别丰富，有北京人、和县人、金牛山人以及在安徽巢县、山东沂源、河南淅川和南召、湖北郧西、贵州桐梓、辽宁庙后山等地发现的材料；早期智人的化石有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以及辽宁喀左等地的材料；晚期智人的化石有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资阳人以及辽宁的建平、海城、丹东，甘肃泾川，云南丽江，台湾省左镇等地的材料。
　　云南省元谋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直立人，距今170万年。金牛山文化发现于辽宁省营口县，属于旧石器早期的文化。 北京人属于旧石器早期的直立人，距今70--20万年，北京人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和县人发现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北坡石灰岩洞穴中，属直立人，为中更新世。马坝人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属早期智人，为中更新世之末。 山顶洞人发现于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为旧石器晚期，属晚期智人，距今19000年。山顶洞人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尚有一些差别，表明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 四川省资阳县城西黄鳝溪资阳人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为晚更新世。


　　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发现了一颗猿人臼齿化石，与北京人时代相当。在三门峡水磨沟、陕县张家湾、灵宝孟村、渑池县任村、安阳市郊的小南海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
　　
　　3、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阶段，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中国的新石器文化起始于公元前6000多年，延续到前2000年。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泉，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文化，与后来青铜时代的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并同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互影响，是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具体例证。
　　 以原始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新石器遗存可分为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北方等4个地区。 黄河流域地处黄土地带，属半干旱的气候环境，自然植被以耐干旱的蒿属等草本植物为主。气候比今日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而黄土含有矿物肥料物质，土质松疏，易于垦植，从前6000年起，已形成较发达的粟作农业文化。其后，在黄河中游、下游、上游，分别演变发展为几支新石器文化。
　　黄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前5500～前4900年)、 河北武安磁山(前5400～前51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前5200～前4800年)3个遗址为代表，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比大地湾文化稍晚。他们农业经济的色彩比较浓厚，采集渔猎仍占相当的比例。裴李岗、磁山、大地湾文化，都与后来的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的关系。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的一种新石器遗存。它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内蒙古南部、湖北西北部。年代为前5000～前3000。这时的农业经济发达，除粟、黍一类耐旱作物外，还种植蔬菜。家畜仍限于猪、狗两种，也发现有鸡。定居生活相当稳固。
　　仰韶文化在黄土高原的遗存，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西王村4个类型；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即洛阳以东的豫中地区，划分为庙底沟和大河村两个类型；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即豫北、冀南一带，可划分为后冈、大司空村两个类型。
　　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揭露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汝州洪山庙遗址出土的记事性图案(包括人、龟、鸟、蜥蜴、鹿以及它们的塑像)是研究远古神话起源的珍贵资料。此外郑州西山遗址还发现了夯土城址。 仰韶文化已经进入发达的氏族社会阶段。
　　
　　　　继仰韶文化而兴起的是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它包括了早期的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为前2900～前2800年。 河南龙山文化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继续，以河南为中心，也包括晋南和冀南的部分地区，为前2600～前2000年，后来的偃师县二里头文化便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陕西龙山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有继承关系，分布在关中，为前2300～前2000年。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先后存在的新石器及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为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的变体，为前3300～前2050年。 齐家文化起源于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向西发展，又承袭了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实属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早期为前2000年，已普遍出现铜器，晚期年限可到商代。 至于甘肃西部的火烧沟文化，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为前1900～前1700。
　　
　　黄河下游地区较早的文化是山东滕县发现的青莲岗文化，它分布于淮北、鲁南之间，为前5400～前4400。 北辛下层的石磨盘和青莲岗、大墩子下层的陶支架、彩陶等，先后与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而青莲岗的宽檐釜和角形把手，又与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密切相关。 青莲岗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先驱。


　　2、南方黄种人
　　鉴于广大的东亚原始人(北京猿人)已经在先前的冰期(距今7万年,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中全部死光，距今2万年以前，一部分黄人奔向印度恒河流域、又移向东南亚、接着占据中国南部、进而渡过长江黄河、一直到达渤海，沿途次第形成南亚-南岛、百越(壮侗或泰老)部落，为南亚人种，特征是肤色较深、脸庞较小、嘴唇较厚、鼻翼较宽。
　　百越族群分布在中国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三苗分布在江淮和长江中游江南、扬越分布在长江中游、吴越分布在长江下游、闽越分布在闽江流域、南越分布在珠江、红河、澜沧江，部分则漂流到日本。
　　南亚族群分布在中南半岛和印度，受百越族群南渐和雅利安南下印度的影响，现在的南亚族群居住区被分割成几块：中国的百濮(佤-德昂-布朗)、缅甸的孟族、柬埔寨的高棉族、马六甲族、印度的蒙达族、斯里兰卡的维达人。其中分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南亚族群黄种人血统最浓，其包含的黑人土著血统较之印度为淡。
　　南岛族群原生活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与百越和南亚族群是一家，公元前4000年分家后到台湾来。公元前3000年之后，逐渐从台湾扩散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占城、日本。公元后又进一步扩散到马达加斯加、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吉尔伯特(基里巴斯)、关岛查莫罗、加罗林群岛(波纳佩-雅普-特鲁克)、帕拉乌、瑙鲁]、美拉尼西亚[斐济、莫图、雅比姆、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波里尼西亚[新西兰毛利、乌维亚、萨摩亚、汤加、图瓦卢(艾利斯)、钮埃、库克群岛拉罗通加、社会群岛塔西提、土阿莫图、马克萨斯、夏威夷]。
　　3、北方黄种人
　　距今1.8万年以前， 中亚另一部分黄人向东进入长城一线，形成阿尔泰部落，其中游牧在河套、黄土高原的为突厥群，游牧在河北平原为蒙古群，游牧在环渤海和朝鲜半岛的为通古斯群，均为北亚人种，特征是肤色较浅、脸庞较大、嘴唇较薄。
　　后来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东迁突厥游牧区，在长期的战争和交往中，吐火罗人被突厥群(黄种人北亚人种)同化，所以后来的匈奴、坚昆、丁零、金山突厥等突厥部落，都是黄白混血人种。随着突厥族群的西迁中亚，他们与当地的晚于吐火罗人到来的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也发生融合。
　　前3000年，从突厥族群分化出一支部落，他们途经阿尔泰山，最终西迁至乌拉尔山，形成乌拉尔族群。 乌拉尔族群将原居于该地8万多年的印欧语系白种人驱散，乌拉尔族群的一支与当地的占人口多数的斯拉夫-日尔曼融合，形成芬兰-乌戈尔人，再后来分成三支向外扩散：向北的一支沿着伏尔加河上游进入北欧，演变为芬兰人、芬兰以北的拉普人、爱沙尼亚人、莫尔多维亚(莫尔多瓦)人、乌德穆尔特人、马里人、卡累利阿人、科米人(黄种人)；向西的一支演变为马扎尔人；向东一支，沿卡马河、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演变为汉蒂(奥斯恰克)人、曼西(沃古尔)人等。剩下的乌拉尔族群被称为萨莫耶德人，包括涅涅茨人(分布在北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脉两侧)、塞尔库普人、牙纳桑人，他们生活在俄罗斯极北地区，没有与白人融合，是纯粹的黄种人。
　　公元400年突厥族群的匈奴西迁，演化为保加尔人。公元600年蒙古族群的柔然人厌达人西迁，一部分被斯拉夫人同化，一部分被保加尔人同化。保加尔人的一支演化为目前的楚瓦什人，保加尔人的另一支被斯拉夫人同化为保加利亚人。 中亚北部的突厥族群可萨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思人、钦察人逐渐演化成目前巴什基尔人、库梅克人、诺盖人；后来一部分与西迁的蒙古人融合为鞑靼人。 突厥族群沿勒拿河、叶尼塞河向北极地区移民，形成雅库特人、楚科奇人，接着又经过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成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印地安人，这些人都没有与白人发生融合，属于纯粹的黄种人。
　　距今1.6万年前，中国南方的一部分百越(黄种人南亚人种)渡淮河北进，其中的三苗部落占领河南平原，其余部落占领环黄海(皖北、苏北、朝鲜半岛)环渤海(山东、河北、辽宁)与通古斯(黄种人北亚人种)融合为新的民族---东夷(黄种人北方远东人种)，韩民族就是东夷的一支；一部分通古斯部落不甘与百越并处，逃往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演变为鄂温克、肃慎民族。通古斯民族和东夷还进一步迁到日本征服当地的南岛群成为统治阶级。


　　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分布着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他们是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但南迁后含有更多的百越血统。春秋时期他们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能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目前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3.巴蜀与吴越的半华夏化
　　巴、氐、蜀都是从青藏东进的藏缅族群，属于北方远东人种。巫山人、元谋人等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至晚期智人资阳人，都发现于长江中上游。
　　黄帝之子昌意，昌意降处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女(蜀族)生颛顼，封其支庶于蜀；禹生西川石纽(今北川县)，娶于涂山，在蜀导江治水；蚕丛氏(氐人)、柏濩氏(蜀族)、鱼凫氏(受帝颛顼教化,与夏同源)三代蜀王相继王蜀，各数百岁，创造了三星堆文化。前11世纪，望帝杜宇从今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同江源(今祟州)的女酋长梁利结合，取得土著支持，取代鱼凫氏，建都今郫县。前7世纪荆人(江北楚蛮)开明氏鳖灵入蜀为相，开凿玉垒山，治水有功，逐走杜宇，立为蜀王(丛帝)，建立开明王朝，建都今双流县境。公元前6世纪蜀王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建立五丁制度。前316年秦惠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蜀亡。前256－前251年秦昭王时，李冰修筑都江堰，倡导凿井吸卤煮盐。前221年秦始皇为开通西南夷，下令修筑五尺道(由今宜宾通往云南曲靖)。
　　巴人上古时活动居息在汉水上游一带。殷商时期，巴人曾与殷王朝发生激烈战争，后被殷王武丁制服，成为殷商西部的边畿国家。殷代末年，巴人军队随同周武王伐纣，被西周册封为诸侯。春秋时代，巴国企图越汉水而东，与楚国发生激烈争夺，终为楚国所败，于春秋末叶辗转南下，占领湖北西部山区。
　　前611年巴、秦、楚国联合灭庸，楚占有庸国中心今竹山县，秦得到安康，巴分得今巫山、奉节。前361年巴国入川，据有川东之地，形成了与蜀在四川地区东西相对峙的局面。战国时期，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前316年，秦灭巴。前314年秦置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巴人以虎为图腾，巴语读虎为李，部分巴人遂依音用李姓。前303年，巴人李姓在四川建立成汉国，后灭于东晋。
　　巴蜀被秦国并吞后，秦国置官施政、遣兵驻防，并迁移关中华夏族百姓1万户充实四川。四川地区初步华夏化，所操藏缅语族语言逐渐杂有汉语族蜀语支的语言。
　　
　　吴国王族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讲汉语周族方言；国民吴则属百越族群，操吴越语。
　　从吴太伯至寿梦19代，有5个多世纪。前584年寿梦使淮河中下游的东夷各部落及越人各部落，从属楚改而属吴。寿梦死后，王位成为争夺目标，前515年，公子光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阖闾。阖闾重用楚国的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在前506年联合蔡、唐与楚决战，一度攻下楚国郢都，后退兵回吴。阖闾伐于越国受伤身亡，其子夫差立。夫差打败于越，此后屡北上伐齐。于越王勾践乘机袭吴，吴亡，疆域和民众大部分为于越国所有。
　　于越王始祖无余，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后裔，而于越国民则属百越族群。于越国即今浙江省。自无余以后20余世，至允常，于越兴起，与吴王阖闾争雄。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勾践卧薪尝胆，任用范蠡、文种，灭吴，与齐、晋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勾践既称霸，于是迁都于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前379年都城又迁至苏州。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越王无疆，灭越国。


　　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着差别。后者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特权，子弟在未出仕前是布衣；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超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
　　曹魏的门阀制度是过渡性的：①.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如果德、才不够，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能进入二品的(中正迎合“势族”是另一回事)。相反，“寒门”子弟，德、才够了，仍可以进入二品，虽然此目比较狭窄。②.在魏晋，还没有离开官位，依靠高官显贵父租之血缘关系而享有免役特权的士族。一句话，离开官位不存在士庶差别。③.由于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庶人仕进之路还不算很窄，所以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并不很严。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长时期内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此时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① 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② 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③ 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役门的形成、固定，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二品系资”之资，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当然，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门阀制度不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速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可是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势族”把持了统治大权，皇朝利益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
　　次门大概是由“寒门”中经常评为人品三品至九品，反复充任一般最高达官品六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可举彭城刘氏家族为例。据《宋书》纪、传，刘裕父系、母系、妻系三代官位可查者十三人。除一人于制度尚疏的东晋初位至五品清官散骑侍郎，三人位至清浊不分、官品五品的郡太守外，其余多数(七人)均位在官品六、七品之间；还有两人则是东晋后期高门所不屑为的郡功曹。刘裕家族包括婚姻家族，主体官位在官品六、七品，且杂有低微官职。刘裕家族在次门中品第又是比较高的。次门中品第比较低的由经常评为人品四品以下，反复充任官品八、九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就是后来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
　　役门，本魏晋以来之庶人，亦称寒人，当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寒官的家族固定而成。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王朝更迭频繁，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比东晋要晚一些。石勒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定士族，而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从后燕慕容宝开始，开始承认旧籍上士族。对于慕容宝所定士族，北魏孝文帝改革前是承认的。随着汉化的推行，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方面对鲜卑贵族固然不得不以当代三世官爵为标准；另一方面对汉人复位士族高下，则是以曹魏西晋官爵为主要标准，至少定第一流高门是如此。
　　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走向衰落。最主要标志便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其结果首先是官吏铨选上的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废除。最后，在唐代，由原来士族演变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高门，社会地位虽高，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则已丧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标置，与人际关系上对非旧有高门、士族的歧视，因为已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成为无本之未，延续至唐末，终于在社会上基本消失。门阀制度也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这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有：第一，这一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根据以往各皇朝之经验教训，这一制度除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同时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第二，北朝汉族高门从未拥有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毕竟仍是皇权政治的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在北朝，皇权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全体鲜卑人，鲜卑人门第观念不强，重视当朝的官位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第三，北朝后期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吏干。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第四，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不够发展，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也比南朝要宽。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水平高低，最好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鲜卑贵族十分自然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历来察举均需先经州、郡长官推荐，而至北朝后期却出现了自愿报考的萌芽。

　　到东西魏并立北方时，中国北方只剩下两个大的民族----汉族与鲜卑族拓拔部。(拓跋部鲜卑族4世纪初全部人口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4. 鲜卑族
　　鲜卑族属于阿尔泰民族蒙古族群，东部鲜卑源于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时称山戎、白夷(东夷北支)；北部鲜卑源于今大兴安岭北段。 前119年，乌桓南迁五郡塞外，东部鲜卑随之迁至乌桓故地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北部鲜卑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东汉初乌桓由五郡塞外南迁，鲜卑则南迁至五郡塞外。公元89—105年，北匈奴为汉朝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西徙，进至匈奴故地。
　　东部鲜卑在南迁西进的过程中，复与匈奴、丁零(敕勒)、乌桓融合而形成为许多新族别：东部鲜卑和匈奴余种在草原地带南部错居杂处、相互婚媾，形成了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东部鲜卑与敕勒在阴山以北融合为乞伏鲜卑；南匈奴之后宇文氏从阴山迁到西拉木伦河，统治了当地东部鲜卑，称为宇文鲜卑；东部鲜卑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西迁，与当地羌人等融合成为吐谷浑鲜卑。 北部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匈奴余众融合，成为鲜卑父匈奴母的拓跋氏；拓拔氏一部从漠北迁至河西，称秃发氏。当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中原后，便把鲜卑名称据为己有，称慕容氏段氏为东部、白部或徒河，称宇文氏为匈奴。
　　东部鲜卑经过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联盟时期，后来发展成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北部鲜卑主要是指拓跋氏；西部鲜卑由东部北部鲜卑演化而来，由河西秃发氏、陇右乞伏氏、青海甘肃吐谷浑组成。三部鲜卑，总人口数达二百数十万人。
　　① 东部鲜卑
　　160年，檀石槐建庭于高柳今内蒙古商都县，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尽有匈奴故地，建立起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大联盟。181年檀石槐死，漠南自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据有云中、雁门；二是小种鲜卑轲比能集团，拥众10余万骑，据有今山西省阳高县以东的代郡、上谷边塞内外各地；三是原属于东部大人弥加、素利等所领的若干小集团，分布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此外，在云中郡西方和北方，还有鲜卑其它部分。轲比能集团汉化较深，逐渐兼并其它两个集团。
　　轲比能死后，东部鲜卑宇文部、段部、慕容部先后兴起，并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241年，因部分东部鲜卑内附，曹魏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居之，并置东夷校尉管理之。拓跋部也逐渐迁居漠南，占有轲比能故地。
　　檀石槐时慕容部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上游。曹魏初年，慕容廆曾祖莫护跋向东南移动，到达沿海之滨的辽西郡。238年，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始居于今辽宁省义县。285年，慕容廆继位，被晋朝封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娶段部单于段阶之女为妻，生皝、仁、昭。319年慕容部占有今锦州市、义县、锦西县、阜新市、朝阳市。
　　慕容廆建立前燕，都棘城(今辽宁义县西)。永嘉之乱，北方汉民多向辽西一带流亡，慕容皝乃侨立一些郡来收容他们，来归的流亡汉人10多万口，十倍于当地的土著鲜卑族人口，因之，慕容部人汉化较深。永嘉乱时，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败，他们又东投慕容氏。慕容廆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领慕容氏贵族子弟束修受业。
　　333年，慕容皝(慕容廆第三子,母段氏)继立。342年，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皝与段辽战、与宇文归战、与高句丽战，拓占土地，迁掠人口。338年，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后赵石虎率众数十万围棘城，慕容皝打败石虎，斩获三万多人，慕容皝西边拓境至凡城(今河北青龙东河北辽宁边界一带)。340年，慕容皝袭赵蓟城(今北京)，略三万余家而归。石虎徙边民于三魏，以蓟城为北境。342年，燕军分南北两路攻高句丽，大胜，掳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其都城而还。344年，燕伐宇文氏，大胜，克其都城。燕国收宇文氏畜产，徙宇文氏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义县)。


　　乞伏部原为鲜卑人，乞伏鲜卑是原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内部分乞伏(如弗)、斯引、出连、叱卢(吐卢)四个子部，乞伏子部被推为盟主。265年，乞伏国仁五世祖佑邻率5000户，由阴山迁至宁夏清水河流域，势力渐盛。佑邻曾孙述延在位时，前赵雄据中原、张轨初有河西，述延又迁至苑川水(兰州东榆中县)，乞伏联盟增至10万余落、50余万人。330年述延死，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司繁归降于前秦苻坚，司繁卒，子国仁立。383年苻坚遣吕光征西域。淝水战后，乞伏国仁招集诸部落，众至十余万，脱离了苻坚，于385年建立西秦。
　　388年，国仁死，弟干归继位，迁都金城(今兰州)。400年，又迁回苑川。后秦姚兴强大时，降于后秦。409年干归迁往甘肃靖远县，旋乘后秦衰弱之机，复国。412年干归为国仁子乞伏公府所杀。干归子炽盘击败公府，夺位，笼络陇右汉、羌等，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414年炽盘出兵灭南凉，又逐北凉沮渠氏势力出湟水流域，势力伸入今四川省西部羌族之地。428年，炽盘死，子慕末继位。431年夏主赫连定杀乞伏慕末，西秦亡。西秦建国共47年。
　　赫连定在渡黄河夺北凉河西之地时，为吐谷浑慕璝所灭，所率乞伏鲜卑等西秦降户及赫连部人皆为吐谷浑虏去。因而，乞伏鲜卑有一部分与吐谷浑融合。后北魏灭北凉，并逐吐谷浑出陇右，散处于河陇地区的乞伏鲜卑为北魏所统治。乞伏、斯引、出连、叱卢等，均成为北魏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不论是在北朝作官为吏的上层，还是一般乞伏鲜卑人，后来大多被同化于汉族。
　　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先祖游牧于今辽宁省义县东北。285年，鲜卑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因与以母贵继单于位的嫡弟慕容廆不和，率所部1700户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到阴山。313年又从阴山南下，至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317年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位。329年，吐延为四川省阿坝境的羌酋姜聪所刺，长子叶延建吐谷浑汗国。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15里共和县。
　　吐谷浑碎奚臣服于苻坚，碎奚子视连在位时称臣于西秦。视连子视署、视署弟乌纥提先后继位，405年视署子树洛干继位，被乞伏炽盘打败。树洛干弟阿豺继位，于421年降于西秦。426年阿豺弟慕璝立，与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夏国铁弗匈奴赫连定及刘宋联合，共同以抗西秦。吐谷浑统治的地区，氏、羌为主要部众，吐谷浑统治者联合羌族上层稳定境内统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吐谷浑逐渐与羌、氐、汉等民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
　　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被擒。乞伏氏、赫连氏后成为吐谷浑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中经慕利延、拾寅、度易侯，至伏连筹时(490—529年)，成为吐谷浑鼎盛时期。吐谷浑自伏连筹卒后，汗位更迭频繁。591年，夸吕死，子世伏立。596年，娶隋宗室女光化公主。次年，吐谷浑国内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可汗，仍尚光化公主。隋炀帝继位后，曾两次征讨吐谷浑，伏允逃往党项，吐谷浑政权暂亡。后伏允乘隋内乱尽复故土，并对突厥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635年伏允被唐将李靖击败，西奔至且末县，为左右所杀。从此，吐谷浑分成东西两部：西部以鄯善为中心，由伏允次子达延芒波结率领，后降附吐蕃；东部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继位，旋为部下所杀，子诺曷钵继位，成为唐属国，640年唐大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诺曷钵。　633年，吐蕃举兵灭吐谷浑，诺曷钵率领残部投唐凉州。但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为吐蕃所灭，成为吐蕃属国。666年，唐徙其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唐肃宗(756—762年)时，吐蕃占据安乐等州，吐谷浑再迁往朔方(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和河东(山西省蒲县)，部众分散，被称作吐浑、退浑。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人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五代时，吐谷浑族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河西、黄河河套南北、山西等地。契丹得燕云十六州后，吐谷浑人附属于契丹。12世纪后，部分河东吐谷浑人返回甘、青故地，与湟水流域之吐谷浑人会聚。后多融合于汉族或土族之中。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③ 北部鲜卑
　　鲜卑族拓跋氏源于大兴安岭北端，前100年，拓跋毛是首领。毛下传五世而至拓跋推寅，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乘隙第一次南迁，至呼伦湖。推寅后又经六世，至拓跋邻时，分为七个部落：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由七个兄弟分别统辖，七个部落连同拓跋氏形成“鲜卑八国”。后拓跋邻又命叔父拓跋之胤为乙旃氏、拓跋疏属为车焜氏，形成帝室十姓。同时拓跋邻传位于儿子拓跋诘汾，诘汾率众继续南迁，到达匈奴故地，今固阳阴山一带。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拓跋力微时，在75个异姓部落中，属于匈奴的就有贺赖氏、须卜氏、丘林氏、破六韩氏、宿六斤氏等。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鲜卑联盟后，与之杂居共处，相互通婚，逐渐被鲜卑化。“拓跋”的含义，就是鲜卑父、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
　　220年，诘汾卒，次子拓跋力微因母为“匈奴天女”，故被立为首领。而秃发(“秃发”即“拓跋”之异译)匹孤虽为长子不得继位，于是率自己所属部众从塞北继续迁居河西

　　匈奴独孤部与拓跋部世代相婚，关系很深，是拓跋联盟的重要成员。代亡后，独孤部和铁弗部互相争夺，刘库仁最终击败刘卫辰，尽收其众，独孤部成为代北力量最强的部族。为了寻求庇护，拓跋珪母亲又带着拓跋珪由贺兰部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383年，前秦瓦解，刘库仁也去世，弟刘眷继位。385年，刘库仁子刘显杀死叔父刘眷，把拓跋珪看成是最大的隐患。拓跋珪被迫逃回拓跋部北方的贺兰部，不久，原什翼犍联盟的许多部族首领陆续汇集到贺兰部，拓跋珪的舅父贺讷也支持拓跋珪重建联盟。386年，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南)被推立为代王。
　　新建的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所谓“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是拓跋邻时形成的拓跋氏和它的七个血缘部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它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许谦等人较有影响。386年，拓跋珪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建都盛乐。
　　拓跋珪的首领地位遇到挑战。刘显拥立什翼犍少子窟咄和拓跋珪争夺王位。窟咄的出现，引起联盟内部骚动：莫那娄族首领莫题送箭给窟咄，勿忸干族首领于桓策划活捉拓跋珪。拓跋珪带领联盟各部穿越阴山，迂回到贺兰部那里以避刘显兵锋，同时去后燕请求救援。拓跋珪的祖母是慕容垂的姑母，慕容垂于是援助拓跋珪，二者合兵在高柳(今阳高)打败窟咄，窟咄逃到铁弗部，被刘卫辰杀死。
　　窟咄的失败造成独孤部内讧，刘显同几个兄弟发生火并。拓跋珪听从张衮的意见，乘独孤部内乱，联合燕军，准备彻底击溃刘显。独孤部在马邑(今朔州东北)大败，向南溃散到弥泽(今朔州南)，又为重兵包围。刘显丢下部众，西奔西燕慕容永。独孤部部众悉为魏燕所获，各类牲畜数万头也尽归联军。
　　从388到394年，拓跋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一个好战集团。六年间，它不停顿地向四周各部落进行战争，先后征服或者击溃了阿拉木伦河一带的鲜卑宇文种的库莫奚部、嫩江流域的解如部、漠北的高车诸部、意辛山以北的叱突邻部、纥奚部、西方的柔然、西南的铁弗以及毗邻的贺兰部等等。这些征服战争为拓跋珪将来进击中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也减少了他的后顾之忧。391打散铁弗都是上述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
　　刘卫辰被刘库仁击败，一直蛰伏朔方代来城(包头市西南)。刘库仁死后，铁弗部力量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士马强盛。391年冬，刘卫辰命其子直子鞮率众八九万由南部攻击拓跋魏。拓跋珪反败为胜，自五原金津南渡黄河，径入代来城，铁弗部奔溃四散。刘卫辰为部下杀死。拓跋珪籍其珍宝畜产，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分赏诸部首领。刘卫辰的子弟之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走，其余宗党五千余人皆被拓跋珪擒拿诛杀。这一战后，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带也置于拓跋魏的控制之下。
　　拓跋联盟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受汉人影响，拓跋珪开始在盛乐息众课农。394年，他命令拓跋仪带领一部分部众从五原到个杨塞外进行农业生产。
　　随着拓跋部的迅速强大，魏和后燕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终以兵戎相见。击败刘显，后燕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虏获物，还强徙八千余落于燕都中山。以后后燕不请自到，多次介入拓跋魏对四周部落的战争。391年6月，慕容垂子慕容麟在赤城(托克托县东南)打败贺兰部，擒获贺讷，降其部众数万。拓跋珪引兵救授贺讷，慕容垂考虑到战马来源于代北，不愿马上同拓跋珪闹翻，遂归还贺讷部众。慕容垂扣留出使中山的拓跋珪之弟拓跋觚为人质，向魏索求战马，遭到拒绝，魏、燕绝交，拓跋珪转而遣使通好于西燕慕容永。
　　魏燕绝交尚未导致双方的战争，原因是各自后方都不安定。当时后燕还有两个宿敌未灭，一是翟魏，一是西燕。翟魏是丁零人在黄河南岸滑台建立的政权，它以河为固，反复东晋、后燕，西燕之间。392年慕容垂灭掉翟魏。394年慕容垂取晋阳，围长子，杀慕容永，亡西燕。同时，拓跋珪也在全力巩固后方。393年3月，魏军西渡苦水，大破侯吕邻部。7月，南攻收容铁弗勃勃的薛干部。394年10月，拓跋珪逐杀从云中(托克托县东北)西走的柔然(是前几年被强徙到云中来的)，被逐杀的柔然人只有万余人逃到漠北。


　　550年，宇文泰开创了府兵制，府兵制在形式上采用鲜卑八部之制设八个柱国大将军。在八柱国之中，西魏宗室挂个虚名，实际领兵的只有六个柱国大将军分统六军，合周礼六军之制。一柱国督二大将军，一大将军督二开府，一开府领一军。府兵不入民籍，另立军籍。556年，宇文泰子宇文觉篡位建周，他和哥哥宇文毓先后被宇文护弄死；宇文护以增设柱国、增设大将军、提高24个开府将军地位直接归中央控制的办法使八柱国有名无权。宇文毓弟弟宇文邕继位后杀掉了宇文护，改称兵士为侍官使具有皇帝卫队性质，作战时临时命将配兵，24个开府将军的权力又有所削弱。
　　西魏的府兵，最初以鲜卑人为主，但六镇鲜卑流民大多留在东魏，留在西魏的很少。宇文泰起家靠的是武川镇兵，最初只有数千人，镇压关陇起义后逐渐有所发展。543年西魏军已有10万人，但邙山一战伤亡近6万人。由于关陇地区鲜卑人兵源有限，宇文泰不得不开始用汉人充兵。至此，汉、鲜卑共同组成军事力量。府兵制的这一演变，使鲜卑骑兵和汉人乡兵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府兵主要是鲜卑兵的成分。实际上西魏北周统治集团，是由贺拔岳领导的武川鲜卑军人集团和关陇汉族地主组成的。
　　宇文泰深知成就大业必须培植起自己的支持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必须包括汉族。但汉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界限，宇文泰不愿像孝文帝那样，全盘汉化，以至于引起鲜卑人六镇起义，政权倾覆。554年，宇文泰宣布改姓元的鲜卑人一律改姓拓跋，然后又将汉人改姓鲜卑姓。如赵贵赐姓乙弗氏、苏绰弟苏桩赐姓贺兰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府兵制中的汉族士兵，也一并跟其汉将改姓。宇文泰想用这种表面上的鲜卑化来平衡西魏政权日益汉化的现实。 宇文泰确信汉人政治制度有值得仿效之处，令汉人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使政权带有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以抚慰汉人。
　　551年西魏废帝元钦(元宝炬长子,母乙弗氏)即位，554年为宇文泰毒死。恭帝拓跋廓(元宝炬第四子)即位，556年被迫禅位于宇文觉(宇文泰第三子,母元胡摩)，西魏亡。557年宇文觉堂兄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毓(宇文泰长子,母姚氏)。560年宇文护杀宇文毓立周武帝宇文邕(宇文泰第四子,母叱奴氏)，572年周武帝杀宇文护夺回政权。578年周宣帝宇文赟(宇文邕长子,母李娥姿)即位，580年周静帝宇文衍(宇文赟长子,母朱满月)即位。581年，杨坚灭北周，汉人复国。
　　
　　从六镇南下的诸鲜卑首领及兵将，在占据北方后，因受中原之物吸引，生活渐流于怠逸，勇武的风气消失。自北魏末年，鲜卑人多因日渐汉化，体质日见文弱，不任兵事，只得借助汉人主理。北齐文宣帝时，曾简举汉人之勇武者戍守边境。 又由于胡人以打仗为职业，胡人在200年的北方混战中大都战死，由于尔朱荣之乱和534年开始的东西魏的互相攻伐，鲜卑族人口已经枯竭。而同时北方民间汉族悄然增长、外地汉族重新回归，汉族在关中已经占压倒优势，以至于宇文泰不得不从汉族民间补充兵源，用当地汉族豪强带兵。周武帝时，北周境内已有一半汉人当兵。及末年，周的军事将领以汉人占大多数，故兵权渐转于汉人手中。 从此，汉族人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军方也占压倒性优势，周齐隋唐的汉族将士及先祖大都崛起与东西魏并立时期。
　　隋唐北方汉族虽然融入了些许北亚人种，但仍然是北方远东人种。
6. 汉族人口变迁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的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总户数1223.3062万户、总人数5959.4978万口。这些都是赋税户口数字，基本上是汉人，极少数是编入户籍的边郡少数民族。 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如以汉武帝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00万的有司隶(关中平原)和豫、冀、兖、青、徐五州，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公里2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密度在每公里2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洛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三国志》裴注所引蜀、吴两国的兵吏数字，乃指兵、吏本身人数，但世代相承的“兵户”和“吏户”，是包括其家属在内的。以曹魏的兵户“士家”为例，大多来自私家部曲，如山阳巨野人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县)”，后依附曹操，“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从“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来看，每户平均4.3口。倘以此数通计之，则吴兵23万，为98.9万余口；蜀兵10.2万，为43.8万余口。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其士家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357.7万余口。
　　至于吏户，258年吴景帝诏令中曾有“诸吏家有五人”一语，以此推断，吴吏3.2万，当有16万口；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1.39%，魏折衷以2.83%计，吏为12.5万余户、62.5万余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魏晋时期北方胡人内迁，如辽西“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又“(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曹操分南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使分居于并州，又“令(张)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今陕西武功东)、天水(今甘肃甘谷东)界”等。据晋武帝泰始年间，侍御史郭钦在提出徙戎主张时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和魏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等记载，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胡人内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1/5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民族，其分布地区占蜀领土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域的山越，人数更多。陆逊、诸葛恪进攻丹阳山越，各“得精卒数万人”，贺齐征服建安、丹阳山越，先后降汉兴、余汗6.2万户及黟、歙4万户；即逾户10万。三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全部户口，估计不会少于政府州县编户的1/4，即36.7万余户、191.8万余口。
　　户口类别 户数(万户) 口数(万人)
　　州县编户 147.3 767.2
　　世族荫户 294.6 1534.4
　　屯户 98.6 849
　　兵户 83.2 357.7
　　吏户 19.7 98.5
　　少数民族 36.7 191.8
　　263年总计 680.1 3798.6
　　关于三国时期户口的减耗，当时的人作出了夸大的估计。235年陈群上疏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裴松之为《陈群传》作注时，表示疑义，他以《晋太康三年地记》户口为例，指出“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陈群之言，于是为过”。
　　
　　西晋初的人口，不会少于三国末期680余万户及3798万余口。
　　西晋政府很重视奖劝农桑，并以此作为地方官考绩的依据。晋武帝还提倡早婚，以鼓励人口增殖。280年，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制及户调式，农民负担较之屯田制军事管制下的强迫劳动有所减轻，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而占田数高于课田数的规定，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使大量流民垦占荒地，重新向国家呈报户口。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殖率提高的情况下，太康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尽管西晋统治集团极端腐朽，内部矛盾剧烈，惠帝时“八王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301年“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宝珠金银百余斛”，足见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富庶的程度。在西晋短暂的52年中，人口当处于不断增长之中，只是除太康初外，没有留下其它户口的记录而已。
　　西晋后期的人口，估计有八百万户、四千万口。假定三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0%，那幺人口就是 191.8×70%=134万。西晋末年内迁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是三国时期的2倍，即268万人。跟北方汉族人口4000×55.3%=2212万相比，仍然微不足道。


　　1216年春，蒙古大军退回漠北。次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统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忙兀五部十二千户、混合编成军一千和汪古部军一万，以及吾也而、耶律秃花所统契丹、女真、乣汉诸军(包括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刘伯林、史天倪等部降蒙地方武装)，专征金朝。木华黎在燕、云地区建立了军事统治机构“都行省”；又从所统诸部蒙古军中抽调军马组成五部探马赤军，任命其部将率领，充当先锋和镇戍部队。他遵照成吉思汗“招集豪杰，戡定未下城邑”的旨意，广泛招纳各地官僚、土豪，利用他们去扩大占领区。凡纳土归降、扩地有功者，都按其实力和地盘授予大小官职，许其世袭，管领原来的地区或新占领地区，军民兼辖，僚属自辟。当时，金朝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已陷于崩溃，各地土豪纷纷聚宗族、集丁壮，结寨自保，并乘乱争夺地盘，扩大势力。在蒙古的进攻和招诱下，这些地方武装头目多纳土归降，并率部跟随蒙古军攻略其它州县。金朝也采取笼络土豪的政策，凡能拒守或收复失地者即授为当地长官，并封其中九人为“公”。于是，这个时期黄河以北的蒙金战争主要表现为双方土豪武装之间的争城夺地，形成拉锯状态。1223年，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师途中死于山西闻喜，其子孛鲁袭职，继续攻略河朔诸地。在河北，蒙古军与史天倪部于1220年攻真定(今正定)，招降金“九公”中势力最大的恒山公武仙，遂以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其地，武仙为副；1225年，武仙杀天倪，叛蒙附金，蒙古军逐武仙，复取真定，以史天泽袭兄职守之。易州张柔于1218年降蒙，先后略取真定以东，深、冀以北三十余城，辟地千余里，授河北东西路都元帅，1227年自满城移治保州(今保定)。在山东，原红袄军首领李全于1218年投宋，以宋朝名号克服诸州县；益都张林、长清(济南西部)严实等均降宋，张林进取河北东路沧、清等州，严实进取大名、彰德(今安阳市)诸府州，一时山东全境及河北部分地区皆为宋有。1220年，严实叛宋降蒙，木华黎授他为山东西路行省，攻取东平以为治所，故又称东平行台。1221年，张林因与李全不和，也投降蒙古。1226年，蒙古进兵山东，济南土豪张荣以所统济南、淄州降蒙，授山东行省、都元帅。同年，李全攻占益都，捕张林解送南宋，孛鲁亲统蒙古军攻之；次年，李全力竭出降，孛鲁授以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仍治益都。至此，河北、山东尽归蒙古。只有山西太原、平阳等地，蒙、金双方反复争夺，直到窝阔台攻金时期才完全占领。
　　窝阔台1229年继位后即把消灭金朝作为首要目标，此时蒙古已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金朝固守黄河一线，并据有山西一些地方；在陕西地区，金朝固守凤翔西、北诸州，尤其是1228年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一战，金军获胜，防务加强，蒙古军更难进展。窝阔台要执行成吉思汗的包抄战略，必先攻取陕西。1230年，他与拖雷统兵南下，经山西，渡河入陕，径趋凤翔。金哀宗命屯兵于阌乡(河南灵宝)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关救援，合达等出潼关，与蒙古军主力相遇，慌忙退回。1231年春，蒙古军攻下凤翔，金陕西行省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夏，窝阔台大会诸王、将领于官山(今内蒙卓资县北)，议定分兵三路攻金：窝阔台统中路军，由山西南下，突破黄河防线，趋汴京；拖雷统右路军，由宝鸡入汉中，借道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另一支左路军由山东入河南夹攻。1232年初，窝阔台攻陷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遂由白坡(今孟津东北)渡河，进屯郑州。拖雷军向宋借道未成，强攻入大散关，破兴元(汉中)等城，遂沿汉水而下，进入邓州。金朝果调屯兵潼关之东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驰守邓州。拖雷避开金军主力，轻骑趋汴京，合达等亦率金军急赴汴京，1232年二月，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趁金军疲惫不堪，发起攻击，大败金军，擒移剌蒲阿，合达走入钧州。拖雷挥师破钧州，杀合达，遂与窝阔台会师。金潼关守将献关降蒙。河南许多州县也相继被蒙古军攻陷。


　　蒙哥原来的部署，是以忽必烈镇中原并统兵专征南宋，旭烈兀镇西城并统兵专征木剌夷、哈里发等国。派两个亲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显然是为了确保全国权力掌握在拖雷家族手里，巩固其从窝阔台家族夺取来的汗位。忽必烈早已留心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谋士，受命后，即移驻于漠南金莲川之地(滦河上游原野)，继续广招人才，访求治国之方，藩府谋士刘秉忠、姚枢等人向他报告“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主要是“军将惟利剽杀”，以致南宋人不愿降附，而且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根据谋士们的建议，奏准设置了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并在关中封地置陕西宣抚司，荐举名士及藩府侍臣任长、次官，惩办贪残官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奏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不令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于唐、邓、汝、蔡、颍诸州设立屯田以广积粮储，并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处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为经久之计。
　　1257年，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改派宗王塔察儿统领左翼进攻京湖、两淮；自统右翼军进攻四川。蒙哥于1258年蒙哥入蜀，1259年初，入合州，进围钓鱼城，连攻五个多月不克，损兵折将，7月，蒙哥病死，蒙古军撤围北还。塔察儿于1257年秋进攻樊城，不克。此后一年多，除四出抄掠外，一城未取。1258年11月，蒙哥被迫命忽必烈出来统率左翼军攻宋。1259年春，忽必烈欣然从开平南下，会诸王于邢州，接收兵权。7月，始至汝南，下令诸将毋妄杀、毋焚掠。8月，忽必烈渡淮而南，未遇重大抵抗，到达黄陂。9月初，忽必烈由阳逻堡附近强渡长江，进围鄂州，两月不克，军中乏食，病者十四五。11月，为了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撤围北还燕京。1260年4月中，忽必烈先发制人，在开平城即大汗位。
　　忽必烈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忽必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阿里不哥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阿勒泰山，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即大汗位。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阿里不哥左路军战败，退出和林，逃到吉里吉思。忽必烈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逾漠南返。
　　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牵动川蜀关陕。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廉希宪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虚张声势。浑都海中计，遂西渡河，趋甘州，关陕之危竟安然解脱。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两军兵锋初接，朝廷先失利，这时，忽必烈增派的援军赶到，复战西凉，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1264年春，阿里不哥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结束。
　　李璮是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起义，献城于宋，随即攻克益都、济南。李璮起兵前满以为对蒙古不满的世侯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幺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陷入孤立，起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