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从比较原始的故事出现到吴承恩最后写定，经过了长达九百多年的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口头的原生故事、晚唐五代的《取经诗话》（包括敦煌榆林窟取经壁画）、宋代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元末的杂剧《西游记》、明初的平话《西游记》和明中后期吴承恩的章回小说《西游记》等六个阶段，在这六个阶段中分别形成的取经故事各有特征可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六个阶段取经故事的基本状况和特征，因此大致上可以判断出哪些取经故事诞生在什么时候。

第一阶段的唐代原生的取经故事寥寥无几，“火焰山”是其中之一，熊熊大火遍地生烟的景象应是新疆露天煤田自燃的故事化。大佛寺壁画的内容较原生取经故事要丰富得多，显然不可与之同论③。
第二阶段晚唐五代初步成型的取经故事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标志，取经的助手除了几个不知名的“小师”之外，只有“猴行者”一人，大佛寺壁画已经出现了猪八戒僧等人，显然也是不可能出现在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的取经故事以《礼节传簿》所载的三晋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为标志，取经故事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了许多复杂的故事。以下是《唐僧西天取经》的角色排场单（也就是主要内容的摘要）：④
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空)、朱悟能、沙悟净、白马，行至师陀国；黑熊精盗锦兰袈沙；八百里黄风大王，灵吉菩萨，飞龙柱杖；前至宝象国，黄袍郎君、绣花公主；镇元大仙献人参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夕用(多目)妖怪一百只眼，蒕波降金光霞佩；观音菩萨，木叉行者，孩儿妖精；到车牢(迟)国；天仙，李天王，哪叱太子降地勇；六丁六甲将军；到乌鸡国；文殊菩萨降狮子精；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山神，牛魔王；万岁宫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叉；到女儿国；蝎子精；昴日兔；下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西番大使，降龙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萨，阿难，伽舍、十八罗汉，四天王，护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读，七星、九曜，千山真君，四海龙王，东岳帝君，四海龙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释伽沃(佛)，上，散。
可以看出，“火焰山”及其衍生的“红孩儿”故事列在其中；所涉及到的镇元大仙可能与“活人参果”有关；但这里没有“大闹天宫”与“恨逐美猴王”——“恨逐美猴王”可以理解为《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或“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57回），但这两个故事在大佛寺壁画里都没有出现——因而壁画的出现不应早于这个时期。

第四阶段的标志性作品是元末的杂剧《西游记》，其中提到了齐天大圣有过盗仙酒仙衣的事，但大闹天宫故事还没有完全成型；“恨逐美猴王”则踪影全无。另外有一件通常视为元代（但可能出于明代）的作品《销释真空宝卷》，其中也提到取经故事的主要章节⑤：
唐圣主，烧宝香，三参九转。祝香停，排鸾驾，送离金门，将领定，孙行者，齐天大圣。猪八界，沙和尚，四圣随根。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设人洞。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人国，匿了唐僧。到西天，望圣人，殷勤礼拜。告我佛，发慈悲，开大沙门。开宝藏，取真经，三乘教典。暂时间，一刹那，离了雷音。取真经，回东土，得见帝王。
同样没有“大闹天宫”与“恨逐美猴王”（“三打白骨精”或“神狂诛草寇”），可见这两个故事此时也尚未诞生。
第五个阶段以明初的《西游记平话》为标志，所谓的明初《西游记平话》保存于《永乐大典》和朝鲜的翻译教材《朴通事谚解》中，恰巧《朴通事谚解》中保存的也是主要情节提要⑥：
十万八千里程，正是瘦禽也飞不到，壮马也实劳蹄。这般远田地里，经多少风寒暑湿，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难路，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音义》云：“刁，难也；蹶，颠仆而不能行也。”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鉤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
在《朴通事谚解》的其他描述中，提到了比较详细的闹天宫的情节，可以认为“大闹天宫”故事已经出现，但“恨逐美猴王”（“三打白骨精”或“神狂诛草寇”）仍然不见踪影。
很清楚，在吴承恩最后为《西游记》定稿之前，取经故事主体上还是稳定的，几种资料反映出的都是那几个共同的故事，显然，在以上几个阶段没有出现的故事都应该认为是吴承恩的创作，“恨逐美猴王”当然不能例外。而“恨逐美猴王”这一壁画局部的照片恰恰是我见到的，不会有误读。
另外，以我见到的壁画局部照片与可以认为同在一个地区出现的榆林窟、东千佛洞取经壁画相比，两者的细腻、丰富程度差别太大；榆林窟壁画虽然有数幅，其实只有一个画面：唐僧合掌礼拜，猴行者牵马随后，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内容基本一致；而大佛寺有四十多个栩栩如生人物的壁画与其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说，唐僧取经的故事尽管可能产生较早，但榆林窟取经壁画绘制的时间比较晚，专家们认定大约在西夏的中晚期，有的绘制时间已经进入元代。⑦西夏的中晚期距大佛寺壁画假定的绘制时间元代已经相去不远，两种壁画之间故事情节上的巨大差距，会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吗？不可思议。

再次，大佛寺如此精细的壁画故事的出现一定有文字的故事为依据，而我们从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情况来看，元代也不应该有精细程度与《西游记》相近的作品。小说的划时代变化出现元末明初，以罗贯中写定《三国演义》、施耐庵写定《水浒传》为标志。但罗贯中、施耐庵两位实在是异数，前无古人不说，而后面相当一段时期也没有来者，甚至这两部作品问世后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喝彩——无人赏识，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才被重新推出。应该说，明代中后期嘉靖以后的《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才是中国长篇通俗小说正式登场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才有适合长篇小说的社会气候与具有相应修养的文人，这是一个综合社会条件的问题，不具备这样的综合社会条件，即使精彩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只能呆在冷宫里，元代怎么可能有与二、三百年后才出现的《西游记》相近的取经故事？
至于大佛寺取经壁画内容与《西游记》的少许不同，我认为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差别。《西游记》毕竟是故事，没有谁规定就不可改动，绘画的人在细部做一些即兴发挥也是可能的——比如，沙和尚牵马、八戒挑担与八戒牵马、沙和尚挑担有什么重要不同吗？请打开《西游记》第三十六回，见第三行“猪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拢着马头”，与壁画不是完全一致吗？八戒在《西游记》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也有勤劳勇敢的一面吗？对故事做一些即兴改动应是正常现象，不能作为源出不同的证据。

注释：
　　①、 采集于杨国学《丝绸之路〈西游记〉故事情节原型辨析》，《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2期，17页；杨国学、朱瑜章《玄奘取经与〈西游记〉“遗迹”现象透视》，2003年河南大学“《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②、 这几个故事的名称来自于包括网络在内的多方面的介绍。几个故事的名称可能会有不同表述，但本文并没有以文字的表述为依据，所以不同的名称不会产生歧义。如果以上关于壁画故事的文字表述可以为据的话，那无需多证即可断定壁画晚出，因为“美猴王”、“闹天宫”这样的词都出现得很晚。
　　③、 关于原生的取经故事请参见蔡铁鹰《取经故事原生于西域之求证》，《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2期，35-46页。
　　④、《礼节传簿》影印件与整理本均可见《中华戏曲》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⑤、引自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⑥、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248、249页。
　　⑦、参见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段文杰《榆林窟党项、蒙古时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2页。

总而言之，张掖大佛寺的西游记壁画实际上是清代作品。但是在前段时间，一些知名媒体却堂而皇之的称其比“吴承恩的书还早了200年” 。且不论早就有诸多学者考证了这是清代壁画，甚至连张掖市博物馆对该壁画的介绍也是“明末清初的作品”，作为知名媒体，不但查不了学者的论文，甚至还查不了张掖市博物馆的文章？

并且这幅清朝壁画的构图还直接照抄了李卓吾本的插图。而且这壁画的画师水平也不敢恭维：照抄都抄不好，李本插图孙悟空没有衣服覆盖的地方的笔触都是毛茸茸的，而这清朝壁画把孙悟空的猴毛画没了，画成了一只秃猴 。

这个清代壁画总共就画了10处西游情节，9处都是抄李卓吾本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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