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行散

看到“不必须奇才”，我大喜过望。更何况王孝伯是何人呢？“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赏誉》）好厉害啊，我浙江小剑潘霞难道战他不过？

不料王孝伯塔突然袭击我，说什么“我爸是王长史！我妹夫是孝武帝！”我一看，嗷，太原王氏！皇亲国戚！难怪不必须奇才，这就不奇怪了，这就不奇怪了。东晋时假如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去他家找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如此高门，自然是不缺人吹捧了。如此看来，能弥补才华的只有出身了呢

再行个散

所谓“常得无事”，我倒也贴合。只是与人家高门安享福贵、钟鸣鼎食的优渥自然不同。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常得无事”是和当时的玄学思想契合的。另举一例，性卓荦不羁的王子猷在桓氏做掾属时，便“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其行为艺术更是在简傲篇中独占了八分之一。

魏晋时期“民瘵已甚”，朝不保夕，原始儒学的“平天下”理想“不得通其道”，士人们不得不“求诸己”，又试图兼采佛道，贯通出一条新的“内圣外王”之道。

面白の何平叔“贵无”，说“圣人体无”“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与儒学“正己垂拱”已然不同。他又认为圣人“以自然为用”，颜子“无喜怒哀乐”便是任道，试图混一儒、道二家的圣人内涵为一种无悲无喜、合乎“自然”的至高境界。这就是他所执的“圣人无情论”。而退一步的，贤人、众庶等便是“有情”。就可能“违理而任情”,这就为饮酒、服药、清谈这些彰显风流放浪、不滞于物、不拘礼节的行为开了许可状。《伤逝》亦有“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之语，可为佐证

何平叔赏识の短命二郎王辅嗣也贵无，他仍然主张“则天之德”甚至“绝圣弃仁”的回归自然，但在“情”上却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是与面白君在“圣人无情”上的分歧。圣凡之别在于精神境界，而圣人之“情”也是不滞外物、取法天道的自然流露。这就更鼓励表面“任诞纵情”内在“亲爱及物”的行为了

从“正始之音”代表何王二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追求的新“理想人格”。“常得无事”搞点“蔑礼而崇放达”的行为艺术也正是与之契合的，大概也是一种“大隐隐于市”的表现吧

三度行散。这回和王孝伯一起：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离骚》自然是“与日月争光可也”教员也说“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熟读离骚说难听点首先当然是沾屈子的光作为装13利器，即使无“奇才”也能充充门面

当然，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这种精神追求和当时士人们的处境也是不无相似之处。

屈子的高洁情怀、“深思高举”乃至“露才扬己”“忿怼不容”在东汉被班固指责，但在两晋得到了颂扬。《晋书隐逸传》有夏统之言：“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污共泥”表达了对屈子放任心性、以抗浊世的高度认同。“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此外，这位夏先生更是有“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的任诞之举，可谓神交屈子了。

四度行散
……好方略，不过我想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