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改革,而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恩格斯在听冯·亨宁教授举行有关普鲁士财政制度的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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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普鲁士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财政制度是完全建立在最新的国民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个国家敢于把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用于实践。例如英国本来是产生这些最新理论的国家,现在还深深陷于旧的垄断制度和禁止性关税制度中,法国也许陷得更深。无论是英国的哈斯基森,还是法国的杜沙特尔都没有能够以比较明智的见解来克服私利,更不要说奥地利和俄国了,而普鲁士坚决承认自由贸易和工业自由的原则,并且废除了一切垄断和禁止性关税。这样,我国制度的这个方面使我们大大超过那些在其他方面、在政治自由的发展方面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在财政方面取得了如此特殊的成就,那么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我们的政府找到了进行这一类改革的极其有利的条件。1806年所遭受的打击为建筑新大厦扫清了基地;代议制束缚不了政府的手脚,虽然实行代议制能使个别的利益表现出来,可惜,仍然有一些顽固的老头子,他们出于狭隘性和阴沉心理,挑剔新事物,责备它们不是历史地产生的、是从抽象理论中强行臆造出来的、不是来自实践的;好象从1806年起历史就停止不前了,好象实践的缺点是它同理论一致,同科学一致;好象历史的本质就是停滞不前,在原地兜圈子,而不是进步,好象本来就存在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