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打仗的特点
凉山彝族打仗有它的特点，和蒙族藏族满族完全不同，他们从来不会和你打正面战，都是躲在高山上，藏在树林中，由于凉山的地貌都是高山深谷，官兵有后勤辎重，只能从谷中走，排成一条长龙，正好成为他们在高山上和树林中伏击的对象，每每造成重大伤亡后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打枪。即使你发现了他们伏击的位置，你也追不上，因为凉山彝族人“蹊经熟悉，猱猿善登，如履平地”，能够迅速转移。他们身披羊毛披毡和擦尔瓦，在雪天和雨天也能够林栖野处，用羊皮口袋裹数日干粮，打仗不需要后勤补给，从小练习甩石头赶羊，箭法和枪法都很准，深山峡谷中的河流都没有桥梁，水流又急，官军拥堵通过或者撤退时，也是他们伏击的对象，所以湘军名将周达武在《征剿建南夷匪碑记》中说他们“善于攻人之整，袭人之疲，乘人之退，常以数十人敌千数百人之众”，这些情况不是今日内地汉族所能了解的。

魏源在《圣武记》中说：“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优劣与？夫地利之宜，天时之顺，人事之利，三者不可偏废。西北之地，广漠无垠，骑射之技，可以驰骋千里，故我朝之兵，长于西北。金川西南，山高路险，非骑射之所宜，故其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地多湿热，非北方劲旅之所宜，故其功让于西藏。吉林、索伦之兵，虽劲，然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优劣也！”内地人民不了解西南边疆的情况，以为西南少数民族只能打一些低烈度的部落战争，实则大谬不然了！

1933年，藏军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内犯，越过金沙江，兵锋直指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川边震动。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奉中央严令反击，但藏军装备精良，又由英国军官负责指挥，二十四军屡战不利，不得以调西昌邓秀廷部彝兵参战。时邓秀廷部正进剿越西县普雄各彝支，闻川边告急，遂撤普雄之围北上救援川边各县，于农历三月抵达打箭炉，初战失利。后邓部营长孙子汶（彝名斯兹补各）亲率数百彝族战手、刺客，攀援悬崖绝壁，迂回到藏军阵地后方，配合邓秀廷率主力突然发起进攻，藏军腹背受敌，大败，丢失辎重弹药无数，邓部连续收复川边各县，将藏军逐过金沙江，奠定今日川藏边界，此役重挫了英帝国主义凶焰。

1956年凉山彝族奴隶主全面叛乱以后，解放前大黑彝奴隶主罗阿牛之子、身为喜德县民政科科长的罗洪木呷也纠集3000多人枪叛乱，和解放军以及民改工作队在喜德山区打了多年的游击战，打死打伤解放军和民改工作队多人，有一年晚上甚至还摸进西昌城里来看电影，用粉笔在西昌大礼堂的墙上写下“罗洪木呷今夜在此看电影”这11个字，气焰嚣张至极。直到1964年12月12日10时40分，罗洪木呷及其侄子罗洪古尔弹尽粮绝，才被解放军打死在喜德县原始森林中。

罗洪木呷是国民党少将彝务团长罗阿牛之子，解放前在邓秀廷办的边民小学里读过几年书，认识一些汉字，能够读懂《三国演义》和《毛泽东选集》，作为解放后的黑彝上层人士，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喜德县民政科科长（当时只设民政科，相当于民政局），他却嫌官小，拒不任职，说是“不想拿共产党的筷子，不想端共产党的碗”，人民政府每月还要派人把工资送到他家里，可谓是仁至义尽。1956年民主改革前夕，他去了一趟北京参观，回来就开始煽动叛乱，胡说什么“共产党要把黑彝男人抓去朝鲜当兵，要把黑彝女人押去苏联配种”，“民主改革是要消灭彝族”，“毛泽东的娃子（干部）只会耍嘴皮子，朱德的娃子（解放军）枪打的不准”，“龙三公子（龙云之子龙纯曾，当时已经在云南昭通叛乱中被击毙）的部队要打回凉山来”。罗洪木呷叛乱以后，人民政府几十次写信给他，又派他的家支成员上山去动员他回心转意，甚至保证对他既往不咎，他都死不悔改。罗洪家是凉山最大的黑彝家支，自称其祖先从成都方向的大雪山迁来凉山，至今已有四十多代，可能是古代氐羌后裔。罗洪木呷的态度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一些黑彝奴隶主在叛乱之前，甚至将老婆儿女杀死，将房屋烧掉，表示其顽抗到底的决心。

解放前著名人类学家马长寿在《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中说：“凉山夷族，自古以来以勇武著称，其好战之性，冠于东亚各族。其民风强悍，勇于战斗，不畏强敌，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实为东亚最好战之民族。”
凉山彝族并非只是在长期封闭环境下持续进行有限低烈度的战争，南诏大理统治时期的情形现在囿于史料缺乏，我们搞不清楚。但自元初以来，中央王朝对凉山彝族的大规模用兵就没有停止过，有些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并不小。

元初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配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葬毕，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祭祀时，亲戚毕至，宰祭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赡之。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霑血立死。”
元朝时期，凉山属于云南行省管辖，李京以宣慰副使身份“从脱脱平章平越巂之叛”，亲身参与过和凉山彝族的战争

元世忽必烈至元六年，以招讨使怯绵讨凉山彝酋建蒂，大败，怯绵被处死。至元九年，忽必烈又“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凉山彝酋建蒂，战争长达7年之久，元军一度失利，死伤甚众。至顺元年，元文宗又“发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诸军，命河南平章彻里帖木儿同武靖王搠思班由四川，陕西平章教化从豫王阿剌忒失里八番”，夹攻凉山彝酋撒加伯。明年“撒加伯复叛”，元朝又“以陕西兵直抵罗罗斯，碉门兵趋邛部州”，征剿凉山叛彝。

明人范守己《建昌九夷考》载：“猓玀，其人性狠好杀。男女插发著长衣，腰系皮带曰饥饱索，裹帕，赤足，身佩刀剑，居板屋，刀耕火种，喜猎。有事以艾灸羊膊卜吉凶，有急以刃刺人或自刺而死，轻生乐斗盖其俗习。”
“建昌”即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范守己在这里所说的“建昌”是泛指今凉山地区。

明代中叶以后，川南“边备日弛，蛮害日惨，官军日耗，屯堡日虚”，“旧额宁番一卫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无一人存矣。行数十里，鸡犬无声，人烟绝迹”，“诸夷狺起，越嶲之间行旅为绝”。万历十五年，四川都御史奏报朝廷，调集军队征剿凉山，结果三路皆败。万历十六年七月，明朝急命松播镇总兵官李应祥、成都府同知余昭、叙州府唐导钦、同知陈守听，马湖参将郭成、朱文达、万鳌、田中科，中镇将周于德、腾国光，乌蒙土官禄荣、通判杨成，播州土司杨应龙、建昌将王之翰、杨师旦等从征，并调集汉土官兵四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自马湖，一自中镇，一自建昌，向凉山彝族发起全面进攻，历时两年苦战，明军师老兵疲，虽有斩获，仍未能将川南彝乱敉平。所以明朝政府不得不再启用大将“以奠封疆”，《明史·刘綎传》载：万历“四十年，四川建昌猓叛，命綎为总兵官讨之……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砦，大小五十六战。”实际上仍未将凉山彝族平定，情况反而更为严重。《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正月乙丑载：“云南巡按朱泰祯疏言……臣所经建昌一道……独有松林站以至礼州，从禄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白骨山积，营垒丘墟，室庐空旷，夷氛独横。”

清朝统治川南地区两百多年，对凉山彝族的大规模用兵就达到20多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雍正年间川陕总督岳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联合进剿凉山。道光十七年，以四川提督多隆武、骁将余步云征剿凉山。同治七年以湘军名将周达武统兵二万，由西昌深入凉山，至美姑牛牛坝，久战天晚，觅径不得，遂致大败。后周达武在越嶲厅晒金关(今属四川汉源县)立《征剿建南夷匪碑记》，其中讲到自古用兵凉山有三难：“建南之中，群山所部，峻途绝险，足茧艰步，难一；猓夷野处，蹊经熟悉，猱猿善登，如履平地，常以羊皮裹数日行粮，力强轻战，难二；夷地辽阔，群蛮散处，不能聚歼，败则兔脱，胜则蜂屯，善于攻人之整，袭人之疲，乘人之退，常以数十人敌千数百人之众，难三”。光绪三十四年，英国探险家巴尔克在凉山被黑彝阿侯家杀死，引发外交争端，清朝从西昌和马边两路出兵攻打凉山，阿侯家彝族坚壁清野，遁入深林密箐，清军修了一座昭觉县城后退出，号称“拓地千里”，实际上并不能控制凉山彝族。

辛亥革命以后，边疆社会秩序崩溃，大小凉山彝族奴隶主武装四出烧杀掳掠，按西昌名士刘芷汀1947年在《倮区汉奴吁天录》序言中披露：“乃有凶暴成性，违抗政令，不率教化之倮族，繁衍于川康滇省间，年年月月，燬人庐舍，劫人财物，伤人生命，掳掠汉族数十百万，辗转售卖……民元以来，军阀割据，罔顾边关，犹任其肆意猖狂，宁属（今四川凉山和攀枝花地区）各县无日不掳，无夜不抢，无一乡村不遭焚杀搂掠。如西昌小麻柳二十馀村堡，二三日间焚杀掳尽……盐源黄草坝，最繁盛之乡镇，无一户幸免，田土尽荒。盐边县大有田场，人民千馀户，民（国）十四年完全消灭……西昌县城外数里之北山东西两河，人民千馀户，多被捆杀……西昌北行，傍山大路，行人绝迹……外省客藉人，未曾身受，以为妄谈，且加非议，令群众痛心。”

国民党统治川南二十多年，对凉山彝族的大规模军事征剿就有20多次，几乎平均每年就有一次。其中最著名的两次是：
1945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命其侄刘元瑄等率部两万余人进剿普雄彝区，结果大败，普雄彝族并焚掠越西、冕宁、甘洛、石棉各汉族乡镇，震动整个川南，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善后。
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再剿普雄，派亲信贺国光主持西昌军事，仍以刘文辉之侄刘元瑄为指挥，调集西康各路地方军队，同时出动中央军和空军助战，此事当时在全国的报纸上都闹得沸沸扬扬。
1950年，国民党军胡宗南、贺国光残部并家属万余人在西昌北山与喜德、越西等处彝区为彝族部落武装所劫杀，这就是所谓的国民党军万人男女裸身大逃亡事件，此为国民党自黄埔建军以来从未有过之奇耻大辱。

马长寿是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史学家，长期从事东亚民族史研究，抗战时期曾经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7个月的社会调查，他在《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中说凉山彝族“实为东亚最好战之民族”，这是对凉山黑彝性质的一种描述，我认为不是无的放矢。解放后由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统稿、邓力群负责审查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中，同样讲到“凉山黑彝奴隶主以好战为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