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吧里讨论你拜的帖子不少，如果有吧友感兴趣可以看我这个帖子里发的资料。
以下《金溪淙流、血川荡汩，拜占庭的兴与衰，公元955年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Streams of gold, rivers of bl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Byzantium, 955 A.D. to the First Crusade ”，的开篇。本书由拜占庭历史学家安东尼·卡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所著，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古典学教授兼主任，主攻希腊史学和拜占庭学。
联合翻译：@青悠闲人、@数学九十分、@巴西尔铜手 （青铜学人翻译组） ；转载已取得翻译组成员同意
1. 罗马尼亚
（关于“罗马”的定义）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在十世纪仍旧作为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闻名于世。尽管在七世纪遭受了阿拉伯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轮番入侵后它的领土已经逐渐萎缩到至雄安亚细亚两岸，色雷斯，希腊和意大利的南部，但它依然是“罗马帝国”，更准确的说是“罗马人的帝国”。它拥有一个自四世纪开始便被使用的合适名讳，“Romanía”（音译过来就是罗马尼亚）拜占庭的统治者是“罗马人的巴西琉斯”，希腊语中的国王。但我们还是尊称这个国度为“帝国”，因为她的统治基础传承自古代的“罗马帝国”。如同古罗马一般，拜占庭人也认为他们帝国和其统治者在地位，威望，文化，古典主义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甚至在神学领域）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这也被同时期拜占庭的邻邦，尤其是体量较小的基督教势力所承认。拜占庭的巴西琉斯的确与一般的统治者有明显的不同。
至少在十世纪，拜占庭并不是现代定义中所认定的帝国，即被单一民族或宗教组织（人口中的少数)统治的基于多民族附庸的 “帝国”。 拜占庭的“罗马人”是任何一名会说希腊语并认同自己作为被法律，习俗，宗教和行政法律所定义的罗马政体的一部分的东正教基督徒。这种“罗马人”占据了拜占庭的主要人口，大约有一千万人（10世纪），帝国内也还要其他的还未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诸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的斯拉夫团体、在东部省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人、军队中的外国小部队、保禄派教徒和犹太人，但这些少数民族实质上或多或少都有被主流文化所影响。总的来说罗马尼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拥有少数民族的罗马人的王国而非正意义上的“多民族的帝国”，尽管在十世纪晚期和十一世纪这个平衡会因最近征服或者合并的外国领土而偏向“帝国的统治方式”。不过，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从来都并不是我们的史料所提议的那般绝对，拜占庭人毫无疑问是排外的而且普遍对于所有的外来族群抱有偏见，但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居住在帝国的外国人员和团体在生活了两到三代后也是十分容易被同化成与其他罗马人别无二致的罗马人。通常通过军事服务和定居的方式，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哥特人、匈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有着不同背景的人已经被同化了。成为罗马人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文化政治认同。另外，皇帝也宣称了对其他在南意大利、亚德里亚海岸和高加索地区的小型基督教国家的霸权。虽然实际上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眼中他们是拜占庭的附庸国，而他们中的部分会在拜占庭的征服时代中或被占领或合并。
按照古代或者说中世纪的标准，就其规模而言，拜占庭的文化是同质的、社会是统一的、且被独占的主权国家机构统一。我们极其需要强调它在这方面与同时期的西欧中世纪国家不同（西罗马帝国的土地），拜占庭的核心领土不是由世袭地方领主采取类似西欧的半自治，且统治者必须与这些领主进行内部外交以获取支持，贡物和士兵。它们更像是一个个由中央定期派遣且会不断轮换的地方行政长官所管理的行政省。以君士坦丁堡为总部的官僚机构，在各个省份设立分部，有着相当标准化的税收、招聘、法律、宗教和薪水。这些连贯的行政管理网（包括教会）是互相平行，阶级分明和集中的，它们以重叠的方式将首都与各个省份联系上。这也使得在十世纪，拜占庭拥有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的税收效率、国家可支配的资源、精密和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在管理全罗马人方方面面的权威。
罗马人不会因为任何法律或者习俗将人分成固定的种姓或阶级，而贵族也不会宣称他的家族应当因其血缘而获得特权。一个法律（希腊版本的罗马法）适用于所有人身上，一个家族只有当他们在帝国宫廷政治中获得成功并维持了皇帝的亲睐才能获得权势。因此，尽管有些人确实受益于他的家族所给他带来的遗产、威望和财富，拜占庭仍旧有着非常可观的阶级流动性和更替率。巴西尔二世曾在颁布新法律的时候推测一个强大的家族一般能保持70到100年的寿命（尽管部分家族有着更长的寿命），但是同时期的一个穷人可以通过升职和被授予一个宫廷头衔来获得权势。在当时的拜占庭，“世家贵族”仅仅是一种在修辞学上对于富有的当权者的赞扬（只要他们保持着权力）。这种称呼既没有对应法律现实，也不是固定的社会现实，而更像是反映了普罗大众对于某种社会形象的渴望。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之所以有权势是因为他们在宫廷、教会和军队担任职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职位安排会常常随着皇帝的喜好而变动。忽视那些浮夸之词，拜占庭的贵族阶级是事业性的而非血统传承式的，“他们通过头衔和职位来组织权力，而不是靠他们的家族。”同样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一点也常常被最近的历史学者所忽视。在帕拉夫戈尼亚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失去大众支持之前，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具有的权威和对命令的服从性。
到目前为止皇帝一直给人们留下一个全能的形象，他们确实控制着帝国的所有机构组织，也常常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教会上，前提是皇帝不改变教会的基本教义和各种仪式。理论上，皇帝的权力无法被任何一所法院或法律所限制。但因为“奥古斯都”在创造君主体制的时候包含的一定的选举理念使得拜占庭君主制的本质上有一定的脆弱性并缺少保障性；它没有世袭的和绝对的权力。拜占庭的皇位的传承必须要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手段，且无论哪种方法都必须获得罗马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军官、行政官僚、宫廷成员、神职人员和任何在当时具有强大实力的利益集团。只有在这些社会因素和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皇帝才能被社会所承认。当一个皇帝十分受欢迎的时候，他能够为他的继承人做好安排，但是如果他不受欢迎，被推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无论是通过宫廷政变还是军事政变。所以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敌人，潜在的篡位者都会寻求罗马社会的支持以获得“合法性”。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尝试维持大众的支持并关注民众的意见，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机会的到来或者说宣告他们的末日。“合法性”不是赢一次就全赢了，他必须要在政治上不间断的维持下去。
被君堡市民不满的米海尔五世导致他被愤怒的民众阉割挖眼（图片来源wiki）
王朝仅仅是短暂性的权力安排，它十分脆弱且容易受到挑战或被推翻。它的延续也并没有绝对的保证，没人有权利去继承这个政府(res publica)，罗马人的公共事务也无法被私人化，这就是这个君主制国家的“共和”基础，皇帝有义务对人民的权利负责。【3】为了减轻这种系统性的不安全性，罗马的君主们将选举制度神圣化，而人民也乐于将他们的巴西琉斯当作是被上帝所眷顾之人。但是在民心丧失的时候，上帝可从来不会保护这些皇帝。因此，皇位总是处在被剥夺的边缘，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结局，皇帝也不停的打压他的竞争对手以保护自己免受阴谋和叛乱。而这种权力框架塑造了帝国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实际上，帝国有两大政治舞台：君士坦丁堡和边境军队，而皇帝必须同时盯着两者，这也是我们的史料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军队，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军官们，对与任何在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存活都有着极大的威胁，所以帝国的军事政策的需求不仅是保护帝国免受外部势力入侵，还要消减军官们的威胁。在持续与外部势力的战争背景下，拜占庭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宫廷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塑造的。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两个主要的争论点。
2. 帝国行政
(帝国的行政概括:头衔，官职和治理之术）
君士坦丁堡，也被称为新罗马或那座“城市”，是东（罗马）帝国那颗跳动的心脏，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是东地中海最具战略意义和最美丽的地区之一。作为一座城市和帝国首都，它的规模，所拥有的权力和宏伟壮丽的程度超越了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地方。尽管如此，拜占庭人仍不遗余力的赞美它。尽管火灾，暴乱和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城市中是清晰可见的，但它（留存下来）的奇观和核心设计仍然属于君士坦丁，狄奥多西，查士丁尼所处的古典时代晚期的首都建设,因而拜占庭人还是不遗余力的去赞美它。对他们来说，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之眼”和“统治之城”，是可视的不朽证据，证明帝国本身在宇宙秩序中占据了更高的地位。行走在高大的城墙、铺砌过的林荫大道、高耸的螺旋柱、连甍接栋的宫殿群以及圣索非亚大教堂那金色的圆拱顶之间，来到这座城市的外国人看到这些景象都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而这个（优势）被拜占庭巧妙地用进其外交手段中。
如一个生活在十世纪中叶的诗人热情地歌颂道：
在这漫长且枯燥的旅途后，旅行者从远处便可看到高耸入云的塔楼，它如同有力行进中的巨人；耸立在最高点的圆柱，一座座高楼和拥有着广阔且顶尖的拱顶的庙宇。 —（谁看到这些）不会顿时充满喜悦呢？...当他（旅行者）到达城墙并靠近城门之时，谁又能不向这座城市致敬，并低着颈项，跪在地上，抓起一些这有名的土壤，说出‘赞美啊，这宇宙秩序创造的荣耀！’呢？随后他才满心欢喜地走进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不仅给外国人和外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公共场所和古迹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舞台，这些舞台有效地向城市里的居民展示了完整的帝国权威。在君士坦丁七世（卒于959年）宫廷中汇编的《典仪论》里提供了许多游行，庆典，欢庆仪式和公共法律的方式和规则，这些共同定义了行政和教会日常准则。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是庞大的，有大约25万或更多。鉴于中世纪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要维持这个水平的人口数量不减并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增长，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年需要从帝国各省引进数以千计的新人口以及大量的粮食。人们不断地搬迁到首都去寻求致富的机会，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也不断地接纳来自各省的移民。君士坦丁堡如同一块磁铁，吸引着最有才华和拥有良好人脉的人，也同时吸引穷困潦倒之徒，因为那里拥有着帝国和教会最优渥的慈善援助机构。那是一座充满机遇之地。马其顿王朝的创建者巴西尔一世（867-886）就是一位为了摆脱贫困而前往那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劳苦农民，他（也在那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登上了王位。
为了保持自己皇位的安全，皇帝们必须确保他们被其臣民认为是公正，虔诚，仁慈和富有同情心的，反之他们也应当被国内外潜在的敌人以可畏的形象所铭记；他们必须在捍卫帝国不受野蛮人的袭击和公平地执行法律的同时，保持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对自己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皇帝的）形象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来实现的，不过熟练地运用帝国治理机制也是必要的。
粗略地总结一下，共有三种（帝国治理机制）类型：
一，无论皇帝感兴趣与否都在幕后运转的帝国常设机构；
二，通过授予宫廷头衔和职务来培养政治支持的手段，这也塑造了帝国社会中的上层阶级
三，围绕皇帝的个人决策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风格
让我们依次考虑这些（类型）。
对于（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言，最重要的三个常设机构是分别是军队，教会和税收制度。 我们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讨论军队，不过我们应该在这里先指出：（军队）是迄今为止帝国中最危险的权力集中体。 在十世纪中叶，（名义上的）记录中的（拜占庭）军队在征服时代有大规模增长，可能包含了140,000名士兵，尽管远征军的编制通常不大，大约为5,000名。即便如此，军队仍占总人口的1％以上（Anthony认为拜占庭人口在10世纪大约为1250-1400万，但有说是在1400-1650万），约占成年男性的5％，而且还占据了帝国预算中的最大份额（缺乏具体的数字记载）。 要维持这个人数（140000）将需要每年征召约5,000名的新兵，如果要创建新的部队，则需要招募更多。它（军队）在对人口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军队的组织需要复杂的官僚机构，才能将宫廷（中央）与地方指挥部联系起来。
教会也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其用途在于管理其大量的财产和人员，并解决因教会法的实践而在社会中引起的法律问题。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散布在帝国各地，其中大部分在修道院里，其中一些（修道院）拥有大量的财产和贸易收益。教会在为帝国秩序提供思想形态的支持上有着高参与度，一些主教甚至是一些僧侣都深度参与政治。皇帝通常在世俗层面的管理上控制着教会。他（皇帝）可以罢免或任命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他（牧首）的职责主要是作为服务皇帝、令皇帝满意的管理者，在我们所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10世纪中叶)。但是也有例外：“普世牧首”玻利奥塔斯（Polyeuktos），他积极地游说以要求更多的主教特权；“普世牧首”米海尔一世(Keroularios)，其激进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西大分裂.
鉴于军队是帝国中最昂贵和危险的机构，但（军区的）税收制度却占了帝国收入的大部分，虽然皇帝如果滥用（收税的）权力可能会使他不受欢迎。皇帝通常倾向于将收税的权力从当地的将军手中收回，以限制他们选择权（比如叛乱），使他们只能依靠（帝国）宫廷来获得资金。在这里，我们不必讨论涉及征收一系列复杂的税费，杂费，关税等的所有政府部门，并非所有这些在今天都能被很好的了解到。但能足够正确地说，它们（这些部门）构成了帝国秩序的基础，使皇帝能够支付军队，地方行政官，头衔上的费用和其他杂费，并且还将地方人口及其土地与帝国的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如果不是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收税的话，这套税收制度还是很有效率的。该系统终究是基于对应税财产的常规更新的普查，并创建了又一个将首都与各个省份连接起来的官僚网。收税官是无处不在的，且是不可违反的命令的象征。他会出现在拜占庭人的噩梦中，（在拜占庭）一个被称为偏僻的地方就是他（收税官）巡视途径中不会去的地方，例如山顶。在（拜占庭）不存在有“与世隔绝的”、不因与国家打交道而烦恼的农民。社会中各阶层的人士在宫廷里游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免税待遇。
宫廷还通过派发任务,分配官职和头衔的方式来塑造帝国社会里的上层，在这里我们们必须强调：头衔（titles）和官职（Offices）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必须要分开来看。官职（Offices）在行政体系中是一个拥有薪水的政府职位，在军队体系下是有满足特定职能的人员（例如，Strategos或将军；protasekretis或奉书监）。相比之下头衔（titles）所得到的薪水是荣誉性的，被用来巩固持有者在宫廷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没有任何实际可以对应的职能且是终身的。为了让那些我们将要遇到且与皇帝有关的头衔简单易懂，例如kaisar（凯撒），nobelissimos（最尊贵者）和kouropalates（宫廷掌管者）（后者也授予被视为代理人的外国统治者），其后是proedros（领袖），magistros（总管），patrikios（贵族）和protospatharios（御前侍卫），这些高级头衔的拥有者共同组成了元老院。无论是因为持有高级官职还是高级头衔而得到的薪水，都是由皇帝在一个特殊的仪式上亲自颁发的（字面意思地把装满金币的钱袋和丝绸衣裳递过去）。他们还赋予头衔持有者额外的赏赐，津贴和特权。将军们的薪水被（皇帝）期望能用在维护随从和私人卫兵上。因此，皇帝不仅要提拔，而且在经济上还要维持着宫廷，元老院和军事精英。头衔（以及所绑定的薪水）也会被给予外国统治者，包括当地领主甚至是国王，以此将他们与帝国（政治）体系束缚在一起。宫廷体系也因此扩展到了边疆之外，模糊了宫廷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界线。在得到皇帝的允许下，花费重金购买一个宫廷头衔（titles）是有可能的（这个头衔也会有薪水）。即使（购买者）可能无法（通过薪金）来收回原始投资，头衔也会给持有者带来在社会上的各种利好。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头衔都可以做被做到这一点（被拿去售卖），虽说这个制度可能会为国库（短期内）带来净收益，但维护帝国（内部的）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在11世纪买官鬻爵之风的盛行，最终为帝国政府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拜占庭宫廷头衔的社会价值和那相互交错的官僚机构在各个省份不可忽视的存在感，都十分特别地在拜占庭的铅制火漆印上反应出来。这些（火漆）是用锤子钉在装订折叠文件的绳子上。
它们通常会刻上官员的姓名，职务和职位等级，从而确定其身份，以及通常其另一面是一位圣人或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大部分）文件已经丢失，但是铅印通常能够保留下来。目前我们已经从帝国所有省份回收了六万多枚（铅印），每枚印章代表了一个已发送文件的实例。这是一个拥有繁忙的联络网和健全官僚机构的帝国。 （铅印对历史学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铅印比文献资料更全面地保留了官员的姓名，职务和头衔。它们不仅提供了“大数据”，而且还提供了帝国官僚制度的“元数据”。
皇帝在这些治理工具的辅助下，需要面临两个主要难题：
一，他们需要得力的人来担任最高职位，尤其是在军队里，但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是野心勃勃的，因此（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二，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正式和非个人的机构进行治理，但还必须找到对机构进行控制的方法，以免被它们架空。
为了应对这些，皇帝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我们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的）。通常，他们将那些潜在威胁的核心，非直系的亲戚（特别是表、堂兄弟和姐妹），给边缘化。拜占庭皇帝的传统并非家族统治。尽管在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之后（1081），家族统治逐渐成为常态，但在这个时期（马其顿王朝）里面就有例外，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米海尔四世和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他们的统治彼此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军事管辖区逐渐被分成较小的区域并被轮流分派官员，将军通常不被派往他的故乡省份，这意味任何人或任何家庭都无法建立权力根基。多个管辖者意味着可以让强大的军事贵族之间进行相互监视，例如，福卡斯（Phokas）和梅利诺森（Maleïnos）家族与阿居罗斯（Argyros）和库阿库厄斯（Kourkouas）家族之间的斗争，或者是后来斯卡莱鲁斯（Skleros）与福卡斯（Phokas）的较量。较小规模的专业化罗马战团（tagmata）被用来来牵制较大的省级部队（themata）和用于监察常规罗马部队的非罗马人组成的雇佣军。当然，皇帝有可能与将军建立信任关系，然后赋予他或他的家人超绝的权力，这就是君士坦丁七世和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故事的开始，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另一种办法是让皇帝亲自领导军队，这一选择被巴西尔二世用到几乎极端偏执的程度。
此外，皇帝需要确保那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和政治阶层对他的支持度，因为这能使篡夺者难以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在十一世纪，随着王朝的连续性不断减少，这导致了灾难性的财务政策，即在每次(皇帝)上任之初都要分发昂贵的礼物，以购买政治支持，包括了国家薪水。皇帝也倾向于赋予无法篡位的人如太监官员异乎寻常的权力。许多皇帝有一个太监“总理”，经常担任parakoimomenos（即为待寝官/掌玺官），并通常被赋予了管理民政的责任，但其实皇帝可以任命其内阁中的任何成员，甚至是他们的内阁成员的私人太监（尽管他们未在行政部门任职）为待寝官。高层的这种“非正式”灵活性是皇帝可以用来控制官僚体系的一种机制，反之官僚们可以利用制度的僵硬来限制皇帝的权力。或者，他们（皇帝）用主教来担任这个职位，甚至是太监修士。在十一世纪，皇帝更多地使用这样的人物来指挥军队，皇帝的不安在那时变得是如此之大。
以下《金溪淙流、血川荡汩，拜占庭的兴与衰，公元955年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Streams of gold, rivers of bl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Byzantium, 955 A.D. to the First Crusade ”，的开篇。本书由拜占庭历史学家安东尼·卡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所著，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古典学教授兼主任，主攻希腊史学和拜占庭学。
联合翻译：@青悠闲人、@数学九十分、@巴西尔铜手 （青铜学人翻译组） ；转载已取得翻译组成员同意
1. 罗马尼亚
（关于“罗马”的定义）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拜占庭在十世纪仍旧作为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闻名于世。尽管在七世纪遭受了阿拉伯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轮番入侵后它的领土已经逐渐萎缩到至雄安亚细亚两岸，色雷斯，希腊和意大利的南部，但它依然是“罗马帝国”，更准确的说是“罗马人的帝国”。它拥有一个自四世纪开始便被使用的合适名讳，“Romanía”（音译过来就是罗马尼亚）拜占庭的统治者是“罗马人的巴西琉斯”，希腊语中的国王。但我们还是尊称这个国度为“帝国”，因为她的统治基础传承自古代的“罗马帝国”。如同古罗马一般，拜占庭人也认为他们帝国和其统治者在地位，威望，文化，古典主义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甚至在神学领域）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这也被同时期拜占庭的邻邦，尤其是体量较小的基督教势力所承认。拜占庭的巴西琉斯的确与一般的统治者有明显的不同。
至少在十世纪，拜占庭并不是现代定义中所认定的帝国，即被单一民族或宗教组织（人口中的少数)统治的基于多民族附庸的 “帝国”。 拜占庭的“罗马人”是任何一名会说希腊语并认同自己作为被法律，习俗，宗教和行政法律所定义的罗马政体的一部分的东正教基督徒。这种“罗马人”占据了拜占庭的主要人口，大约有一千万人（10世纪），帝国内也还要其他的还未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诸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的斯拉夫团体、在东部省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人、军队中的外国小部队、保禄派教徒和犹太人，但这些少数民族实质上或多或少都有被主流文化所影响。总的来说罗马尼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拥有少数民族的罗马人的王国而非正意义上的“多民族的帝国”，尽管在十世纪晚期和十一世纪这个平衡会因最近征服或者合并的外国领土而偏向“帝国的统治方式”。不过，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从来都并不是我们的史料所提议的那般绝对，拜占庭人毫无疑问是排外的而且普遍对于所有的外来族群抱有偏见，但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居住在帝国的外国人员和团体在生活了两到三代后也是十分容易被同化成与其他罗马人别无二致的罗马人。通常通过军事服务和定居的方式，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哥特人、匈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有着不同背景的人已经被同化了。成为罗马人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文化政治认同。另外，皇帝也宣称了对其他在南意大利、亚德里亚海岸和高加索地区的小型基督教国家的霸权。虽然实际上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眼中他们是拜占庭的附庸国，而他们中的部分会在拜占庭的征服时代中或被占领或合并。
按照古代或者说中世纪的标准，就其规模而言，拜占庭的文化是同质的、社会是统一的、且被独占的主权国家机构统一。我们极其需要强调它在这方面与同时期的西欧中世纪国家不同（西罗马帝国的土地），拜占庭的核心领土不是由世袭地方领主采取类似西欧的半自治，且统治者必须与这些领主进行内部外交以获取支持，贡物和士兵。它们更像是一个个由中央定期派遣且会不断轮换的地方行政长官所管理的行政省。以君士坦丁堡为总部的官僚机构，在各个省份设立分部，有着相当标准化的税收、招聘、法律、宗教和薪水。这些连贯的行政管理网（包括教会）是互相平行，阶级分明和集中的，它们以重叠的方式将首都与各个省份联系上。这也使得在十世纪，拜占庭拥有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的税收效率、国家可支配的资源、精密和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在管理全罗马人方方面面的权威。
罗马人不会因为任何法律或者习俗将人分成固定的种姓或阶级，而贵族也不会宣称他的家族应当因其血缘而获得特权。一个法律（希腊版本的罗马法）适用于所有人身上，一个家族只有当他们在帝国宫廷政治中获得成功并维持了皇帝的亲睐才能获得权势。因此，尽管有些人确实受益于他的家族所给他带来的遗产、威望和财富，拜占庭仍旧有着非常可观的阶级流动性和更替率。巴西尔二世曾在颁布新法律的时候推测一个强大的家族一般能保持70到100年的寿命（尽管部分家族有着更长的寿命），但是同时期的一个穷人可以通过升职和被授予一个宫廷头衔来获得权势。在当时的拜占庭，“世家贵族”仅仅是一种在修辞学上对于富有的当权者的赞扬（只要他们保持着权力）。这种称呼既没有对应法律现实，也不是固定的社会现实，而更像是反映了普罗大众对于某种社会形象的渴望。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之所以有权势是因为他们在宫廷、教会和军队担任职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职位安排会常常随着皇帝的喜好而变动。忽视那些浮夸之词，拜占庭的贵族阶级是事业性的而非血统传承式的，“他们通过头衔和职位来组织权力，而不是靠他们的家族。”同样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一点也常常被最近的历史学者所忽视。在帕拉夫戈尼亚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失去大众支持之前，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具有的权威和对命令的服从性。
到目前为止皇帝一直给人们留下一个全能的形象，他们确实控制着帝国的所有机构组织，也常常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教会上，前提是皇帝不改变教会的基本教义和各种仪式。理论上，皇帝的权力无法被任何一所法院或法律所限制。但因为“奥古斯都”在创造君主体制的时候包含的一定的选举理念使得拜占庭君主制的本质上有一定的脆弱性并缺少保障性；它没有世袭的和绝对的权力。拜占庭的皇位的传承必须要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手段，且无论哪种方法都必须获得罗马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军官、行政官僚、宫廷成员、神职人员和任何在当时具有强大实力的利益集团。只有在这些社会因素和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皇帝才能被社会所承认。当一个皇帝十分受欢迎的时候，他能够为他的继承人做好安排，但是如果他不受欢迎，被推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无论是通过宫廷政变还是军事政变。所以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敌人，潜在的篡位者都会寻求罗马社会的支持以获得“合法性”。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尝试维持大众的支持并关注民众的意见，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机会的到来或者说宣告他们的末日。“合法性”不是赢一次就全赢了，他必须要在政治上不间断的维持下去。
被君堡市民不满的米海尔五世导致他被愤怒的民众阉割挖眼（图片来源wiki）
王朝仅仅是短暂性的权力安排，它十分脆弱且容易受到挑战或被推翻。它的延续也并没有绝对的保证，没人有权利去继承这个政府(res publica)，罗马人的公共事务也无法被私人化，这就是这个君主制国家的“共和”基础，皇帝有义务对人民的权利负责。【3】为了减轻这种系统性的不安全性，罗马的君主们将选举制度神圣化，而人民也乐于将他们的巴西琉斯当作是被上帝所眷顾之人。但是在民心丧失的时候，上帝可从来不会保护这些皇帝。因此，皇位总是处在被剥夺的边缘，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结局，皇帝也不停的打压他的竞争对手以保护自己免受阴谋和叛乱。而这种权力框架塑造了帝国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实际上，帝国有两大政治舞台：君士坦丁堡和边境军队，而皇帝必须同时盯着两者，这也是我们的史料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军队，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军官们，对与任何在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存活都有着极大的威胁，所以帝国的军事政策的需求不仅是保护帝国免受外部势力入侵，还要消减军官们的威胁。在持续与外部势力的战争背景下，拜占庭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宫廷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塑造的。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两个主要的争论点。
2. 帝国行政
(帝国的行政概括:头衔，官职和治理之术）
君士坦丁堡，也被称为新罗马或那座“城市”，是东（罗马）帝国那颗跳动的心脏，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是东地中海最具战略意义和最美丽的地区之一。作为一座城市和帝国首都，它的规模，所拥有的权力和宏伟壮丽的程度超越了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地方。尽管如此，拜占庭人仍不遗余力的赞美它。尽管火灾，暴乱和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城市中是清晰可见的，但它（留存下来）的奇观和核心设计仍然属于君士坦丁，狄奥多西，查士丁尼所处的古典时代晚期的首都建设,因而拜占庭人还是不遗余力的去赞美它。对他们来说，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之眼”和“统治之城”，是可视的不朽证据，证明帝国本身在宇宙秩序中占据了更高的地位。行走在高大的城墙、铺砌过的林荫大道、高耸的螺旋柱、连甍接栋的宫殿群以及圣索非亚大教堂那金色的圆拱顶之间，来到这座城市的外国人看到这些景象都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而这个（优势）被拜占庭巧妙地用进其外交手段中。
如一个生活在十世纪中叶的诗人热情地歌颂道：
在这漫长且枯燥的旅途后，旅行者从远处便可看到高耸入云的塔楼，它如同有力行进中的巨人；耸立在最高点的圆柱，一座座高楼和拥有着广阔且顶尖的拱顶的庙宇。 —（谁看到这些）不会顿时充满喜悦呢？...当他（旅行者）到达城墙并靠近城门之时，谁又能不向这座城市致敬，并低着颈项，跪在地上，抓起一些这有名的土壤，说出‘赞美啊，这宇宙秩序创造的荣耀！’呢？随后他才满心欢喜地走进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不仅给外国人和外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公共场所和古迹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舞台，这些舞台有效地向城市里的居民展示了完整的帝国权威。在君士坦丁七世（卒于959年）宫廷中汇编的《典仪论》里提供了许多游行，庆典，欢庆仪式和公共法律的方式和规则，这些共同定义了行政和教会日常准则。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是庞大的，有大约25万或更多。鉴于中世纪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要维持这个水平的人口数量不减并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增长，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年需要从帝国各省引进数以千计的新人口以及大量的粮食。人们不断地搬迁到首都去寻求致富的机会，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也不断地接纳来自各省的移民。君士坦丁堡如同一块磁铁，吸引着最有才华和拥有良好人脉的人，也同时吸引穷困潦倒之徒，因为那里拥有着帝国和教会最优渥的慈善援助机构。那是一座充满机遇之地。马其顿王朝的创建者巴西尔一世（867-886）就是一位为了摆脱贫困而前往那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劳苦农民，他（也在那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登上了王位。
为了保持自己皇位的安全，皇帝们必须确保他们被其臣民认为是公正，虔诚，仁慈和富有同情心的，反之他们也应当被国内外潜在的敌人以可畏的形象所铭记；他们必须在捍卫帝国不受野蛮人的袭击和公平地执行法律的同时，保持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对自己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皇帝的）形象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来实现的，不过熟练地运用帝国治理机制也是必要的。
粗略地总结一下，共有三种（帝国治理机制）类型：
一，无论皇帝感兴趣与否都在幕后运转的帝国常设机构；
二，通过授予宫廷头衔和职务来培养政治支持的手段，这也塑造了帝国社会中的上层阶级
三，围绕皇帝的个人决策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风格
让我们依次考虑这些（类型）。
对于（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言，最重要的三个常设机构是分别是军队，教会和税收制度。 我们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讨论军队，不过我们应该在这里先指出：（军队）是迄今为止帝国中最危险的权力集中体。 在十世纪中叶，（名义上的）记录中的（拜占庭）军队在征服时代有大规模增长，可能包含了140,000名士兵，尽管远征军的编制通常不大，大约为5,000名。即便如此，军队仍占总人口的1％以上（Anthony认为拜占庭人口在10世纪大约为1250-1400万，但有说是在1400-1650万），约占成年男性的5％，而且还占据了帝国预算中的最大份额（缺乏具体的数字记载）。 要维持这个人数（140000）将需要每年征召约5,000名的新兵，如果要创建新的部队，则需要招募更多。它（军队）在对人口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军队的组织需要复杂的官僚机构，才能将宫廷（中央）与地方指挥部联系起来。
教会也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其用途在于管理其大量的财产和人员，并解决因教会法的实践而在社会中引起的法律问题。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散布在帝国各地，其中大部分在修道院里，其中一些（修道院）拥有大量的财产和贸易收益。教会在为帝国秩序提供思想形态的支持上有着高参与度，一些主教甚至是一些僧侣都深度参与政治。皇帝通常在世俗层面的管理上控制着教会。他（皇帝）可以罢免或任命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他（牧首）的职责主要是作为服务皇帝、令皇帝满意的管理者，在我们所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10世纪中叶)。但是也有例外：“普世牧首”玻利奥塔斯（Polyeuktos），他积极地游说以要求更多的主教特权；“普世牧首”米海尔一世(Keroularios)，其激进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西大分裂.
鉴于军队是帝国中最昂贵和危险的机构，但（军区的）税收制度却占了帝国收入的大部分，虽然皇帝如果滥用（收税的）权力可能会使他不受欢迎。皇帝通常倾向于将收税的权力从当地的将军手中收回，以限制他们选择权（比如叛乱），使他们只能依靠（帝国）宫廷来获得资金。在这里，我们不必讨论涉及征收一系列复杂的税费，杂费，关税等的所有政府部门，并非所有这些在今天都能被很好的了解到。但能足够正确地说，它们（这些部门）构成了帝国秩序的基础，使皇帝能够支付军队，地方行政官，头衔上的费用和其他杂费，并且还将地方人口及其土地与帝国的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如果不是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收税的话，这套税收制度还是很有效率的。该系统终究是基于对应税财产的常规更新的普查，并创建了又一个将首都与各个省份连接起来的官僚网。收税官是无处不在的，且是不可违反的命令的象征。他会出现在拜占庭人的噩梦中，（在拜占庭）一个被称为偏僻的地方就是他（收税官）巡视途径中不会去的地方，例如山顶。在（拜占庭）不存在有“与世隔绝的”、不因与国家打交道而烦恼的农民。社会中各阶层的人士在宫廷里游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免税待遇。
宫廷还通过派发任务,分配官职和头衔的方式来塑造帝国社会里的上层，在这里我们们必须强调：头衔（titles）和官职（Offices）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必须要分开来看。官职（Offices）在行政体系中是一个拥有薪水的政府职位，在军队体系下是有满足特定职能的人员（例如，Strategos或将军；protasekretis或奉书监）。相比之下头衔（titles）所得到的薪水是荣誉性的，被用来巩固持有者在宫廷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没有任何实际可以对应的职能且是终身的。为了让那些我们将要遇到且与皇帝有关的头衔简单易懂，例如kaisar（凯撒），nobelissimos（最尊贵者）和kouropalates（宫廷掌管者）（后者也授予被视为代理人的外国统治者），其后是proedros（领袖），magistros（总管），patrikios（贵族）和protospatharios（御前侍卫），这些高级头衔的拥有者共同组成了元老院。无论是因为持有高级官职还是高级头衔而得到的薪水，都是由皇帝在一个特殊的仪式上亲自颁发的（字面意思地把装满金币的钱袋和丝绸衣裳递过去）。他们还赋予头衔持有者额外的赏赐，津贴和特权。将军们的薪水被（皇帝）期望能用在维护随从和私人卫兵上。因此，皇帝不仅要提拔，而且在经济上还要维持着宫廷，元老院和军事精英。头衔（以及所绑定的薪水）也会被给予外国统治者，包括当地领主甚至是国王，以此将他们与帝国（政治）体系束缚在一起。宫廷体系也因此扩展到了边疆之外，模糊了宫廷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界线。在得到皇帝的允许下，花费重金购买一个宫廷头衔（titles）是有可能的（这个头衔也会有薪水）。即使（购买者）可能无法（通过薪金）来收回原始投资，头衔也会给持有者带来在社会上的各种利好。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头衔都可以做被做到这一点（被拿去售卖），虽说这个制度可能会为国库（短期内）带来净收益，但维护帝国（内部的）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在11世纪买官鬻爵之风的盛行，最终为帝国政府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拜占庭宫廷头衔的社会价值和那相互交错的官僚机构在各个省份不可忽视的存在感，都十分特别地在拜占庭的铅制火漆印上反应出来。这些（火漆）是用锤子钉在装订折叠文件的绳子上。
它们通常会刻上官员的姓名，职务和职位等级，从而确定其身份，以及通常其另一面是一位圣人或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大部分）文件已经丢失，但是铅印通常能够保留下来。目前我们已经从帝国所有省份回收了六万多枚（铅印），每枚印章代表了一个已发送文件的实例。这是一个拥有繁忙的联络网和健全官僚机构的帝国。 （铅印对历史学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铅印比文献资料更全面地保留了官员的姓名，职务和头衔。它们不仅提供了“大数据”，而且还提供了帝国官僚制度的“元数据”。
皇帝在这些治理工具的辅助下，需要面临两个主要难题：
一，他们需要得力的人来担任最高职位，尤其是在军队里，但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是野心勃勃的，因此（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二，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正式和非个人的机构进行治理，但还必须找到对机构进行控制的方法，以免被它们架空。
为了应对这些，皇帝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我们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的）。通常，他们将那些潜在威胁的核心，非直系的亲戚（特别是表、堂兄弟和姐妹），给边缘化。拜占庭皇帝的传统并非家族统治。尽管在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之后（1081），家族统治逐渐成为常态，但在这个时期（马其顿王朝）里面就有例外，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米海尔四世和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他们的统治彼此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军事管辖区逐渐被分成较小的区域并被轮流分派官员，将军通常不被派往他的故乡省份，这意味任何人或任何家庭都无法建立权力根基。多个管辖者意味着可以让强大的军事贵族之间进行相互监视，例如，福卡斯（Phokas）和梅利诺森（Maleïnos）家族与阿居罗斯（Argyros）和库阿库厄斯（Kourkouas）家族之间的斗争，或者是后来斯卡莱鲁斯（Skleros）与福卡斯（Phokas）的较量。较小规模的专业化罗马战团（tagmata）被用来来牵制较大的省级部队（themata）和用于监察常规罗马部队的非罗马人组成的雇佣军。当然，皇帝有可能与将军建立信任关系，然后赋予他或他的家人超绝的权力，这就是君士坦丁七世和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故事的开始，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另一种办法是让皇帝亲自领导军队，这一选择被巴西尔二世用到几乎极端偏执的程度。
此外，皇帝需要确保那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和政治阶层对他的支持度，因为这能使篡夺者难以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在十一世纪，随着王朝的连续性不断减少，这导致了灾难性的财务政策，即在每次(皇帝)上任之初都要分发昂贵的礼物，以购买政治支持，包括了国家薪水。皇帝也倾向于赋予无法篡位的人如太监官员异乎寻常的权力。许多皇帝有一个太监“总理”，经常担任parakoimomenos（即为待寝官/掌玺官），并通常被赋予了管理民政的责任，但其实皇帝可以任命其内阁中的任何成员，甚至是他们的内阁成员的私人太监（尽管他们未在行政部门任职）为待寝官。高层的这种“非正式”灵活性是皇帝可以用来控制官僚体系的一种机制，反之官僚们可以利用制度的僵硬来限制皇帝的权力。或者，他们（皇帝）用主教来担任这个职位，甚至是太监修士。在十一世纪，皇帝更多地使用这样的人物来指挥军队，皇帝的不安在那时变得是如此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