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谈命，所谓命便是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一个人凡有得失离合，皆是这个人的命。有人大富大贵，人便说“这是命”，有人罹遭横祸，人便说“这是命”，有人众叛亲离，人便说“这是命”，有人众叛亲离，人便说“这是命”。若是一个人不满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而又无力改变，就会有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拿出“命”的说法，说这是因为“命”他才这样的。
我们日常所见所说的“命”的体系并不同于简单的“宿命论”，即在一开始人的命运便由一个大他者规划好了，人所作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走，而无论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宿命”。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命”更接近于唯心决定论，是有一个“上天”那样的大他者决定人的命运，祂会在所谓“冥冥之中”考察一切人的作为，给好人一个我们所说的“好”的命运，给恶人一个我们所说的“恶”的命运，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作为，便会被赋予什么样的命运，这就是所谓“报”。我们常说一个人有好报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善”，于是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上天看到了，就给他了好报；一个人有恶报是因为他是个恶人，因为他“额”，于是他做了很多坏事，上天看到了，就给了他恶报；这就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所身处的地位，是他们的作为决定的，而他们有什么作为，又是他们的本性决定的。所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上天”知人，人不知“上天”，“上天”对人如何安排的，人一无所知，故而说“命运难料”。
而这一切却又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便是我们所认定的好与坏全都是“上天”认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判断好与坏的一系列标准——我们称之为“天道”——完全由“上天”制定，才能保证标准的统一，因为如果真的存在“上天”这种大他者那就只能同时存在一个“上天”，自然只能同时存在一个“天道”，而且“天道”显然是没有什么理由去变化的——正如当年达尔文质疑神创论那样，我们也可以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上天”还要让“天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因民族地域的差异而不同；倘若“天道”会因时而变，人就难以及时知悉天道，进而就无法遵循天道；倘若“天道”会因地而变，则各地规矩不一，世界就要混乱。然而事实是时代不同，人们的道德观念可以说是“混乱无序”的，那便是所谓“天道无常”。倘若“天道”在不为常人所知的情形下有变化难料，哪怕那些知悉“天道”圣人们再奋力使天下恢复秩序，也只能被做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天道”自然也就被常人弃之不用了。
故而我们可以说：所谓“天”并不存在，所谓“天道”也不存在。所谓的“天道”其实还是人创造的。我们所谓“善”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作为利他的人，我们所谓“恶”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作为损人利己的人。然而“行善”的人未必因为“心善”而“行善”，其“行善”也未必损己；而所谓行善者之所以被称之行善，是因为其作为利人，让他人得了利益，故而人们称赞他，支持他而不考虑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得利或者受损（哪怕他行此善正是为了让自己得利）。凡是有行善没能够被惠及的人或是那些被这种“善行”损害了的人，便不会称赞他，甚至反对他；因为只有少数“善举”是增加了利益的总量，让所有人都能多分，多数只是利益的转移，本质上是让一部分人受损而去让另一部分人获利。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对于这些“善举”的受益者来说，那些做出善举的人就是善人，而对于这些“善举”的受害者来说，那些做出善举的人就是恶人。即对于个人来说，判断“善恶”的标准其实就是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判断善恶的标准就是是否对这个社会当中的统治者——那些生产的支配者，社会财富的掌握者们有利；所谓社会道德之类也都是建立在这样简单的基础之上的。
既然如此，其实也就无所谓“仁义道德”，无所谓“正确错误”，也就无所谓基于这些判断的“天命”了。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使多数人受益，那么多数人就会支持他，并使他受到追捧，得到“好命”；一个人如果能让多数恃大者受益，那多数恃大者就会支持他，并使他受到拥护，得到“好命”；如果一个人能够使恃最大者受益，那恃最大者就会支持他，并使他得到庇护，得到“好命”；若是他损害了恃小者，则恃大者会保护他，若他损害了少数人，则多数人会保护他。反之，如果他损害了多数人，那么多数人就会反对他，并使他得到排挤，得到“苦命”；如果他损害了多数恃大者，那么多数恃大者就会反对他，并使他得到打压，得到“苦命”；如果他损害了恃最大者，那么恃最大者就会反对他，并使他得到驱逐，得到“苦命”。可见世上没有所谓“天命”的，决定人命运的是人的作为，且不只是一个人的作为，而是所有人的作为。而决定人作为的则是是否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