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里，银座某家大型酒吧的女服务生意外地施恩于我。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却拘于恩情，时常感到一种被束缚的不安和担忧。那时，我已不必依靠堀木，一个人也可以乘坐电车、去看歌舞伎了。我甚至可以装成厚颜无耻之徒，穿着花纹衫踏进酒馆。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感到怀疑、恐惧、烦恼，但至少表面上渐渐可以与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不，不对，若不借由充满挫败感的笑容，只凭我的本性依然是无法与人沟通的。总之，我掌握了这种交流的“伎俩”，即使只是一些答非所问的寒暄。这难道是在为地下活动四处奔走时练就的？或是得益于女人或美酒？应该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手头拮据。走到哪里都惴惴难安的我，也许只有混迹在这种大型酒吧，湮没于醉鬼和男女服务生之中，这颗不断被追逐的心才能获得宁静。我揣着十日元，独自走进银座这间酒馆，笑着对招待我的女服务生说：
“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您不必担心。”她说话带有关西腔。这样的一句话，不可思议地让我颤抖的心瞬间平静。不，这并非由于不必再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女人身旁我感到无比踏实。
我喝了酒。由于对女服务生放心，也不再想偷乖讨巧。我毫不掩饰自己沉默而阴暗的本性，只是一言不发地喝酒。
“这些吃的您喜欢吗？”
她为我端来各种菜肴。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秋夜寒凉。我照恒子（她似乎是叫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连一起殉情的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所说，在银座的某个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出现。（虽说忘记了她的名字，但不知为何，那寿司的糟糕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光头的老板长得活像条青蛇，他那佯装技艺高超、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我乘电车时，总觉得有些人的脸在哪里见过。冥思苦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事到如今，我已不记得那女人的名字，连她的脸的轮廓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模糊，却仍然真切地记得那卖寿司的老头儿的脸，甚至能准确地画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卖的寿司太难吃，令我太过痛苦。不过，别人带我去好评如潮的寿司店用餐时，我也从未有吃到美味寿司的记忆。寿司这东西太大了。我总是暗暗思忖：难道不能把它们捏成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阴郁的内心，宛如害了牙疼一般，单手托腮喝着茶。没想到，那女人喜欢的，正是那副模样的我。她本身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遗世独立的女人，仿佛身旁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随风狂舞。
我们躺在床上，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故乡在广岛。她说：“我是个有夫之妇，原本和丈夫在广岛经营一家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一起逃离家乡来到东京。但我丈夫在东京不做正经事，不久便因诈骗被抓进监狱。我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点吃的，不过明天起我不打算再去了。”不知为何，我生来便对女人的身世提不起半点兴致。或许是女人讲话技巧太差，她们似乎永远把握不住讲话的重点。总之，我全当那些话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

面面相觑，悲哀的对彼此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