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一生批了很多书，是位很有名的人物。
          一天，他到西湖灵隐寺去见老方丈，要批佛经。老方丈说："佛经是不能批的。"后来，他又向老方丈要佛经看一看，老方丈不给他看。为这事他俩争吵起来，一直争论到半夜。老方丈说："我出个上联，你对得上，就让你看佛经；对不上，佛经你就别看了。"金圣叹一想：对对子，那不是锅底下掏窝窝，手到擒来，有什么难处，就点头答应了。老和尚当场出个上联：半夜二更半。
          这还真把金圣叹难住了，左思右想怎么也对不上，只好离开了灵隐寺。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 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 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 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 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水浒传》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书，因而"水浒"问世本身就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但尽管它是奇书，却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奇书，因为中国的奇书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儒家"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再就是充满道学气、儒家气的以"载道"、"传道"为宗旨的诗文词赋，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然有存在的理由，也必然会去争取发展的权利。《水浒传》亦是这样，它既然敢于问世，就敢于让世人去接受他。从李卓吾拍案高呼"水浒"乃发愤之作，到叶昼的不同凡响的评点，再到金圣叹颇具真人气息的奇谈怪论，《水浒》这部野语村言真是越来越奇，越来越怪，怪到须由政府封杀，列为禁毁一类，且倡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金圣叹对此极为赞赏，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说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了两个也是一样"，"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知其所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难也；甚至忽然写一**，即居然**；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第五十回总评）这些评点极为精当，虽然在金氏之前叶昼已有类似的评点，但金氏与叶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十分注意人物刻画的共性与个性的水**融，使其栩栩如生，正所谓"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所以评论《水浒传》写人物的成就，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便成了金圣叹评点的重点内容。 

很崇敬金圣叹，他是一代奇才！

这份资料还不算完善，得找个机会重新整理。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看来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灵感、借鉴与效仿后的产物。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那些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在此后论述作者的生平与思想时不得不象步入雷区的士兵一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有好几次我禁不住要将金的生活态度与当初唱彻吴地风月场所的艳情小曲《挂枝儿》相比——尽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内容上确实都非常相似。比如入乡随俗，比如不拘形役。“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纳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叙》中为我们描绘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像。用毛（和谐和谐和谐）泽（和谐和谐和谐）东时代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善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沿着《讲话》所开辟的光辉文艺道路奋勇前进的作家。如果不是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乱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滩时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应该有他一个不错的位子。


     至于很多书中所乐于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计也是在那段婚后的慵懒与政治失意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在前面刚提到过的曾为他才子书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正好遇到他与一帮哥儿们轰饮聚谈“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在没有迪吧与摇和谐头和谐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逐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关他清醒时和夜晚的生活由于鲜有记载，因此一向为人所忽略。事实上，从他几年后不间断地将精彩纷呈的大部头著作推向市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余时间内他的灯火寒窗形象——读书与著述。在唱经堂市尘不侵、绿阴深锁的冬晚与春晓，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精神偶像的心灵交流中，他神游千古，笔如涌泉，喜笑怒骂，挥洒自如——这样的想象与假设，应该不算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吧！何况将精神面目隐藏在世俗行为背面原本就是金的拿手好戏。想想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里令孤冲扮演的那个福建泉州参将吴天德，相信对我们准确认识十七世纪早期的金圣叹有莫大帮助。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家伙好酒贪杯，言谈怪诞，浑浑噩噩，高深莫测——确实让人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一个酒鬼呢还是绝顶武林高手。


     当公元一**一年金在评点本《水浒》里突然以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并迅速走红，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惊。几年后批本《西厢》的出版问世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穷愁落魄的酒徒现在一下成了腰囊颇丰且为传媒注目的人物，其间的**性变化除了愤时嫉雅的艺术精神和对商业的熟练操弄，也寓示着这位天才语言大师的锋利辨舌已逐渐厌于对人世的嘲弄，开始将他开玩笑的对象锁定为书中的古人。他一上来就拿《水浒》《西厢》开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和一向深恶痛绝的以礼义为基础的中国正统文化对着干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积怨满腹的底层人物，这样的激进姿态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惊惧的思想锋芒加全新的艺术形式，这就是金私下里为自己准备的、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秘密武器。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处心积虑发动的这场**的目标几乎覆盖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其中既有美学原则关照下对原著的腰斩与增删，也有将总批、读法、序言、眉批与夹批混合使用、滚动操作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独门手法。在某些章回与段落，他甚至经常在叙述的高潮部分让笔触突然中断，转而扯起与此毫不相干的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市井轶闻——一种典型的欲擒故纵与好整以暇，从而令对作者隐私一向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着迷。市场对此反应强烈应该已在意料之中——特别是在南方城市。大众阅读阶层多少年来一直期待这样又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的文学读物出现。当然那些钦佩他推崇他的人对此中明显隐含的商业意图显然未能察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轻而易举获得的荣誉，认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伤风化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至少当时掌握话语权力的那些成名人物是这么看的。在一个仍然习惯以诗歌成就作为衡量文学才赋唯一标准的时代，金的另类做法遭到来自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冷遇应该不难想象。他们既妒忌他的成功，又为他愤世嫉俗的大胆作风深感恼火。尤为可恶的是这位言谈放诞、举止粗鲁的市民的儿子竟然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他关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新书的销售程度，以及读者的反应。在苏州、松江、南京等地的坊间，他前呼后拥、装疯卖傻，任由书贾老板们将他包装成风头正健的畅销书明星，并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坦然接受由此而来的知名度与滚滚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