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 著
　　　　　　　　　(上篇: 佛陀示现)
　　　　　　　　　一、如何理解佛教
　　对于中国人而言，不论他信不信佛，在日常生活及习俗之中，多多少少，均有佛教的成分在内。相对地，中国的佛教，也不全同于印度或其他国家的佛教；因为佛教到了中国之后，经过近两千年的发扬光大，早已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所以中国佛教，是外来的文化，也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可是，当佛教深入中国的民间而成为普遍化的信仰之后，对于佛教的根本面貌，反而不为大众所知；大众所知的民间佛教，乃是为求现世利益而供观音菩萨，为求死后安乐而供地藏菩萨，为了消灾祈福而念药师弥陀。活著的时候，为了求财、求寿、求子、求福、求平安，而到寺院敬香许愿；死了之后，即由亲属请了出家的僧尼，为之诵经超度。一般人所知的佛教，大约仅仅如此。当然，这些观念和现象，站在作为宗教信仰的功用上说，佛教并不反对，只是佛教的内容和佛教的根本精神，并不仅是如此。

　　这也难怪，纵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佛教于两汉之间，由西域传到中国以来，虽有不少的人接受了佛教，且为佛教的弘扬和实践作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众所周知，所谓儒释道三家的优劣论争，尚在其次，而以儒家或道家的立场，主张毁佛灭释的史实，也是历历可数。他们所据的理由是「尊王攘夷」，为了维护中国的国粹，就不得不打倒或消灭来自印度的佛教。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不先要求自己理解佛教，便竖起了灭佛的招牌，例如唐代的韩愈，便是典型人物。有些是先有了儒胜释劣的成见，再来阅读佛书，并进而采用佛理来充实他们的儒学思想，但仍抱著出主入奴的观念，排斥佛教，此如宋朝的朱熹，也是典型人物。此后所谓宋明的理学家，无不走著崇儒辟佛的思想路线，他们所持的理由，总以为佛教是出世遁世之学，儒家才是入世治世之学。道家则更有趣，排斥佛教，却又模仿佛经的形式，抄袭佛典的内容，编造成道教的经典。实则，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仅有方士而尚无道教，毋宁说中国的道教，是由佛教哺育而成的中国宗教；中国的儒学也由于佛教的滋润而开出了宋明理学的新境界。所以说谁是入世治世？谁是出世遁世？根本难以分辨。如说儒者治世，中国的政治，历代多以儒学为主，可是王朝的兴替治乱，始终都在变动之中，更可以说，近世中国之衰弱，便是整个中国文化所造成的，难道儒教没有责任吗？反而是佛教始终以在野的立场，尽化风易俗的义务，未尝有政治权力的野心，却从未逃避现实。假如说，佛教果真是消极避世的话，一般人信佛之后，便会脱离世俗，那么还有谁来向世俗的大众做宣化的工作呢？假如无人入世宣化佛的教法，佛教不唯不能传来中国，来了中国也无能深入民间而成为最普遍化的宗教。

　　当然，现代的知识分子，不会再以中国的儒家为正统而来排拒佛教；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只是这种思想已不合时代潮流，因为儒家本身也正遭受著各种角度的攻击，我们倒要反过来同情儒学的处境了。比如今天的世界潮流中，虽有很多欧美及日本的学者研究儒家思想，但其绝不会以儒家的儿孙自居，儒家所说的「道统」观念，在他们是无法承受的。至于佛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研究、在信仰、在实践，虽然也有不少学者仅将佛教当作学术研究，却有著更多的人在研究佛教，也信仰佛教。
　　很久以来，最大的困难，乃是无法使得没有宗教需求的人接受佛法。不信宗教和反宗教，有三种原因，一种是他们觉得宗教的信仰，对于自己无关紧要，不反对他人信仰，自己则不希望信仰；像这一种人，或可能当其遭遇世事的打击、变故之时，在无可告援之际，会想到某一宗教的信仰，对自己可能有用，也可能终其一生，不会进入宗教之门。另有一种人对宗教抱有所谓「迷信」的成见，所以反对宗教；但当他们在求知的原则下，接触宗教的人士或阅读宗教的书物，经过一段审察的时间之后，就很可能改变反宗教的态度，如要他选择那一个宗教，作为终身的信仰，我可断定他们将是选择佛教，因为在所有的各宗教中，佛教在表面上虽也不无迷信的色彩，佛教的教义，却是最不迷信的。再说第三种人，乃是属于某种主义或思想的忠实信徒，他们对于宗教，打内心起，就存有极深的偏见，要他们不反宗教，甚至信仰宗教的可能性，纵然是有，也很渺茫。这是世间相的相反处，也是相成处；没有恶，显不出善，没有恶，也无需要善；宗教是为需要的人而存在，却是为了无宗教信仰的大众而产生宗教。有了反宗教的人，始能促使宗教精神的历练与升华；有了反对佛教的人，才能为佛教带来新生的机运，所以，在大乘佛教的立场看恶魔，恶魔乃是修持逆行的大菩萨化现。因此，在佛教的立场，唯有尽其在我地努力弘化，绝不憎恶外来的打击者与毁谤者。

　　以上所说的三种人，第一种人假如接受了宗教，那是不论什么宗教，都有可能成为他们信仰的对象；第二种人如果接受宗教，必然是选择佛教；第三种人终身不信宗教，佛教也不将他们视作恶魔。但是，佛教徒们自己以恶魔的身分来摧毁佛法者，历史上不曾有过；因为若非大菩萨的化现，拥护佛教、修行佛法唯恐不及，岂敢破坏佛法！佛陀也曾再三叮咛：佛子爱护佛法，应当比爱护他自己的身命还重要。
　　不过，已如前述，中国人之信仰佛教者，占的比数很多；真正理解佛教者，占的数目则很少了。原因是一般人所接触的通俗的佛教信仰，已经变为神佛混淆，甚至被贬为低级的或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加上少数的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对佛教加以歪曲的描述。所以，纯正的佛教信仰是什么？虽已有著佛教的三藏教典，作过极多的解释工夫，然对现代的一般人而言，读通佛教的经论，固属不易，读完三藏教典，也没有必要。因此，有许多人，希望以最经济的时间，即能理解佛教，对佛教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这种概要性的、通俗性的佛教著作，以前不是没有，唯其多局于中国佛教的宗派介绍，或仅就某一个观点介绍，或仅以某一阶层的人作为介绍的对象而著笔。那些书，当然都是值得阅读的文字，所感不足的是未作通盘性的介绍；因为，我们要理解佛教，最好从佛教之所以发生在印度的社会及时代背景为始，然后认识佛陀的人格、佛陀的思想、佛陀的教团，以及教团的发展和演变，历史的传流与扩张。佛陀的教义，经过长时间的传述及注释，加上广阔面的繁衍及发扬，本质虽然未变，形态却因时、地、人物的不同而有了各式各样的表现；在这些形态之中，确有真正的佛教教义，不过也有不少是和真正的佛教并不相应的东西，我们应向读者承认这些事实，并指出这些事实。

　　以下，将根据近世佛教学界，所得最新的研究成果，用中学生即可看得懂的通俗笔法，写出十万字左右的一册书来，以提出问题和解答疑问的方式，将自印度开始的佛教教主、教理、教史、教仪等，作扼要和明确的介绍。
二、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
　　　　　　　　　　　　释迦牟尼佛
　　在古代的印度，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迦毗罗卫城，降生了一位王子，名叫悉达多，后来出家修道，成了无上智慧的彻悟者，也成了无量福德的圆满者，更成了最高人格的究竟者，所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因为他是出生于释迦族的一位圣人，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佛教既然不同于唯神论和唯物论的偏激，所以是平易近人的宗教，更是宽容博大的宗教。为了理解佛教之所以出现在印度，不妨把佛陀出生以前的印度，介绍一下：
　　　　　　　　　　　印度的民族
　　印度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便相当神秘且复杂，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复杂而繁多，但在西元第八世纪之初的回教徒入侵印度之前，印度尚未发生过宗教的战争，当回教徒以武力征服之后，和平与慈悲的佛教，即首遭灭亡之祸。经过两三个世纪回教王朝的统治之下的印度，下层社会的民众之间，也有不少人成了回教徒，起而与其原来的印度教对立，此后，印回两个宗教之间，战祸连绵，迄今未了。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之际，印度从英国统治了三百年的殖民政府之下，获得了独立，但却在印度领土之内，割出了一个新的回教国家巴基斯坦，纵然在印度境内的回教徒们，有了自己的回教政府，印、巴两个政府之间，依然时起战端。
　　至于印度教，乃是佛陀降生之前，印度民族的固有信仰，先是婆罗门教，经过历代的变迁而成为现在的印度教。
　　印度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间，即已有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都市文明，当时的印度人民，在以农业为主而兼营工商的情形下，已在衣食住方面，享受到了高度的生活水准，此从一九二二年，印度河流域的莫恩求达罗的遗迹发掘之中，已被证实。然而此一都市文明，于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之时，由于来自西北方的印度雅利安民族之侵入，便受到了破坏，此一新来的民族，相信也曾受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以雅利安民族为主流的印度文化。
　　从语言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和今日欧洲语系的各民族有其关连，所以统称之为印度雅利安语系的民族。其中的雅利安民族，是由中央亚细亚的高原，通过阿富汗尼斯坦，到达印度河流域，再向南侵而至恒河流域，结果，完成了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以及以恒河为中心的许多新宗教，佛教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大新兴的宗教。
　　可是，印度除了白种的雅利安人，尚有肤色黑暗的土著，达罗维荼人住于南方，另有一支接近中国边界的蒙古族，释迦牟尼的降生地，现在也从印度本土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仅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小王国，叫做尼泊尔，以其现在的住民而言，与蒙古血统的黄种人无异。因此，近世的学者之中，例如英国的历史家斯密斯氏(Vancent A. Smith)，以为释迦牟尼即是蒙古系的黄种人，但是，依据佛典中的记载，以及传统的见解，佛陀是雅利安族的白种人。

　　　　　　　　　　　　　婆罗门教
　　所谓婆罗门教，是雅利安人的宗教，这个宗教的形成，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居于印度河流域的时代，后来，恒河流域产生了耆那教，特别是佛教等新宗教，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婆罗门教本身也发生了革新运动，故到近世以来，称之为印度教。但在本质上说，印度教与婆罗门教的意味，并无差别。所谓婆罗门，是雅利安人之中世袭的祭师阶级，他们在宗教上占有无上的权威，故将他们的宗教称为婆罗门教。
　　若从文化史的背景上考察起来，婆罗门教的根源，并非产于印度，而是印度欧罗巴诸民族的共同信仰，例如印度与波斯的宗教之神，大致相同，印度的善神为提婆(Deva)，恶神为阿斯罗(Asura)（到佛教之中称为阿修罗）；在波斯的□教，善神为阿诃罗(Ahura)，恶神为阿劣曼(Ahriman)。印度教祭火，火神为阿耆尼(Agni)；□教也拜火，火神是阿脱尔(Atur)。同时，这两个宗教，均用一种苏摩(Soma)的草制成的酒，当作祭神的圣物；也均用动物作为供祭的牺牲。由此可以明了波斯的□教和印度的婆罗门教之间，有著共同的渊源关系。即使古代的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人的诸神之信奉，也是基于同一个起源，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之后，欧洲各民族才和他们原有的宗教告别。

　　　　　　　　　　　　吠 陀
　　婆罗门教的第二特色，是把他们来自天启的圣典，视为绝对的真理之所在，共有四类，总名为吠陀（Veda，意为知识），即是他们的四大根本教典。
(1)梨俱吠陀：这部书不但是印度最古的文献，也是全体印度欧罗巴民族中最古的文献，总集了一千多首宗教赞歌，在其中看到了雅利安人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五河地方，率直地吐露了他们对於宗教的感情，对於种种神明的奉祀与祈祷，其中有关前面所知苏摩酒的供养之处很多。这些赞歌，由祭师阶级的婆罗门，代代相传，且为以口传口，不以文字记载，视为无上的神圣。
(2)沙磨吠陀 及(3)夜柔吠陀：在内容方面，此二吠陀，不出梨俱吠陀的范围，乃是为了使用于各种不同的祭典，编集而成。
(4)阿闼婆吠陀：大致也和梨俱吠陀类似，所不同者，其中有著很多用于各种场合的咒术及魔术，这是它的特殊之处。所以近代学者之中，有人以为阿闼婆吠陀，或者是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受到印度土著民族的民间信仰之影响，才有这样的圣典出现的。
　　除了以上四种被称为吠陀「本集」(Samhita)或吠陀文献之外，尚有《梵书》(Brahmana)、《森林书》(Arangaka)、《奥义书》(Upanisad)等三种，也应包含于吠陀文献之内，而被视为《天启书》(Sruti)，以别于后世产生的《圣传书》(Smrti)。其中特别是《奥义书》，宣说了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故为研究印度哲学学者们，极其珍贵的文献。到了西元纪元之后，婆罗门教的内部，也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哲学学派，不过，凡是属于婆罗门教的任何派别，无不将《天启书》视为绝对的神圣。
　　总之，婆罗门教虽可因为时地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对于婆罗门阶级的特权和吠陀神圣的信念，乃是永远不变的。当回教侵入印度之后，用武力压迫印度人民改奉回教，自属事实；然在下层的贱民社会，取得许多人的真心信仰，苦于宗教的阶级制度，亦未尝不是原因之一，这是可想而知的事。

　　　　　　　　　　　新兴的宗教
　　所谓新宗教，当然是和传统的婆罗门教不同。那是不依赖传统信仰和圣典的权威，而是基于各自的体验所产生的信念；也就是说，不要仰仗外在的给予，而要藉著自我的寻求，来满足宗教的信心。
　　由于这样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热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务俗累，走出家庭，隐向山林，专心于精神的修养，以期从切身的体验之中，彻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恼。像这样的出家人，当时即被称为沙门('sramana)，他们在婆罗门之间，也可算得上是为求真理的良师，穷年竟月地长期修行的故事，在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中，也曾说到过；可惜，在婆罗门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权的限制，不能活用《奥义书》或自由地加以讨论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出家的沙门那样，如想达成这个目的，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家庭，跟著沙门去度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罗门来，沙门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们对于这样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为奇，所以供给衣食，使得他们没有生活之忧，得以一心修行。这一风气的形成，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之时，已由没有组织的云水状态的个别的沙门群中，出现了好多位拥有数百名乃至数千名弟子的大沙门，各自成为一个教团，以他们自己所体得的道理，教导他们的弟子。
　　这种思想的倾向，是自由化的结果，但也不是统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极为活泼和繁杂的时代。最不可思议的，在这些新兴宗教的沙门团之中，竟有一种极端的唯物论在内，他们宣扬现实的美好，嘲笑婆罗门的宗教和世间的道德。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印度社会，影响很大。但是，无理地迷信神权和天启，固然不是人类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现实世间的名利物欲，更非人类的幸福之道。为了挽救这两个走极端的思想危机，所以在许多的沙门团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Jina）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仅在发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几个共通之处，例如，两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阶级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点，耆那教与佛教，都是反唯物的无神论者。不过，两者的命运却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并，复遭回教徒的彻底破灭；耆那教却在印度历史上，从未中绝过，目前尚有一百万左右的教徒。相反地，佛教虽在印度灭亡了，却在亚洲各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而且在印度的新旧各种宗教之中，唯有佛教发出的光芒，使得全世界的人类，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崇高伟大。

　　　　　　　　　　　出家与苦行
　　适巧，当悉达多太子第四次郊游回宫，计画要走上出家之道的时候，忽然接到报告，说是妃子耶输陀罗，产一男婴，要他命名，他想他正要去出家，却来了一个障害出家的枷锁，因而取名罗侯罗(Rahula障害)。但是，他既决心要出家，谁也留他不住。就在那天的夜晚，当他的妃子抱著小王子正在熟睡之时，他便向她们作了无言的告别。唤醒了他的御者车匿(Chanda)，牵出了他的爱马康特迦(Kanthaka)，悄悄地出了宫殿，离开了迦毗罗卫城，直到进入了森林的深处，削去了头发，脱下了身上所有华贵装束，穿上用树皮编制的沙门服，然后嘱咐御者车匿，带著他的服饰和那匹白色的爱马，返回宫中，向父王报告，他已出了家，若不成道，决不回国。当时佛陀的年龄是二十九岁，有的传说是十九岁。
　　当他进入森林之后，新鲜的宗教生活，便是参访当时有名的外道仙人，那是专以修行瑜伽有了成就的人。没有多久，他便修成了和他老师同样程度的境界，因此，未久之间，连续寻访了好几位名师，但均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在佛陀的体验之中，知道那些外道名师的所谓解脱，所谓与梵交感，与梵合一，都不是究竟的解脱之道。然在没有更加高明的名师可供他去参访求教之后，只好独自一人，和其他的外道沙门一样，修习苦行去了。他的毅力是极其感人的，在苦行林中，修练绝食的苦行，连续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每天仅以一粒野生的麦子，维持他的生命。当这消息传到净饭王的耳中之后，便派了五位侍者照顾他的生活，结果这五位侍者，也受佛陀的精进所感，陪伴佛陀修了六年苦行。
　　可是，修了六年的苦行，身体枯瘦得已如乾柴，尚未见到悟道成佛的消息，始知依照一般苦行外道那样地盲修苦行，毕竟无益于精神的向上。于是放弃了苦行，改用专心瞑想的工夫。他离开苦行林，走到尼连禅(Nairan~jana)河的清流之中，洗净了六年来的身垢，但他的身体实在太瘦弱了，所以接受了一位村姑供养的乳粥，恢复了他的元气，然后便到附近一棵叫做毕钵罗(Pippala)的大树之下，用草敷成一个座位，面向东方，双腿结成跏趺，平稳地坐了下来，并且发出大誓愿说：「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不过，先前陪他同修苦行的五位侍者，见他放弃了苦行，都以为佛陀退了道心，又见他接受了一个少女的乳粥供养，便说「他堕落了」，所以离开佛陀，另找他处修行去了。

　　　　　　　　　　　　佛陀的行止
　　释尊于成道之后，直到入灭为止，大约有四十五年的岁月，每年除了四个月的雨季，和常随的弟子们在某信徒的家里，或在某长者所建赠的精舍、林地、庄园之中，安居度过之外。平均每年有八个月的时间，从事于游化人间的工作。经常由村至村，由城至城，由此国到彼国，在许多弟子的伴同之下，到处宣化佛的教法，往往是用浅近的比喻和生动的民间故事，作为宣扬佛法的方便。
　　佛陀时代，有名的居所，除了前述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尚有舍卫城(Savatthi)附近的只园精舍，亦名只树给孤独园(Jetavanaanathapindasyarama)。这地方，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佛陀的许多经典的说出，与这两处有关，因为场所广大，便于容纳多数的听众和出家人的住宿，所以在许多佛经的开卷之时，即说明当时佛陀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或舍卫城的只园精舍所说。王舍城是摩竭陀国(Magadha)的首都，舍卫城是□萨罗(Kosala)国的首都，这两个国家，正是恒河流域印度新文化的中心，比起释迦族的迦毗罗卫，也都是大国和强国。
　　说起只园精舍的因缘，非常富有诗意。据说，当佛陀带著来自释迦王族的新弟子们，回到王舍城之后，即有一位当地的富豪，恭请佛陀及其弟子们，到他家里应供吃饭，恰巧于前一天的下午，这位富豪有位亲戚，名叫须达多(Sudatta)，特别自舍卫城来访，见到这个富豪的全家上下，都在忙碌非常，一问之下，始知是为准备迎请佛陀应供。当他听到「佛陀」的尊号之时，感到惊喜不已，即说：「佛陀的名字都不容易听到，何况能够见到佛陀并且礼敬佛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因此，等不及第二天天明，须达多便迳自前往佛陀的住处求见，那晚的佛陀，是在塞林(Sitavana)中静坐，那是林葬的墓地，人死之后，弃尸于此，任鸟兽□食的林地。虽在极端的恐怖心理之下，须达多还是鼓足了勇气，走进了阴森的寒林，拜见了佛陀，亲闻了佛法，成了虔诚的在家弟子。因他乃是舍卫城的首富，故请佛陀到西北方的舍卫城去弘法。他在回国的途中，凡是遇到了熟人，就劝他们共同发心，建一座精舍，供养佛陀和佛的比丘弟子。由于他的交游广阔，并且受到许多人的尊敬，颇收一言九鼎之效，一边劝说，一边著手建造精舍的工程。
　　再说建造精舍的处所，当他回到舍卫城后，看了很多地方，均不理想，唯有只多(Jeta)太子的私人游园最合适，所以投金五十四亿，买下了地皮，另由只多太子献出园中的树木，故名只多林(Jetavana)。须达多乐善好施，周济孤独，号为给孤独长者。由两者的功德所成，故称只树给孤独园。当在只园精舍的建筑工程进行之际，佛陀首先派了舍利弗前往，负起监督任务。这所精舍占地达八十顷，长一千六百英尺，宽四百五十英尺。约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坪，建有十六大重阁，六十窟屋，六十四院，窟外的别房住屋千二百处，各别集众打犍锥处百二十所。由此看来，这是多么雄伟的大寺院了。住于舍卫城的□萨罗国王波斯匿(Prasenajit)王，当佛陀到了只园精舍之后，也常喜前往访问听法，成了三宝的拥护者。
　　从此之后的释迦世尊，便经常往返于东南的王舍城和西北的舍卫城之间，佛教的教化活动，也即以此约六百公里直径的范围为中心。

　　　　　　　　　五、佛陀的根本教义
　　　　　　　　　　　何谓根本教义
　　此所谓根本教义，顾名思义，乃是佛教教义的基础或原则。佛陀悟道之前的印度，没有这样的思想，佛教的悟道，便是开发了自有地球的人类历史以来，从未发现过的真理，这个真理，便是说明宇宙人生的存在及其变迁的原理，明乎其中的道理之后，便可循著此一道理的轨迹，走向超脱的境界。
　　所以，当释迦世尊成道之后，最初说出的教法，即是从其大觉智慧之中流露出来的根本教义。但是，佛陀在世，一共度过了四十多年的传道生涯，在此漫长的岁月之中，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个人和群众，也经历了好多文化背景和风俗语言并不相同的环境，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对象，便以种种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宣说他的教法。然而，宣说的角度和方式虽有不同，却是为了同一个原则，站在同一个基础，那便是佛陀的根本教义。

　　　　　　　　　印度宗教的梵天和人类
　　在佛陀以前的印度宗教，认为宇宙万物均系梵天所生，在祭师阶级的婆罗门，优势独占的情形下，又将人类的产生，分为四个等级：由梵天的头上生出职业的宗教师婆罗门族，由肩上生出武士及王者阶级的刹帝利族，由腿上生出农工及商业阶级的吠舍族，由足上生出奴隶贱民阶级的首陀罗族。此系出于四吠陀(Veda)中最早出现的梨俱吠陀(Rg-veda)所收的＜原人歌＞，这也就是说，人类，由于神的造作，有始以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类唯有畏神和敬神，并向神献祭之外，不可能自行解决任何问题。尤其对于被征服的奴隶阶级，称为「一生族」，他们没有信奉宗教的权利，被置于神的眷顾之外，当他们死了之后，再没有转生的机会。至于其他三种阶级，称为「再生族」，同在神的眷顾之下，尚有死后再生的权利；这种不平等的宗教思想，虽然指出了宇宙的起源和人间的现象，但却无以证明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佛陀的教法——四圣谛
　　佛陀的教法如何呢？不用说，佛陀是经过了印度原有宗教思想的薰染，而再予以审察的结果，开出了新鲜合理而伟大的智慧之花，那便是以「四圣谛」(catursatya)——四种转凡夫为圣人的真理。虽然，在这四条真理之中，没有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为何？但却为我们解答了宇宙的存在以及人生的价值问题，更为我们说明了人生的归向以及达到永恒目的的实践方法。事实上，整个的宇宙，便是一个无限的存在，我们对于空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产生出分辨的认识，乃是由于我们在无限的存在之中，自我局限于有限的存在之故，假如摆脱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当下便进于无限的存在，和整个的宇宙相等。
　　至于，在此无限的宇宙之中，何以会产生了有限感觉的凡夫众生？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佛陀对此，没有加以解释，仅谓「法尔如是」，也就是说自然如此的。因为有了凡夫众生，始有宇宙之存在的感受，故也可说，凡夫众生，并非来自宇宙的分裂，或所谓上帝的创造，乃是本来就有的，无法追究其起源的；因为宇宙本身，没有时空的界限，存在于宇宙中的凡夫众生，亦无时空的起点可求，所谓起迄和来往，仅是凡夫众生的幻觉，不是宇宙本体的真相。所以释迦世尊，不谈宇宙和人生的创始，并且坚决否认上帝创造世界之说。佛陀只教我们如何从有限存在的凡夫众生，转变而成无限存在的大解脱者，凡夫众生的忧悲苦恼和生老病死，均系由于对于种种幻景的贪求、嗔拒、无智慧，故被幻景所左右，以致身陷于幻景的有限之中。由此可见，我们所感受的有限存在，并非真实的存在，乃是虚幻的存在。佛陀的教法，便是指点我们：循著一定的方法，从迷幻的有限之中走出来。具体的说，便是「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现在，分别而又一贯地将之介绍如下：